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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楠心裡不是滋味，咳嗽一聲：“上課了，為師今天要教的內容是《隋唐租庸調製的沿革，以及和我大明朝丁畝的關係》。所謂租，就是田賦；庸，身庸；調，徭役。唐代在以前均田制基礎上實行的田租、身庸、戶調三者合一的賦役制度。北周時的裴俠徵收庸，用以代役。隋文帝開皇十年，規定丁男五十歲免役收庸，允許交布帛以代替力役……我朝實行的是丁畝分離制，人口徭役和畝稅單獨徵收……”
“……如此，問題就來了。有貧困家庭勞動力充沛，可名下卻沒有田產，國家也徵收不了多少賦稅。而有的人家卻良田千畝，在征丁口的時候也征不上來多少。顯然，這個丁畝分離的稅收制度不甚合理……”
周楠本是基層公務員出身，熟悉地方民情。他和其他教習授課的時候子曰詩云不同，專授經世濟用的學問，加上口才了得，聽起來非常有趣。
倒不是叫學生們不學聖人之言，其實，在場的兩百多學生誰不是十年寒窗出來的。就其學問未必就輸於周楠，真叫他們去考，大家中個秀才也不是什麼難事。
這些人都是內廷的精英，將來是要做內相治理天下的，如果不知道周楠教授的學問的價值。
一個個都聽得如痴如醉，並在心中計較，當年我若是執政司禮監，又該如何改革這一弊端？
丁畝合一本是張居正新法的重要內容。
張居正改革有三項重要綱領：一條鞭法、考成法和清丈天下田產丁畝合一。
簡單說來，就是清被大戶人家隱匿的人口和土地，增加稅務規模；將實物稅和徭役統統折合成銀子；並以完成這兩項任務的數據做為官員的考核標準。
到清朝雍正的時候，四阿哥更進一步，直接攤丁入畝，火耗歸公，士紳一體納糧一體服役。
沒錯，周楠今天所教授的內容就是張居正的隆萬大改革。
這事周楠想過了，明朝之亡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國家財政崩潰；二是小冰河期天災，百姓衣食無著，只能揭竿而起。試想，如果崇禎年天災的時候，朝廷有錢賑濟百姓，能拿出軍費鎮壓叛亂，何至於讓黃太極揀個大便宜？
要要充盈國庫，張居正新法是救大明朝的唯一良方。
在張居正當政期間，國家強大，也因為有充足的物質保障，這才有萬曆三大征酣暢淋漓的大勝，這才有老張去世後國庫中存銀一千三百萬兩。
如果不是因為萬曆親政之後，盡廢新法，大明朝何至於亡國？
萬曆糊塗，竟然為了私人恩怨將一條鞭法這根大明朝唯一的救命稻草丟了。
萬曆和張居正的私人恩怨是其中一個原因，另外一個原因是老張觸動了士紳階層和文官集團的利益，變成了大伙兒的公敵。
說到底，張居正和嚴嵩都是干髒活的。只不過，嚴嵩是皇帝的白手套，而張居正是國家和民族的白手套。
這二人下場都不太好。
周楠也有心要改變明末悲慘的局面，可是那日探監的時候嚴嵩說“你會再來這裡”的那句話叫他心中悚然而驚，歷朝歷代，凡是有志於變法圖強的政治家都很倒霉，前有商鞅、王安石，後有張居政、戊戌六君子……俺老周就是個普通小白領，追求的是富貴榮華，送死的事情可不能幹。
可是，為了子孫，必須挽這即將要倒下的大明朝。
那麼，就先將變法的思想傳播下去吧，從太監們開始，潛移默化，進而使得變法之思想深入人心。
如此，將來張居正或者未來像張居正那樣仁人志士在推行新法的時候也多一份助力，不至於人亡政消。
抱定這個思路，周楠在課堂上不遺餘力地向學生們塞私貨推銷自己的新思維，他卻沒想到，自己這麼做，豈不成為嚴黨的魁首大璫頭。
嘉善公主贈君明璫，一語成箴。
用了一天時間周楠將各朝發賦稅制度說完，並一一對照，且留下作業讓太監們寫一篇八百字左右的感想，散學。
看看時間還早，他索性一個人躲在公房裡溫習功課備考。
正看得入巷，有敲門聲傳來：“教習，學生能進來嗎？”
周楠：“哦，是陳矩啊，請進。”
陳矩進屋之後也不坐，就那麼規矩地站在周楠面前。
周楠：“陳矩，有事嗎？”
陳矩：“方才聽了先生的課，學生深受啟發。不過，陳矩發現先生言中有不盡之意，特來請教。”
周楠：“你說。”
陳矩：“先生說，我朝所徵收上來的賦稅一年少似一年，那是因為民間隱匿了大量的人口和土地。要想增加國家財賦稅收入，開源比節流更重要。先生還說，錢是掙出來的，而不是節約出來的，讓學生大受啟發。不過，學生想請教，以往那些人口和土地都被誰隱匿了？”
這不是廢話嗎，自然是地方縉紳，世家大族，周楠心中暗想，這事是能拿出來說的嗎：“這個為師就不清楚了，須待調查研究。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
突然，陳矩低低地笑起來：“先生是知道的，我朝有功名的人是不用納稅當差的。普通人一旦中了舉，就有人送田送房子，甚至賣身為奴，為的就是逃避國家的徭役賦稅。於是，本該進入國庫的稅銀就成了士人的私產。對了，先生也是讀書人，自然要為自身利益考量。先生，你說學生說得對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