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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軍事行動的過程實在是瞬息萬變,其結果出乎很多人的預料。當景思立兵敗之初,由於吐蕃兵勢再度興起,數千里外的廟堂中便蒙上一派悲觀情緒,許多文臣建議乾脆放棄熙、河地區,收縮兵力退保原來的防線。天子為此憂心忡忡,寢食不安,多次派宦官持詔書趕往西線,指令王韶為了保住熙州,可以持重不戰。但王經略使卻不為所動,沒有採取被動、死守的方式應戰,依舊是運用主動靈活的運動戰法迎敵,不僅扭轉了失利局面,更進一步擴大了戰果。因此,當戰役結束後,神宗皇帝對王韶給予高度評價,並特意派人給他帶去了這樣的諭旨: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可以說,當朝天子的這一表態,恰與先帝們實行陣圖、監軍一類控制將帥的做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到熙寧七年大敗吐蕃諸部並招降木征後,王韶在西陲的拓疆活動達到了頂點,熙河路不僅鞏固下來,其疆域更向西得到擴張。至此,他也走到了人生的最輝煌時光。

  要說王韶是宋代歷史上最善用兵、也最具膽魄的文臣統帥,是毋庸置疑的,其軍事才能足以與以往歷代那些良將相媲美,甚至如楊業、狄青等本朝名將與他相比,也似乎略顯失色。王安石曾專門題寫《次韻王禹玉平戎慶捷》的詩篇,讚揚了王韶的赫赫功業:

  熙河形勢壓西陲,不覺連營列漢旗。

  天子坐籌星兩兩,將軍歸佩印累累。

  稱觴別殿傳新曲,銜璧寧王按舊儀。

  江漢一篇猶未美,周宣方事伐淮夷。

  作為大政治家王安石不吝筆墨,在詩里既寫到了西北異常的嚴峻形勢,也寫出王韶揮師出征、排兵布陣和凱歌奏捷的非凡事跡,最後表彰了他為朝廷宣威西陲的巨大貢獻,並將此與周宣王時代討伐淮夷的戰績相類比。真是大將榮歸,身佩累累印信,令人景仰。

  錯位角色

  自古政壇講究論功行賞,但凡睿智明君大都遵循。熙寧七年的年底,王韶奉詔調入京師,出任樞密副使,也就是國家最高軍政機關樞密院的副首腦,這當然屬於論功行賞原則的體現。在本朝歷史上,以軍功出身背景攀升至執政大臣的情況並不多見,此前只有狄青等有限的幾位。除此之外,王韶還擁有禮部侍郎兼觀文殿學士的顯赫頭銜,這些在外人眼裡,確是春風得意。

  算起來,從上書議論邊事到此為止,前後不過七年的時間,王韶便從一名離職小官躋身將相之列,將原本排在前頭的眾多朝臣遠遠甩在了身後,可說是步入了其從政的頂峰。這一年,他大約45歲,仍是大有可為的年齡。

  王韶步入樞密院之初,因為一身的輝煌戰績,還是深得皇帝的眷顧,他辦公的衙署雖與皇宮有數百米之遙,但他感覺與天子的距離仿佛近在咫尺。來年的四月上旬,他加封開國侯爵位,祖上三代也獲得追封官爵的榮耀。僅僅十餘天后,他又獲得封妻蔭子的好處,其母被宣召進宮,受到九五之尊的接見,老人家當時就被冊封為嘉泰郡夫人,他的兩個兒子也得到加官的賞賜,連他的兒媳、弟媳與侄媳幾位女眷都因此沾光,每人獲得一頂金冠及一襲彩緞披風,真是皇恩浩蕩,也可謂“一人得道,雞犬升天”。

  然而,“福兮禍之所伏,禍兮福之所倚”,風光無限背後往往隱藏著陰雲密布。要說升遷顯達的結果,未必皆是喜事,要看位置是否合適,要看環境氛圍及人際關係如何,若有一個環節出了差池的話,當事人就會遭遇麻煩,面臨尷尬以至於倒霉的結局。遺憾的是,王韶這位擅長用兵打仗的軍事家進入樞密院後,就發現朝堂絕對不同於戰場,自己的聰明才智很難派上用場,真是英雄無用武之地,於是困惑隨之而來。

  多年以來,本朝廟堂上養成的風氣是,體現一位大臣才能和價值的主要標誌,是理論學養的高低,討論國事要引經據典,還得保持風度,所謂“坐而論道”。因此,一個實幹家,尤其是軍事實幹家,通常便受到歧視。當然,諳熟官場門道也至關重要,要能妥當處理上下關係,不僅要贏得帝王的歡心,同時還要善於與同僚交往,該讓步時要忍讓,該角力時也不能手軟,長袖善舞、拉幫結派、縱橫捭闔、爾虞我詐之類的手段,一樣都不能少,即使是專責軍政的樞密院長官也不能超脫免俗。可在這些方面,王韶顯然缺乏歷練,驟然從軍令如山的營門踏入錯綜複雜的朝堂,政治風浪權力旋渦此起彼伏,都令他目不暇接。可以說,他是一位縱橫馳騁疆場的傑出戰地統帥,而不是一位滿腹經綸、老謀深算的政治家。於是角色出現錯位,高明的軍事家淪為笨拙的政治實習生,一段時間後他頭頂的光環自然漸漸消退。

  王韶能取得戰場上的巨大成功,與神宗皇帝的信任分不開,他之所以出任樞密副使,也是因為天子對其戰績的欣賞,這是以用兵收益為軸形成的交換關係。一旦這種紐帶斷裂,他便難逃失寵的結果。遺憾的是,王韶入朝後就失去獨立用兵的機會,因為廟堂遠離戰場,而重大軍事決策由天子與中書和樞密院的諸位大臣會商,涉及的範圍又相當廣泛,他說多了,易招致他人的猜忌,說少了或說偏了,也會引起君臣的不滿,特別是幾位文臣出身的頂頭上司多少都對他有些壓制,遂令他的才華難以顯示,就此逐漸疏遠了與天庭的關係。更令他想不到的是,自己與王安石之間也產生了距離,這是誰都沒有料到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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