第158頁
Brooks)少將和巴加特(P.S.Baghat)准將兩人卻奉命不要去追究在這次潰敗中的個人責任。國防部長恰范後來在議會裡說，調查人員“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對那些與這次戰役有關或參加了這次戰役的人進行政治迫害”。此外，還不准他們向參謀局和陸軍總部其他部門的軍官進行查問，不准查閱陸軍總部的檔案。塔帕爾將軍拒絕向調查委員會發表意見，但表示願意在調查報告完成後，寫上自己的批語——他的繼任者認為這是完全不符合制度的。考爾遞交了兩份很長的聲明。陸軍總部的一些軍官，特別是作戰處長帕利特准將，向新任的陸軍參謀長提供了幾份報告，但是那些報告沒有送給布魯克斯。就連達爾維准將於一九六三年五月從中國被遣送回國後所提出的報告，也沒送到布魯克斯手裡——當時，調查實際上已經差不多要結束了。
可見，布魯克斯和他的同僚們並沒有能掌握全部情況，也未能對文官領導與陸軍總部之間一些帶關鍵性的交涉進行調查。然而，上級決定總要影響到下屬部隊單位，因此可以在事後產生的影響中去追溯當時上級所作的決定。所以，布魯克斯的報告中就提到了災難的根源在於“更高級的作戰指揮”，也在於自一九六一年中以來某些高級軍官沒有能夠抵制他們明明知道——或者說應該知道——是不切合軍事實際的政策。報告詳細地回顧了東北邊境特區戰鬥的過程；報告雖然沒有公開指責考爾、森和塔帕爾等人，但還是點明了他們對於潰敗所負的責任。這份報告的內容當然只能給尼赫魯和印度政府的名聲帶來極大的損害，因此印度政府就把這份報告當作絕密文件存檔了事。恰范說，“我們不應該講，或者做那些助長敵人氣焰，而挫傷自己銳氣的事情”，所以他僅就這份報告向議會作了一個聲明。聲明中很溫和地提到，陸軍的上級機關對若干本應由前線軍官來決定的戰術問題進行了某些干預。某些旅以上的指揮官的確存在著某些“缺點”。關於克節朗河到邦迪拉的“一系列挫折”，恰范所作的解釋是：“那些戰鬥是在我們最遙遠的邊境上，而且在陸軍所從未到過的高原上進行的。那些地方在地理上對我軍完全不利，而對敵人則十分有利。”他用這樣的說法來安慰大家：“初期的這種挫折是戰爭發展的常態，關鍵的是誰能贏得最後的戰役。”布魯克斯的報告本身一點也沒有粉飾失敗，但這份報告經過政府這麼一番剪裁，遂被用來粉飾失敗，反對派對之也無可奈何。不管東北邊境特區的潰敗是由於什麼樣的錯誤指揮或疏忽所造成。大家都很清楚：國防部和陸軍畢竟已換上了新的領導班子，陸軍的大規模改組、擴充和重新裝備的工作也正在進行。因此，國大黨準備既往不咎。看來，除非有朝一日非國大黨的政府在新德里上台，否則布魯克斯的報告是不會公布的。
尼赫魯沒有作出打算要辭職的姿態。他和他的政府就這樣地勉強地度過了危機，表面上還同過去一樣。要是別的民主國家的內閣遭到這樣的災難，老早就垮台了，從表面看，甚至尼赫魯個人的地位也沒有太大的降低，人們普遍覺得國家仍處於戰爭狀態，這種感覺壓住了對領導人的批評。
[
註：國大黨企圖用緊急狀態壓制這類批評。國大黨發出的一個通告中提到反對黨“正在利用緊急狀態向國大黨臉上抹黑”，“甚至連總理也遭到攻擊”。它號召應對此採取有力的反措施，並提出“應強調誰批評[尼赫魯]，誰就是賣國賊。”
]
但事實上，尼赫魯過去對議會和國大黨在道義上和政治上的主宰地位已一去不復返了；這種地位在他一生最後的十八個月中，也始終沒有得到恢復。國大黨議會黨團執行委員會在它就梅農問題上責難尼赫魯、迫使梅農辭職，並且不理睬尼赫魯暗示他也想辭職的時候，就已形成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力量。從那時以後，往日只要尼赫魯一提到他想暫時下野就能使國大黨驚慌失措的那種狀況，也永遠結束了。
新德里的內部力量對比的變化本來是很自然的，甚至是早就應該發生的。但是在尼赫魯繼續擔任總理的期間，這種變動反而使政府更加猶豫不決，優柔寡斷。根據十一月宣布的緊急狀態法令，中央政府對各邦和個人都擁有無上的權力；因此人們曾期望政府能以堅強的行政手段指導因邊境戰爭而激發起來的愛國熱潮，從而使印度可以從此闊步前進。但是這些希望都落空了。既然並不存在戰爭，戰爭的努力很快就冷下來了。在邊境戰爭之前，當尼赫魯還處於全盛的時候，可以說印度有了一個不願建立獨裁制度的獨裁者；但在全國處於緊急狀態的時刻，印度有了獨裁制度，卻又沒有一個獨裁者。
只有在國防方面，印度政府表現得果斷堅決。多年來軍費撥款都受到很大限制，但現在印度三軍，特別是陸軍，幾乎要多少就能得到多少。在以後的兩年裡，印度的國防開支增加了一倍以上。
