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頁
她發現自己退步很多，荷西下班回來，不是說：早上水停了，去隔壁提水，就是買了便宜的西瓜，東西又漲價了。生活上最起碼的欠缺，造成了情趣的枯竭。
“為了補救，我們買了很多有關已婚婦女的心理學書籍——的確，很多心理上的問題都發生在自己身上。”感情適應上的困難，使她一度想與荷西分開。
“不是吵架，”她說：“是對婚姻生活的失望，而這種失望是我造成的。荷西要娶的我，絕不是那時候的我。當時的情況，幾乎陷入絕境。”
荷西上班了，她被封閉在家裡，熱風似火般燃燒，鄰居們無話可談。
“我非常苦，非常寂寞，甚至發生這樣孩子氣的事：荷西上班，我把門一擋，眼淚就流下來了。我說：‘荷西，你不許去，你一定不許去，你去，我就拿刀殺你！’”然後，她笑起來了，露出參差可愛的牙齒。
荷西還是走了。她只有呆坐地上，面對干禿禿，沒有糊水泥的牆。
長期觀察一種風俗之後，和做遊客的心情不一樣了。她細細想，一個一個想，生活里的枝枝葉葉，之後，提起已經停了十年的筆，寫下沙漠生活中第一個故事：《中國飯店》。
十年前，二十三歲，正確一點推算，她十四、五歲即以“陳平”的本名投搞。作品不多，零零散散的短篇小說和散文，分別發表在《現代文學》、《皇冠》、《幼獅文藝》、《中央副刊》和《人間副刊》。
嚴格說起來，它們蒼白、憂鬱、迷惘，充滿了對生命、真理固執的探索，而撒哈拉的一系列故事，健康、豁達、灑脫不羈。
“出國以後，我就沒有再接觸過詩、書和文學了。等《中國飯店》寫出來以後，一看，我就說，這不是文學。跟我以前的作品完全不一樣。
“我忽然有一種說不出的傷感，我變了，我所寫的，不再是我過去關心的人生，現在所寫的，都是我的生活，技巧上不成熟，只是平鋪直敘述說生活。”
只是，筆也再沒有停下。
生活，是一種更真實。
她想起在文化學院選讀的哲學課程。
“哲學並沒有使我找到生命的答案，我唯一學到的是分析。研究哲學，對我是一種浪漫的選擇，當初以為它能解釋很多疑惑，事實上，學者的經驗並不能成為我的經驗。”
她換了一個坐姿，抱著膝蓋沉思。深藍幾何圖案的地毯上，擱著煙缸、茶杯。書桌一角的檯燈，灑下柔和寧靜的亮光。
“我只能說，生活把我教育出來了，哲學是基礎，人生，根本不能問。”
沙漠給了她答案。定下來後，幾乎拋棄了過去的一切。她開始對四鄰產生關切：“以前的好奇還是有距離的。好奇的時候，我對他們的無知完全沒有同情心，甚至覺得很好，希望永遠繼續下去，因為對一個觀光客來說，愈原始愈有‘看’的價值。但是，後來他們打成一片，他們怎麼吃，我就怎麼吃，他們怎麼住，我就怎麼住。”
不會再把鄰人送來的駱駝肉偷偷開車到老遠扔掉了，對於風俗習慣，也不再是一種好奇的觀察。
“我成為他們中的一份子，個性里逐漸摻雜他們的個性。不能理喻的習俗成為自然的事，甚至改善他們的原始也是不必要的。”
在她眼裡，他們是很幸福的一群人。
許多沙漠朋友問：“你認為撒哈拉怎麼樣？”
她反問：“你呢？”
“我覺得它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地方。”她重重的說著“最”，代他們深吸一口氣。
“你有沒有看過樹？有沒有看過花？你覺得怎麼樣？”她又問。
撒哈拉朋友說：“在電影上看過。但是啊，你有沒有看過沙漠的星空，我們的星，都像玻璃一樣——”
撒哈拉人對這片大漠有著無比的熱愛，她住久了，也有同樣感覺。“想到中國，我竟覺得那是一個前世，離我是那樣遠，遠可不及。”撒哈拉的家，就此開放了。駱駝肉做菜，也發覺不是那麼不可忍受的事了。結交朋友，認識環境，《懸壺濟世》和《芳鄰》就是這樣寫出來的。
她告訴我，在沙漠裡學到最大一門功課就是“淡泊”。（反過來說也許是“懶散”。）
“他們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是名，也無所謂利；他們就是沙漠裡的一種產物，跟沙漠裡的一塊石頭，一朵仙人掌上的小花一樣，屬於大自然。”
