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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真的沒有約過。
約的就是——不約。
沒過了幾天，我回家，母親奔出來迎接，像孩子一般喊著：“快來看，蔡志忠請人送來一個好古怪的罈子，還附帶送來了一大把長長的樹枝，媽媽是看不懂，不過你一定喜歡的。”我往餐廳跑去，桌上放的，正是一隻深喜的老瓮，不是普通的那種。我繞著它看了個夠，驚嘆一聲：“哦——窖變——。”媽媽說：“這隻罈子扭來扭去的，一定不是平凡的東西，你說呢？”
我對媽媽一笑，說：“從此以後，當心小偷！”說完衝去打電話給蔡志忠，說不出有多感謝。他那邊，淡淡的，只說：“喜歡就好。”
當我們全家人都欣賞過了這隻帶給我巨大快樂的瓮時，還是沒有見過送瓮的主人。
當插在瓮里的那一叢銀杏已經開始發芽了的時候，都沒有再打電話去騷擾過這位忙碌的畫家。那時候，他的《列子說》也開始在《皇冠》連載了。
我噹噹心心的守住雙方的約定——隨緣。
一天，有事跑到“皇冠藝文中心”去。由四樓下來時，想到畫廊就在三樓，順路下去看看在做什麼展出。當我跨進畫廊時，那個能幹的黃慈美經理背著入口坐著，她正跟一個頭髮長長的青年很專心的說話。
當我看了一眼那個青年時，發覺，眼前的人正是不約而遇的蔡志忠，而他，也突然看見我的出現，兩個人嘩一下同時跳了起來，我尖叫一聲他的名字，用手向他一指，好似正要出招，而人還跳在半空中。
就在同時，立即聽見另一聲慘叫，那個背著我而坐的黃慈美，意外受嚇，人先往後倒去，緊接著再撲向桌前，捂住胸口，眼看就要嚇昏過去。
我無法向黃慈美解釋這一切的來龍去脈，她並不知道蔡志忠和我，講好了是只碰，不約的。這一回，老天叫我們不約而遇，我那個尖叫，出於自然，而且非常漫畫。
蔡志忠和我的見面，加上黃慈美的居中大驚，使我笑痛了全身。漫畫大師的出場，筆墨無以形容，只有漫畫能夠畫出那份效果。
前幾天，為著蔡志忠的畫和我的兒童詩配合展出，去了一次他的工作室。在那品味和格調都跟我個人家居布置十分接近的房子裡，悄悄的觀察了一下——發覺蔡志忠將他最好的一隻瓮，送給了我。
這一來，對於他的慷慨，反而使我因之又感激又愧疚。這位朋友，當是我的好榜樣。
雖然這麼說，這隻美瓮，還是當成性命一樣寶愛著，無論怎麼說，都不會學蔡志忠，將它送給任何人。
蔡志忠，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
五更燈
當那一大紙盒的舊鍋圓盤加上一個幾近焦黑的大茶壺在桃園中正機場海關打開時，檢驗的那位先生與我都笑個不停。那次的行李裡衣服只有三件，有的全是這些髒手的東西。
去了兩夜三天的香港，有事去的，時間不夠逛街，一面吃著叉燒包一面擠空檔過海。什麼百貨公司都沒去，就在那條高高低低石階的古董街上跑。淘古董的遊客也多，太多美麗的老東西——當然有些也是貴的。我愛便宜的老東西，它們不會因價格而不美，這完全見仁見智。
回台已是夜間了，父親找出擦銅油來，恰好那日吳璧人妹妹也來家裡，於是我們對著一堆焦黑的東西，用力擦啊！一面擦一面笑，說著：“當心！當心！別擦太亮了。”擦出一盞燈來，母親一看，說：“呀！是個五更燈嘛！”我以為她說“五斤燈”，順口說：“哪有那麼重，有五斤嗎？”
這個燈下面的小門打開來，裡面一個極小的銅油燈可以點著，油燈上面有一個淺凹的盤子放在中間，上面才是罩子。母親說，當年外婆在寧波熬名貴的藥材，就是用這種銅器，放在凹形的盆內小小一碗，要慢火熬到五更天，才能喝下去，因此得了個好聽的名字。
我後來搬出母親家，一個人在台北住一間小公寓，夜談的好友來了，就點油燈，一談給它談到五更天，的確不負此燈。
