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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這個時候，事情已經很清楚了：由於在邊境戰爭中失利，印度拒絕通過談判解決爭端的決心更加堅定了。一九六三年四月，周恩來給尼赫魯的信中，譴責尼赫魯採取不誠實的做法，指出印度根本無意舉行談判。周恩來說，印度利用科倫坡建議含糊不清的地方，把科倫坡建議解釋為符合印度關於恢復九月八日位置的要求，一方面又企圖把科倫坡建議變為裁決，強加在中國身上。至於提交國際法庭，“說穿了無非是為了掩蓋印度政府拒絕談判的事實而已”。周恩來反覆申述，中國準備以雙方原則上接受的科倫坡建議為基礎，立即開始談判。“如果印度政府由於國內外政策的需要，一時還不準備談判，中國政府也願意耐心地等待。”
一年以後，尼赫魯在議會裡講到，如果中國部隊在西段從邊界線的他們一側二十公里地區內全部撤出，他將願意考慮會談(暗示印度將放棄堅持在那個地區重新設立哨所的主張)。而周恩來過去提出的正是同樣的妥協方案。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的兩位代表同尼赫魯討論後把這個意見告訴了中國政府，中國並沒有拒絕，只是說，如果這是個認真、嚴肅的建議，應該由印度政府自己提出來。但新德里卻立即否認尼赫魯曾委託羅素的代表轉達任何口信，只是說，如中國軍隊從西部地區撤走，“這種新情況……可能值得考慮”。但是中國政府這個時候已決定，除非印度的態度有根本改變的明證，否則中國同印度進行邊界問題的討論將是徒勞的。北京說，它有充分的理由認為：
即使在印度要求的先決條件都得到滿足的情況下，印度政府也並不準備認真談判和解決邊界問題。印度政府歷來的態度是：它根本不承認中印之間存在著邊界問題；它武斷地認為，它所主張的邊界就是中印之間的已定界；它頂多承認雙方有一些小的“分歧”。因此，它實際上認為，印度已經占了的中國地方是不容談判的；印度企圖占領的中國地方也是不容談判的，如果要談，也只是談中國的撤出或印度的進入。……在這種情況下，可以想見，即令邊界談判能夠舉行，又能有什麼結果呢？
雙方外交文件的往來繼續了好幾年，新德里繼續公布了這些文件。在辯論的技巧上，印度贏得了讚賞；它繼續把自己打扮成一個受害者，把中國說成是侵略的和頑固不化的。但地面上的局勢已同過去完全不同。事實上中國壓倒一切的勝利已經解決了邊界問題。
隨著戰火硝煙的消散，大多數關心國際形勢的印度人士不得不適應一個黯然神傷的新世界。昨天還是永恆不變的真理，今天已證明是虛妄的。那些被看作是支持者和朋友的人們既然沒有真的支持自己，因而也就再算不得朋友了。印度認為不結盟國家背叛了它，因為這些國家對停止印中戰爭的問題想得太多，而對中印爭端的起因和是非卻考慮太少。印度卻忘記了正是它自己過去竭力地鼓吹要對世界上發生的爭吵都採取這種態度。印度對那些不問是非的中立主義者拒絕給予印度所要求的無保留的同情和支持，產生很大的反感。他們對蘇聯也感到有幾分不滿。倒是美國、英國和其它西方國家在印度危急之際，挺身而出，譴責了中國，向印度提供了武器和其他方面的援助。
盛行一時的不結盟的熱烈氣氛——特別是印度裝模作樣加以渲染的那一套——已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同樣，在更廣闊的國際範圍內，那些使得印度的不結盟顯得有意義、並在不久前頗受歡迎的各種條件，也發生了變化。冷戰已成過去，代之而產生的是美蘇之間審慎的和解。美國在亞洲越來越積極地進行活動，反對中國。雖然當時還不能清楚地看出蘇聯也是朝著這個方向前進，但莫斯科和北京之間嚴重分裂的端倪已現。印度同中國的不和，適應了正在出現的大國間關係的新格局，使得印度在實際上走向雙重結盟，既聯美，又聯蘇，共同反華。俄國並沒有因為美國對印度提供大量的軍事援助而被排斥在外(當尼赫魯把呼籲美國援助一事通知莫斯科時，俄國人答稱他們理解印度的請求和需要)。相反地，他們自己也不斷地增加了對印度的經濟和軍事援助。一九六五年以後，美國中止了軍援，莫斯科乃成為印度防務裝備的最大供應者。
邊境戰爭的直接後果，看來是印度不加掩飾地向美國靠攏。尼赫魯仍聲稱不結盟依然存在並未受到損害，但是據加爾布雷思講，一九六三年一月印度外事秘書曾向他表示，印度政府願意“同美國在亞洲各地進行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合作”以遏制中國。印度的提議沒有得到什麼反應——據加爾布雷思說，美國國務院看來對此採取了審慎的態度——印度的這個提議同一九六二年以前它所持的態度相比較，也許是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而新德里出現美國軍事代表團以及美制C-130運輸機大隊往返拉達克運送美援物資，卻公開證實了印度在中印邊境失敗的打擊下離原來的立場的確已經走得很遠。甘迺迪總統接到尼赫魯請求援助的呼籲後，曾派出艾夫里爾·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率領國務院和五角大樓的高級顧問團，此外還派遣了美國為隨時應付地面緊急情況而組成的機動突擊部隊的司令保爾·亞當斯(Paul