他們從不抱怨冷，從不抱怨熱，也許知道世局，但並不關心；如果每一個人都像撒哈拉人，這個世界不會進步，但至少和平。
“更可貴的，他們是非常快樂的民族，可是並不刻意追求；這是最高的境界，也是最低的境界。”
她說，沙漠裡，物資的需求幾近於零，但仍然有精神生活。他們不一定了解宗教的真正意義，對於回教的“律”卻信守不渝。他們也沒有看過繁華世界，有水喝，有駱駝肉吃，就很滿足了。
“政治意義還是要被瓜分時才恍然覺悟的。他們只知道自己屬於沙漠，甚至很有錢的沙漠人到德國留學，回到沙漠後，還跟我說：‘多麼快樂，又可以用手抓飯吃了！’”
說這些話時，態度是專注嚴肅的，但是，她的笑聲、手勢、連帶彈菸灰的姿態，都十分俏皮、坦然，人事風霜的歷練，似乎使她反璞歸真。
她一直是理想主義者。
“學校並沒有給我什麼樣的教育，而且，我一直希望離家出走，見識更廣闊的世界。”
哲學系三年級，她首次聽到一張西班牙古典吉他唱片，非常感動。西班牙的小白房子、毛驢、一望無際的葡萄園，那樣粗獷，那樣樸質，是她嚮往中的美麗樂園。
“我一直在想，是不是應該到那裡看一次，然後把哲學裡的蒼白去掉。”
終於成行了。
不過，今天的她仍然認為去西班牙是一個浪漫的選擇，而不是一個理性的選擇。
住在馬德里大學宿舍里，既不認識什麼人，語言也不通，唯一的依靠，就是家信。收不到信，就流淚，收到信，就關起房門不停的寫回信。除了讀書，她不知道如何建立自己，完全沒有計劃過日子。
“出國前，我的個性很不開放，始終所想的就是一個人生的問題：為什麼？為什麼？那時候常想死，想自殺，但是到了西班牙，看見別人的生活方式，才知道這樣也是健康的，並不膚淺。”
聽見音樂，他們就在大庭廣眾下旋舞，毫無顧忌。她想，怎麼會這樣開放？恐怕自己永遠也做不到。日子久了，習慣了，她感染了他們熱情的天性，不知不覺融入了自己的血液里。
她慶幸有這樣一個寬闊的起步，另方面，又感到前途茫茫。考慮良久，她選擇了德國，繼續前程。
在蕭邦和喬治桑住過的一個島上做了三個月導遊，賺了點旅費，一張機票，她到了德國，進入歌德學院，專攻語文。一天念十六小時的德文，九個月就取得德文教師資格，對一個外國人來說，是非常難得的成績，“但也是我留學生活最貧乏的一段。”
她輕輕地笑，抿抿嘴唇：“我一天到晚就在念書，對德國的人和事，完全講不出來。我認識的德國，就是上學的那條路和幾個博物館、美術館。”
回想起來，真是很大的損失。她情願沒有拿到什麼證書，情願說不好德文，（她學的德文，有“正統”的柏林口音。）而了解他們的衣食住行。
在德國，也打工。看見GG上徵求一個漂亮的日本女孩子，她想，為什麼要一個漂亮的日本女孩子？於是寄了十幾張彩色照片，竟然很順利的應徵到這份工作。那是第一次為了賺兩百美金生活費“拋頭露面”，她在一家大百貨公司里做蔻蒂化妝品公司的模特兒，賣十天香水。
“第一天簡直羞愧得不得了，一點不覺得是一種驕傲，恨不得把自己埋起來。”
在德國，除了看到一些偉大的藝術品，她認為實在沒什麼可講的。“對勞苦的大眾來說，藝術品不重要，重要的是國民住宅。”
西班牙兩年，德國一年，她又轉移目標了。她得到一個伊利諾大學主修陶瓷的機會，提著兩口大皮箱，走出芝加哥機場。
一個月後，她謀得職位，在伊利諾大學法律系圖書館負責英美法分類。第一天上班，她就鬧了笑話，在兩百本書頁里蓋了兩百個錯誤的圖章，日期是：十月三十六日！
美國一年，父母最關心的是她的婚姻——有不少博士找她，但是，她堅持要嫁一個自己所愛的人。
她回家了，在文化學院、政工幹校和家專教了兩年書，她又想飛了，離開家，繼續流浪——短短十年，遍歷大半個地球，甚至東德、波蘭、南斯拉夫、捷克、丹麥都去過了。不過，她說：“我並不是一個非常喜歡旅遊的人，因為很累，我不愛‘景’，我愛‘人’，這是真的。”
悲天憫人的情懷，這正是她一系列撒哈拉故事裡最吸引人的特色。
“年齡愈大，我愈能同情別人的苦痛，而我的同情不是施捨，施捨就成了同情的罪。”