這個燈，是七塊港紙買下的，寶貝很厲害，“無價”之寶。
廣東來的老茶壺
最有趣的一趟短旅，最短的。星期六下午兩點一刻抵達香港，星期天下午就回台灣，那時在教書，星期一有課，我不願請假，也沒有必要特別去調課，回來就是了。
是香港廣播電台邀我去錄音的，我的答應去，裡面暗藏著私心——去了可以看見金庸夫婦還有倪匡。電台說，抵達的晚上要請客，要些什麼朋友趁此機會見見面呢？我不敢說他們請得到金庸，可是就算電台不請，正好自己跑去找查先生反倒容易些。他一定管我一場好飯。
金庸——查先生，是我生命中另一位恩重如山的人。這場結緣的經過，因為未得查先生同意，寫稿時夜已深了，不好打電話去吵擾，就此略過。讓我放在心靈的深處每日感恩就是。
話說電台邀我去做訪問，以為只是訪一場，覺得又有飛機坐、又有旅館招待、又有好酒好菜好朋友，真是值得去的。
沒有想到抵達機場，獻花完畢之後，以為可以直赴旅館休息打扮再工作，沒想到就在那半天；包括吃晚飯的時間在內，電台給我預排了結結實實六個不同單元的節目，叫我全上。
可怕的不是英文訪問，怕的是那個比法文還要難的廣東話。
飯局上和查先生夫婦、倪匡匆匆一見，就接著再做另外四場訪問。香港人工作起來好似搶人命，可是，做得真真紮實，包括“脫口秀”。
我原先只是打算去香港玩玩的，沒想到第一個下午到深夜，都沒給人喘口氣的機會。
第二天我起了個早，穿上牛仔褲就想溜到古董街上去。我下樓，交出鑰匙給旅館，提起背包正想開溜，兩個女記者不知什麼時候就像衛士一樣的把我夾在中間了。
“不行，一定不行，你們不是香港電台的。只有一個早晨了，我去‘行街’，請給我一點點自由。”說著說著就想哭出來了。最恨他人不給自由，而我，好似從來沒有去妨礙過任何人的自由過，這很不公平。
“只要一小時。”她們笑著笑著，看了也怪可憫的，因為那是一個星期天，她們可以休息的，卻為了我。“一小時也不行，對不起。”說完我就跑。
她們擠進我的車子裡來，一個拿照相機，一個拿錄音機。我不講話，沉著臉。
就在那條古董街上，我走來走去看東西，身後就甩不掉這兩個為了工作的她們。
捉迷藏一樣很不好玩，看老東西不能分神，一分神，眼光就錯過了。眼看甩不掉這兩個女孩，我乾脆就在一家店門口的石階上坐了下來，剛點上一根煙，她們馬上來拍照。
我把煙往背後一藏，臉偏了過去，就在轉臉的那一恍惚里，突然看見坐著的這家小店的店角架子下，放著一隻漆黑漆黑被柴火熏飽了的大茶壺。眼光利，只看到把手就知道是一隻好銅茶壺，只是蒙了灰。
我站起來往店裡去找主人，用廣東話問他那把茶壺賣不賣。他聽不懂我說什麼，我改口說華語，他也不懂，我就拉了他的袖子把他拉出店來。
我猜，逛古董店的人，一般是不會看上這種東西的，它，太平凡了，而我，不就正好配它嗎？
講起價格，老闆沉吟了一下，我猜這個壺是沒有人要的，他心裡看人討價。他看看我，那麼一副牛仔褲的裝扮，也許起了一些慈心，他說：“四十塊。”
四十塊港紙在當時才合兩百多塊台幣，我不買它還去買什麼古玉嗎？以我的身分，買這種價格的東西叫做“正好”。那兩個記者突然被我接納了，我提著一把烏黑的大壺，就對著相機一直微笑。
“如果不是你們追，我不會坐下來，如果不是你們拍我抽菸，我不會轉過臉去，如果不轉身，這個茶壺就給它錯過了。多謝你們，真的，好多謝呀——我們現在就坐在石階上開始錄音好不好？”我一口氣的說，全是廣東腔的華語。
那天黃昏，我回到了台灣，自己坐上中興號由桃園往台北開，想到海關先生吃了一驚的口吻——“這是什麼東西？好髒呀——”我禁不住笑了起來。
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買一瓶擦銅油。
西雅圖的冬天