[
註：印度國防開支一九六O至六一年為2,809,000,000盧比；一九六一至六二年為3,125,000,000盧比；一九六二至六三年為4,739,000,000盧比；一九六三至六四年為8,161,000,000盧比。同一時期物價上漲約百分之八。(以上數字系根據年度預算)
可見，布魯克斯和他的同僚們並沒有能掌握全部情況，也未能對文官領導與陸軍總部之間一些帶關鍵性的交涉進行調查。然而，上級決定總要影響到下屬部隊單位，因此可以在事後產生的影響中去追溯當時上級所作的決定。所以，布魯克斯的報告中就提到了災難的根源在於“更高級的作戰指揮”，也在於自一九六一年中以來某些高級軍官沒有能夠抵制他們明明知道——或者說應該知道——是不切合軍事實際的政策。報告詳細地回顧了東北邊境特區戰鬥的過程；報告雖然沒有公開指責考爾、森和塔帕爾等人，但還是點明了他們對於潰敗所負的責任。這份報告的內容當然只能給尼赫魯和印度政府的名聲帶來極大的損害，因此印度政府就把這份報告當作絕密文件存檔了事。恰范說，“我們不應該講，或者做那些助長敵人氣焰，而挫傷自己銳氣的事情”，所以他僅就這份報告向議會作了一個聲明。聲明中很溫和地提到，陸軍的上級機關對若干本應由前線軍官來決定的戰術問題進行了某些干預。某些旅以上的指揮官的確存在著某些“缺點”。關於克節朗河到邦迪拉的“一系列挫折”，恰范所作的解釋是：“那些戰鬥是在我們最遙遠的邊境上，而且在陸軍所從未到過的高原上進行的。那些地方在地理上對我軍完全不利，而對敵人則十分有利。”他用這樣的說法來安慰大家：“初期的這種挫折是戰爭發展的常態，關鍵的是誰能贏得最後的戰役。”布魯克斯的報告本身一點也沒有粉飾失敗，但這份報告經過政府這麼一番剪裁，遂被用來粉飾失敗，反對派對之也無可奈何。不管東北邊境特區的潰敗是由於什麼樣的錯誤指揮或疏忽所造成。大家都很清楚：國防部和陸軍畢竟已換上了新的領導班子，陸軍的大規模改組、擴充和重新裝備的工作也正在進行。因此，國大黨準備既往不咎。看來，除非有朝一日非國大黨的政府在新德里上台，否則布魯克斯的報告是不會公布的。
尼赫魯沒有作出打算要辭職的姿態。他和他的政府就這樣地勉強地度過了危機，表面上還同過去一樣。要是別的民主國家的內閣遭到這樣的災難，老早就垮台了，從表面看，甚至尼赫魯個人的地位也沒有太大的降低，人們普遍覺得國家仍處於戰爭狀態，這種感覺壓住了對領導人的批評。
[
註：國大黨企圖用緊急狀態壓制這類批評。國大黨發出的一個通告中提到反對黨“正在利用緊急狀態向國大黨臉上抹黑”，“甚至連總理也遭到攻擊”。它號召應對此採取有力的反措施，並提出“應強調誰批評[尼赫魯]，誰就是賣國賊。”
]
但事實上，尼赫魯過去對議會和國大黨在道義上和政治上的主宰地位已一去不復返了；這種地位在他一生最後的十八個月中，也始終沒有得到恢復。國大黨議會黨團執行委員會在它就梅農問題上責難尼赫魯、迫使梅農辭職，並且不理睬尼赫魯暗示他也想辭職的時候，就已形成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力量。從那時以後，往日只要尼赫魯一提到他想暫時下野就能使國大黨驚慌失措的那種狀況，也永遠結束了。
新德里的內部力量對比的變化本來是很自然的，甚至是早就應該發生的。但是在尼赫魯繼續擔任總理的期間，這種變動反而使政府更加猶豫不決，優柔寡斷。根據十一月宣布的緊急狀態法令，中央政府對各邦和個人都擁有無上的權力；因此人們曾期望政府能以堅強的行政手段指導因邊境戰爭而激發起來的愛國熱潮，從而使印度可以從此闊步前進。但是這些希望都落空了。既然並不存在戰爭，戰爭的努力很快就冷下來了。在邊境戰爭之前，當尼赫魯還處於全盛的時候，可以說印度有了一個不願建立獨裁制度的獨裁者；但在全國處於緊急狀態的時刻，印度有了獨裁制度，卻又沒有一個獨裁者。
只有在國防方面，印度政府表現得果斷堅決。多年來軍費撥款都受到很大限制，但現在印度三軍，特別是陸軍，幾乎要多少就能得到多少。在以後的兩年裡，印度的國防開支增加了一倍以上。
[
註：印度國防開支一九六O至六一年為2,809,000,000盧比；一九六一至六二年為3,125,000,000盧比；一九六二至六三年為4,739,000,000盧比；一九六三至六四年為8,161,000,000盧比。同一時期物價上漲約百分之八。(以上數字系根據年度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