她清晰的音調急切起來：“我這樣想，是因為自己經歷過很多苦難，而悲天憫人不是你憐憫他，是他給了你東西，因為憐憫別人，自己才會進步。”
“為了補救，我們買了很多有關已婚婦女的心理學書籍——的確，很多心理上的問題都發生在自己身上。”感情適應上的困難，使她一度想與荷西分開。
“不是吵架，”她說：“是對婚姻生活的失望，而這種失望是我造成的。荷西要娶的我，絕不是那時候的我。當時的情況，幾乎陷入絕境。”
荷西上班了，她被封閉在家裡，熱風似火般燃燒，鄰居們無話可談。
“我非常苦，非常寂寞，甚至發生這樣孩子氣的事：荷西上班，我把門一擋，眼淚就流下來了。我說：‘荷西，你不許去，你一定不許去，你去，我就拿刀殺你！’”然後，她笑起來了，露出參差可愛的牙齒。
荷西還是走了。她只有呆坐地上，面對干禿禿，沒有糊水泥的牆。
長期觀察一種風俗之後，和做遊客的心情不一樣了。她細細想，一個一個想，生活里的枝枝葉葉，之後，提起已經停了十年的筆，寫下沙漠生活中第一個故事：《中國飯店》。
十年前，二十三歲，正確一點推算，她十四、五歲即以“陳平”的本名投搞。作品不多，零零散散的短篇小說和散文，分別發表在《現代文學》、《皇冠》、《幼獅文藝》、《中央副刊》和《人間副刊》。
嚴格說起來，它們蒼白、憂鬱、迷惘，充滿了對生命、真理固執的探索，而撒哈拉的一系列故事，健康、豁達、灑脫不羈。
“出國以後，我就沒有再接觸過詩、書和文學了。等《中國飯店》寫出來以後，一看，我就說，這不是文學。跟我以前的作品完全不一樣。
“我忽然有一種說不出的傷感，我變了，我所寫的，不再是我過去關心的人生，現在所寫的，都是我的生活，技巧上不成熟，只是平鋪直敘述說生活。”
只是，筆也再沒有停下。
生活，是一種更真實。
她想起在文化學院選讀的哲學課程。
“哲學並沒有使我找到生命的答案，我唯一學到的是分析。研究哲學，對我是一種浪漫的選擇，當初以為它能解釋很多疑惑，事實上，學者的經驗並不能成為我的經驗。”
她換了一個坐姿，抱著膝蓋沉思。深藍幾何圖案的地毯上，擱著煙缸、茶杯。書桌一角的檯燈，灑下柔和寧靜的亮光。
“我只能說，生活把我教育出來了，哲學是基礎，人生，根本不能問。”
沙漠給了她答案。定下來後，幾乎拋棄了過去的一切。她開始對四鄰產生關切：“以前的好奇還是有距離的。好奇的時候，我對他們的無知完全沒有同情心，甚至覺得很好，希望永遠繼續下去，因為對一個觀光客來說，愈原始愈有‘看’的價值。但是，後來他們打成一片，他們怎麼吃，我就怎麼吃，他們怎麼住，我就怎麼住。”
不會再把鄰人送來的駱駝肉偷偷開車到老遠扔掉了，對於風俗習慣，也不再是一種好奇的觀察。
“我成為他們中的一份子，個性里逐漸摻雜他們的個性。不能理喻的習俗成為自然的事，甚至改善他們的原始也是不必要的。”
在她眼裡，他們是很幸福的一群人。
許多沙漠朋友問：“你認為撒哈拉怎麼樣？”
她反問：“你呢？”
“我覺得它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地方。”她重重的說著“最”，代他們深吸一口氣。
“你有沒有看過樹？有沒有看過花？你覺得怎麼樣？”她又問。
撒哈拉朋友說：“在電影上看過。但是啊，你有沒有看過沙漠的星空，我們的星，都像玻璃一樣——”
撒哈拉人對這片大漠有著無比的熱愛，她住久了，也有同樣感覺。“想到中國，我竟覺得那是一個前世，離我是那樣遠，遠可不及。”撒哈拉的家，就此開放了。駱駝肉做菜，也發覺不是那麼不可忍受的事了。結交朋友，認識環境，《懸壺濟世》和《芳鄰》就是這樣寫出來的。
她告訴我，在沙漠裡學到最大一門功課就是“淡泊”。（反過來說也許是“懶散”。）
“他們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是名，也無所謂利；他們就是沙漠裡的一種產物，跟沙漠裡的一塊石頭，一朵仙人掌上的小花一樣，屬於大自然。”
他們從不抱怨冷，從不抱怨熱，也許知道世局，但並不關心；如果每一個人都像撒哈拉人，這個世界不會進步，但至少和平。