前年冬天，我在西雅圖念書。開始膽子小，只敢修了一些英文課，後來膽子大了，跑去選了“藝術欣賞”。在選這門課之前，我向註冊部門打聽又打聽，講好是不拿畫筆的，只用眼睛去看畫，然後，提出報告，就算數。這才放膽去上課了。那堂課，大概是二十個學生，除了一群美國人之外，我是唯一的中國人。另外兩個猶太人，一個叫阿雅拉，一個叫瑞恰，是以色列來的。阿雅拉和瑞恰原是我英文班上的同學，因為三個人合得來，就又選了同樣的課。在“藝術欣賞”這門課上，一般美國同學的態度近乎冷淡。那個女老師，只看她那純美國式的衣著風格，就知道她不是一個有著世界觀的人，看書也相當狹窄。我猜，在美國著名以前也上過西班牙的“藝術課”，那個馬德里大學的教授比起這一位美國老師來，在氣勢上就不知要好多少。主要是，那個美國老師，把教書當成一種職業，對於藝術的愛之如狂，在她生命中一點也沒看見。我就不喜歡她了。我知道，老師也不喜歡我。第一次上課時，我報出一大串偉大畫家的名字，而且說出在某時某地看過哪一些名畫的真跡。那個氣量不大的女老師，深深的看了我一眼，我當時就知小小的西雅圖，有人容不下我。同學們，怎麼交朋友，都談不上來。人家講話，他們只是回答：“是嗎？是嗎？”不肯接口的。冷得很有教養。那個猶太同學阿雅拉本身是個畫家，因為先生被派到波音公司去做事一年，她好高興的跟來了。也只有她和瑞恰，加上我，三個人，下課了就嘰嘰喳喳的爭論。阿雅拉不喜歡具象畫，我所喜歡的超現實畫派，正好是她最討厭的。我們經常爭辯的原因是，彼此說出哪一幅名畫或哪一個畫家，兩個人腦子裡就會浮現出背景來。可以爭，只因後來我要離開美國了，阿雅拉很難過很難過。她拿起久不動的相機和畫筆，特別跑到西雅圖城裡去拍照，以照片和油彩，繪作了一幅半抽象半具象的街景送給我，算是一種“貼畫這幅《西雅圖之冬》我非常喜愛，其中當然也加進了友情的色彩。目前正在等著配個好框。寫這篇文章的時候，阿雅拉在西雅圖已經開過了一次個展，報紙給她好評，也賣掉了一些畫。沒多久以前，阿雅拉回到以色列去，我回到台灣。
約的就是——不約。
沒過了幾天，我回家，母親奔出來迎接，像孩子一般喊著：“快來看，蔡志忠請人送來一個好古怪的罈子，還附帶送來了一大把長長的樹枝，媽媽是看不懂，不過你一定喜歡的。”我往餐廳跑去，桌上放的，正是一隻深喜的老瓮，不是普通的那種。我繞著它看了個夠，驚嘆一聲：“哦——窖變——。”媽媽說：“這隻罈子扭來扭去的，一定不是平凡的東西，你說呢？”
我對媽媽一笑，說：“從此以後，當心小偷！”說完衝去打電話給蔡志忠，說不出有多感謝。他那邊，淡淡的，只說：“喜歡就好。”
當我們全家人都欣賞過了這隻帶給我巨大快樂的瓮時，還是沒有見過送瓮的主人。
當插在瓮里的那一叢銀杏已經開始發芽了的時候，都沒有再打電話去騷擾過這位忙碌的畫家。那時候，他的《列子說》也開始在《皇冠》連載了。
我噹噹心心的守住雙方的約定——隨緣。
一天，有事跑到“皇冠藝文中心”去。由四樓下來時，想到畫廊就在三樓，順路下去看看在做什麼展出。當我跨進畫廊時，那個能幹的黃慈美經理背著入口坐著，她正跟一個頭髮長長的青年很專心的說話。
當我看了一眼那個青年時，發覺，眼前的人正是不約而遇的蔡志忠，而他，也突然看見我的出現，兩個人嘩一下同時跳了起來，我尖叫一聲他的名字，用手向他一指，好似正要出招，而人還跳在半空中。
就在同時，立即聽見另一聲慘叫，那個背著我而坐的黃慈美，意外受嚇，人先往後倒去，緊接著再撲向桌前，捂住胸口，眼看就要嚇昏過去。
我無法向黃慈美解釋這一切的來龍去脈，她並不知道蔡志忠和我，講好了是只碰，不約的。這一回，老天叫我們不約而遇，我那個尖叫，出於自然，而且非常漫畫。
蔡志忠和我的見面，加上黃慈美的居中大驚，使我笑痛了全身。漫畫大師的出場，筆墨無以形容，只有漫畫能夠畫出那份效果。