一年以後，尼赫魯在議會裡講到，如果中國部隊在西段從邊界線的他們一側二十公里地區內全部撤出，他將願意考慮會談(暗示印度將放棄堅持在那個地區重新設立哨所的主張)。而周恩來過去提出的正是同樣的妥協方案。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的兩位代表同尼赫魯討論後把這個意見告訴了中國政府，中國並沒有拒絕，只是說，如果這是個認真、嚴肅的建議，應該由印度政府自己提出來。但新德里卻立即否認尼赫魯曾委託羅素的代表轉達任何口信，只是說，如中國軍隊從西部地區撤走，“這種新情況……可能值得考慮”。但是中國政府這個時候已決定，除非印度的態度有根本改變的明證，否則中國同印度進行邊界問題的討論將是徒勞的。北京說，它有充分的理由認為：
即使在印度要求的先決條件都得到滿足的情況下，印度政府也並不準備認真談判和解決邊界問題。印度政府歷來的態度是：它根本不承認中印之間存在著邊界問題；它武斷地認為，它所主張的邊界就是中印之間的已定界；它頂多承認雙方有一些小的“分歧”。因此，它實際上認為，印度已經占了的中國地方是不容談判的；印度企圖占領的中國地方也是不容談判的，如果要談，也只是談中國的撤出或印度的進入。……在這種情況下，可以想見，即令邊界談判能夠舉行，又能有什麼結果呢？
雙方外交文件的往來繼續了好幾年，新德里繼續公布了這些文件。在辯論的技巧上，印度贏得了讚賞；它繼續把自己打扮成一個受害者，把中國說成是侵略的和頑固不化的。但地面上的局勢已同過去完全不同。事實上中國壓倒一切的勝利已經解決了邊界問題。
隨著戰火硝煙的消散，大多數關心國際形勢的印度人士不得不適應一個黯然神傷的新世界。昨天還是永恆不變的真理，今天已證明是虛妄的。那些被看作是支持者和朋友的人們既然沒有真的支持自己，因而也就再算不得朋友了。印度認為不結盟國家背叛了它，因為這些國家對停止印中戰爭的問題想得太多，而對中印爭端的起因和是非卻考慮太少。印度卻忘記了正是它自己過去竭力地鼓吹要對世界上發生的爭吵都採取這種態度。印度對那些不問是非的中立主義者拒絕給予印度所要求的無保留的同情和支持，產生很大的反感。他們對蘇聯也感到有幾分不滿。倒是美國、英國和其它西方國家在印度危急之際，挺身而出，譴責了中國，向印度提供了武器和其他方面的援助。
盛行一時的不結盟的熱烈氣氛——特別是印度裝模作樣加以渲染的那一套——已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同樣，在更廣闊的國際範圍內，那些使得印度的不結盟顯得有意義、並在不久前頗受歡迎的各種條件，也發生了變化。冷戰已成過去，代之而產生的是美蘇之間審慎的和解。美國在亞洲越來越積極地進行活動，反對中國。雖然當時還不能清楚地看出蘇聯也是朝著這個方向前進，但莫斯科和北京之間嚴重分裂的端倪已現。印度同中國的不和，適應了正在出現的大國間關係的新格局，使得印度在實際上走向雙重結盟，既聯美，又聯蘇，共同反華。俄國並沒有因為美國對印度提供大量的軍事援助而被排斥在外(當尼赫魯把呼籲美國援助一事通知莫斯科時，俄國人答稱他們理解印度的請求和需要)。相反地，他們自己也不斷地增加了對印度的經濟和軍事援助。一九六五年以後，美國中止了軍援，莫斯科乃成為印度防務裝備的最大供應者。
邊境戰爭的直接後果，看來是印度不加掩飾地向美國靠攏。尼赫魯仍聲稱不結盟依然存在並未受到損害，但是據加爾布雷思講，一九六三年一月印度外事秘書曾向他表示，印度政府願意“同美國在亞洲各地進行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合作”以遏制中國。印度的提議沒有得到什麼反應——據加爾布雷思說，美國國務院看來對此採取了審慎的態度——印度的這個提議同一九六二年以前它所持的態度相比較，也許是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而新德里出現美國軍事代表團以及美制C-130運輸機大隊往返拉達克運送美援物資，卻公開證實了印度在中印邊境失敗的打擊下離原來的立場的確已經走得很遠。甘迺迪總統接到尼赫魯請求援助的呼籲後，曾派出艾夫里爾·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率領國務院和五角大樓的高級顧問團，此外還派遣了美國為隨時應付地面緊急情況而組成的機動突擊部隊的司令保爾·亞當斯(Pau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