“更可貴的，他們是非常快樂的民族，可是並不刻意追求；這是最高的境界，也是最低的境界。”
她說，沙漠裡，物資的需求幾近於零，但仍然有精神生活。他們不一定了解宗教的真正意義，對於回教的“律”卻信守不渝。他們也沒有看過繁華世界，有水喝，有駱駝肉吃，就很滿足了。
“政治意義還是要被瓜分時才恍然覺悟的。他們只知道自己屬於沙漠，甚至很有錢的沙漠人到德國留學，回到沙漠後，還跟我說：‘多麼快樂，又可以用手抓飯吃了！’”
說這些話時，態度是專注嚴肅的，但是，她的笑聲、手勢、連帶彈菸灰的姿態，都十分俏皮、坦然，人事風霜的歷練，似乎使她反璞歸真。
她一直是理想主義者。
“學校並沒有給我什麼樣的教育，而且，我一直希望離家出走，見識更廣闊的世界。”
哲學系三年級，她首次聽到一張西班牙古典吉他唱片，非常感動。西班牙的小白房子、毛驢、一望無際的葡萄園，那樣粗獷，那樣樸質，是她嚮往中的美麗樂園。
“我一直在想，是不是應該到那裡看一次，然後把哲學裡的蒼白去掉。”
終於成行了。
不過，今天的她仍然認為去西班牙是一個浪漫的選擇，而不是一個理性的選擇。
住在馬德里大學宿舍里，既不認識什麼人，語言也不通，唯一的依靠，就是家信。收不到信，就流淚，收到信，就關起房門不停的寫回信。除了讀書，她不知道如何建立自己，完全沒有計劃過日子。
“出國前，我的個性很不開放，始終所想的就是一個人生的問題：為什麼？為什麼？那時候常想死，想自殺，但是到了西班牙，看見別人的生活方式，才知道這樣也是健康的，並不膚淺。”
聽見音樂，他們就在大庭廣眾下旋舞，毫無顧忌。她想，怎麼會這樣開放？恐怕自己永遠也做不到。日子久了，習慣了，她感染了他們熱情的天性，不知不覺融入了自己的血液里。
她慶幸有這樣一個寬闊的起步，另方面，又感到前途茫茫。考慮良久，她選擇了德國，繼續前程。
在蕭邦和喬治桑住過的一個島上做了三個月導遊，賺了點旅費，一張機票，她到了德國，進入歌德學院，專攻語文。一天念十六小時的德文，九個月就取得德文教師資格，對一個外國人來說，是非常難得的成績，“但也是我留學生活最貧乏的一段。”
她輕輕地笑，抿抿嘴唇：“我一天到晚就在念書，對德國的人和事，完全講不出來。我認識的德國，就是上學的那條路和幾個博物館、美術館。”
回想起來，真是很大的損失。她情願沒有拿到什麼證書，情願說不好德文，（她學的德文，有“正統”的柏林口音。）而了解他們的衣食住行。
在德國，也打工。看見GG上徵求一個漂亮的日本女孩子，她想，為什麼要一個漂亮的日本女孩子？於是寄了十幾張彩色照片，竟然很順利的應徵到這份工作。那是第一次為了賺兩百美金生活費“拋頭露面”，她在一家大百貨公司里做蔻蒂化妝品公司的模特兒，賣十天香水。
“第一天簡直羞愧得不得了，一點不覺得是一種驕傲，恨不得把自己埋起來。”
在德國，除了看到一些偉大的藝術品，她認為實在沒什麼可講的。“對勞苦的大眾來說，藝術品不重要，重要的是國民住宅。”
西班牙兩年，德國一年，她又轉移目標了。她得到一個伊利諾大學主修陶瓷的機會，提著兩口大皮箱，走出芝加哥機場。
一個月後，她謀得職位，在伊利諾大學法律系圖書館負責英美法分類。第一天上班，她就鬧了笑話，在兩百本書頁里蓋了兩百個錯誤的圖章，日期是：十月三十六日！
美國一年，父母最關心的是她的婚姻——有不少博士找她，但是，她堅持要嫁一個自己所愛的人。
她回家了，在文化學院、政工幹校和家專教了兩年書，她又想飛了，離開家，繼續流浪——短短十年，遍歷大半個地球，甚至東德、波蘭、南斯拉夫、捷克、丹麥都去過了。不過，她說：“我並不是一個非常喜歡旅遊的人，因為很累，我不愛‘景’，我愛‘人’，這是真的。”
悲天憫人的情懷，這正是她一系列撒哈拉故事裡最吸引人的特色。
“年齡愈大，我愈能同情別人的苦痛，而我的同情不是施捨，施捨就成了同情的罪。”
她清晰的音調急切起來：“我這樣想，是因為自己經歷過很多苦難，而悲天憫人不是你憐憫他，是他給了你東西，因為憐憫別人，自己才會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