前幾天，為著蔡志忠的畫和我的兒童詩配合展出，去了一次他的工作室。在那品味和格調都跟我個人家居布置十分接近的房子裡，悄悄的觀察了一下——發覺蔡志忠將他最好的一隻瓮，送給了我。
這一來，對於他的慷慨，反而使我因之又感激又愧疚。這位朋友，當是我的好榜樣。
雖然這麼說，這隻美瓮，還是當成性命一樣寶愛著，無論怎麼說，都不會學蔡志忠，將它送給任何人。
蔡志忠，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
五更燈
當那一大紙盒的舊鍋圓盤加上一個幾近焦黑的大茶壺在桃園中正機場海關打開時，檢驗的那位先生與我都笑個不停。那次的行李裡衣服只有三件，有的全是這些髒手的東西。
去了兩夜三天的香港，有事去的，時間不夠逛街，一面吃著叉燒包一面擠空檔過海。什麼百貨公司都沒去，就在那條高高低低石階的古董街上跑。淘古董的遊客也多，太多美麗的老東西——當然有些也是貴的。我愛便宜的老東西，它們不會因價格而不美，這完全見仁見智。
回台已是夜間了，父親找出擦銅油來，恰好那日吳璧人妹妹也來家裡，於是我們對著一堆焦黑的東西，用力擦啊！一面擦一面笑，說著：“當心！當心！別擦太亮了。”擦出一盞燈來，母親一看，說：“呀！是個五更燈嘛！”我以為她說“五斤燈”，順口說：“哪有那麼重，有五斤嗎？”
這個燈下面的小門打開來，裡面一個極小的銅油燈可以點著，油燈上面有一個淺凹的盤子放在中間，上面才是罩子。母親說，當年外婆在寧波熬名貴的藥材，就是用這種銅器，放在凹形的盆內小小一碗，要慢火熬到五更天，才能喝下去，因此得了個好聽的名字。
我後來搬出母親家，一個人在台北住一間小公寓，夜談的好友來了，就點油燈，一談給它談到五更天，的確不負此燈。
這個燈，是七塊港紙買下的，寶貝很厲害，“無價”之寶。
廣東來的老茶壺
最有趣的一趟短旅，最短的。星期六下午兩點一刻抵達香港，星期天下午就回台灣，那時在教書，星期一有課，我不願請假，也沒有必要特別去調課，回來就是了。
是香港廣播電台邀我去錄音的，我的答應去，裡面暗藏著私心——去了可以看見金庸夫婦還有倪匡。電台說，抵達的晚上要請客，要些什麼朋友趁此機會見見面呢？我不敢說他們請得到金庸，可是就算電台不請，正好自己跑去找查先生反倒容易些。他一定管我一場好飯。
金庸——查先生，是我生命中另一位恩重如山的人。這場結緣的經過，因為未得查先生同意，寫稿時夜已深了，不好打電話去吵擾，就此略過。讓我放在心靈的深處每日感恩就是。
話說電台邀我去做訪問，以為只是訪一場，覺得又有飛機坐、又有旅館招待、又有好酒好菜好朋友，真是值得去的。
沒有想到抵達機場，獻花完畢之後，以為可以直赴旅館休息打扮再工作，沒想到就在那半天；包括吃晚飯的時間在內，電台給我預排了結結實實六個不同單元的節目，叫我全上。
可怕的不是英文訪問，怕的是那個比法文還要難的廣東話。
飯局上和查先生夫婦、倪匡匆匆一見，就接著再做另外四場訪問。香港人工作起來好似搶人命，可是，做得真真紮實，包括“脫口秀”。
我原先只是打算去香港玩玩的，沒想到第一個下午到深夜，都沒給人喘口氣的機會。
第二天我起了個早，穿上牛仔褲就想溜到古董街上去。我下樓，交出鑰匙給旅館，提起背包正想開溜，兩個女記者不知什麼時候就像衛士一樣的把我夾在中間了。
“不行，一定不行，你們不是香港電台的。只有一個早晨了，我去‘行街’，請給我一點點自由。”說著說著就想哭出來了。最恨他人不給自由，而我，好似從來沒有去妨礙過任何人的自由過，這很不公平。
“只要一小時。”她們笑著笑著，看了也怪可憫的，因為那是一個星期天，她們可以休息的，卻為了我。“一小時也不行，對不起。”說完我就跑。
她們擠進我的車子裡來，一個拿照相機，一個拿錄音機。我不講話，沉著臉。
就在那條古董街上，我走來走去看東西，身後就甩不掉這兩個為了工作的她們。
捉迷藏一樣很不好玩，看老東西不能分神，一分神，眼光就錯過了。眼看甩不掉這兩個女孩，我乾脆就在一家店門口的石階上坐了下來，剛點上一根煙，她們馬上來拍照。
我把煙往背後一藏，臉偏了過去，就在轉臉的那一恍惚里，突然看見坐著的這家小店的店角架子下，放著一隻漆黑漆黑被柴火熏飽了的大茶壺。眼光利，只看到把手就知道是一隻好銅茶壺，只是蒙了灰。
我站起來往店裡去找主人，用廣東話問他那把茶壺賣不賣。他聽不懂我說什麼，我改口說華語，他也不懂，我就拉了他的袖子把他拉出店來。
我猜，逛古董店的人，一般是不會看上這種東西的，它，太平凡了，而我，不就正好配它嗎？
講起價格，老闆沉吟了一下，我猜這個壺是沒有人要的，他心裡看人討價。他看看我，那麼一副牛仔褲的裝扮，也許起了一些慈心，他說：“四十塊。”
四十塊港紙在當時才合兩百多塊台幣，我不買它還去買什麼古玉嗎？以我的身分，買這種價格的東西叫做“正好”。那兩個記者突然被我接納了，我提著一把烏黑的大壺，就對著相機一直微笑。
“如果不是你們追，我不會坐下來，如果不是你們拍我抽菸，我不會轉過臉去，如果不轉身，這個茶壺就給它錯過了。多謝你們，真的，好多謝呀——我們現在就坐在石階上開始錄音好不好？”我一口氣的說，全是廣東腔的華語。
那天黃昏，我回到了台灣，自己坐上中興號由桃園往台北開，想到海關先生吃了一驚的口吻——“這是什麼東西？好髒呀——”我禁不住笑了起來。
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買一瓶擦銅油。
西雅圖的冬天
前年冬天，我在西雅圖念書。開始膽子小，只敢修了一些英文課，後來膽子大了，跑去選了“藝術欣賞”。在選這門課之前，我向註冊部門打聽又打聽，講好是不拿畫筆的，只用眼睛去看畫，然後，提出報告，就算數。這才放膽去上課了。那堂課，大概是二十個學生，除了一群美國人之外，我是唯一的中國人。另外兩個猶太人，一個叫阿雅拉，一個叫瑞恰，是以色列來的。阿雅拉和瑞恰原是我英文班上的同學，因為三個人合得來，就又選了同樣的課。在“藝術欣賞”這門課上，一般美國同學的態度近乎冷淡。那個女老師，只看她那純美國式的衣著風格，就知道她不是一個有著世界觀的人，看書也相當狹窄。我猜，在美國著名以前也上過西班牙的“藝術課”，那個馬德里大學的教授比起這一位美國老師來，在氣勢上就不知要好多少。主要是，那個美國老師，把教書當成一種職業，對於藝術的愛之如狂，在她生命中一點也沒看見。我就不喜歡她了。我知道，老師也不喜歡我。第一次上課時，我報出一大串偉大畫家的名字，而且說出在某時某地看過哪一些名畫的真跡。那個氣量不大的女老師，深深的看了我一眼，我當時就知小小的西雅圖，有人容不下我。同學們，怎麼交朋友，都談不上來。人家講話，他們只是回答：“是嗎？是嗎？”不肯接口的。冷得很有教養。那個猶太同學阿雅拉本身是個畫家，因為先生被派到波音公司去做事一年，她好高興的跟來了。也只有她和瑞恰，加上我，三個人，下課了就嘰嘰喳喳的爭論。阿雅拉不喜歡具象畫，我所喜歡的超現實畫派，正好是她最討厭的。我們經常爭辯的原因是，彼此說出哪一幅名畫或哪一個畫家，兩個人腦子裡就會浮現出背景來。可以爭，只因後來我要離開美國了，阿雅拉很難過很難過。她拿起久不動的相機和畫筆，特別跑到西雅圖城裡去拍照，以照片和油彩，繪作了一幅半抽象半具象的街景送給我，算是一種“貼畫這幅《西雅圖之冬》我非常喜愛，其中當然也加進了友情的色彩。目前正在等著配個好框。寫這篇文章的時候，阿雅拉在西雅圖已經開過了一次個展，報紙給她好評，也賣掉了一些畫。沒多久以前，阿雅拉回到以色列去，我回到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