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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瑞典領事的身後跟著一個全身穿黑色長袍的教士，年輕紅潤的臉孔，被一頭如嬉皮似的金髮罩到肩膀。
這兩人下車時，正高聲的說著一件有趣的事，高昂的笑聲從門外就傳了過來。
等他們看見等著的我們時，才突然收住了滿臉的笑紋，他們走過來時，還抿著嘴，好似意猶未盡的樣子。“啊！你們已經來了。”領事走過來打招呼。
“日安！”我回答他。
“這是神父夏米葉，我們領事館請來的。”
“您好！”我們彼此又握了握手。
四個人十分窘迫的站了一會，沒有什麼話說。
“好吧！我們開始吧！”神父咳了一聲就走近加里的棺木邊去。
他拿出聖經來用瑞典文念了一段經節，然後又用瑞典文說了幾句我們聽不懂的話，不過兩分鐘的時間吧，他表示說完了，做了一個手勢。
我們請墳園的泥水工將加里的棺木推到牆內的洞裡去，大家看著棺木完全推進去了，神父這才拿出一個小瓶子來，裡面裝著一些水。
“這個，你來灑吧！”他一面用手很小心的摸著他的長髮，一面將水瓶交給我。
“是家屬要灑的？”
“是，也不是。”領事聳聳肩，一副無可奈何的表情。
我拿起瓶子來往加里的棺木上灑了幾滴水，神父站在我旁邊突然劃了一個十字。
“好了！可以封上了。”領事對泥水工說。
“等一下。”我將一把加里院子裡的花丟到他的棺材上去，泥水工這才一塊磚一塊磚的封起牆來。
我們四個人再度沉默的木立著，不知說什麼好。“請問你們替加里付了多少醫藥費？”
“帳單在這裡，不多，住院時先付了一大半。”荷西將帳單拿出來。
“好，明後天請你們再來一次，我們弄好了文件就會結清給你們，好在加里自己的錢還有剩。”
“謝謝！”我們簡短的說了一句。
這時墳場颳起了一陣風，神父將他的聖經夾在腋下，兩隻手不斷的理他的頭髮，有禮的舉止卻蓋不住他的不耐。“這樣吧！我們很忙，先走了，這面牆——”
“沒關係，我們等他砌好了再走，您們請便。”我很快的說。
“那好，加里的家屬我們已經通知了，到現在沒有回音，他的衣物——唉！”
“我們會理好送去領事館的，這不重要了。”
“好，那麼再見了。”
“再見！謝謝你們來。”等砌好了牆，我再看了一眼這面完全是死人居所的牆，給了泥水工他該得的費用，也大步的跟荷西一起走出去。
荷西與我離開了撒哈拉沙漠之後，就搬到了近西北非在大西洋海中的西屬加納利群島暫時安居下來。
在我們租下新家的這個沿海的社區里，住著大約一百多戶人家，這兒大半是白色的平房，沿著山坡往一個平靜的小海灣里建築下去。
雖說它是西班牙的屬地，我們住的地方卻完完全全是北歐人來度假、退休、居留的一塊樂土，西班牙人反倒不多見。
這兒終年不雨，陽光普照，四季如春，尤其是我們選擇的海灣，往往散步兩三小時也碰不到一個人影。海灘就在家的下面，除了偶爾有一兩個步伐蹣跚的老人拖著狗在曬太陽之外，這一片地方安詳得近乎荒涼，望著一排排美麗的洋房和蕃茄田，我常常不相信這兒有那麼多活著的人住著。“歡迎你們搬來這裡，我們這個社區，太需要年輕人加入。這塊美麗的山坡，唯一缺少的就是笑聲和生命的氣氛，這兒，樹和花年年都在長，只有老人，一批批像蒼蠅似的在死去，新的一代，再也不肯來這片死寂的地方了。”
社區的瑞典負責人與我們重重的握著手，誠懇的表示他對我們的接納，又好似惋惜什麼的嘆了口氣。
“這一點您不用愁，三毛是個和氣友愛的太太，我，是個粗人，不會文文靜靜的說話，只要鄰居不嫌吵，我們會把住的一整條街都弄活潑起來。”荷西半開玩笑的對這個負責人說，同時接下了一大串租來小屋的鑰匙。
我們從車上搬東西進新家去的那一天，每一幢房子裡都有人從窗口在張望，沒有一個月左右，這條街上的鄰居大部分都被我們認識了，早晚經過他們的家，我都叫著他們的名字，揚揚手，打個招呼，再問問他們要不要我們的車去市場買些什麼東西帶回來。偶爾荷西在海里捉到了魚，我們也會拿蠅子串起來，挨家去送魚給這些平均都算高齡的北歐人，把他們的門打得碰碰地響。
“其實這裡埋伏著好多人，只是乍時看不出來，我們可不能做壞事。”我對荷西說。
“這麼安靜的地方，要我做什麼搗蛋的事也找不到對象，倒是你，老是跳進隔壁人家院子去採花，不要再去了。”“隔壁沒有人住。”我理直氣壯的回答著他。
“我前幾天還看到燈光。”
“真的？奇怪。”我說著就往花園跑去。
“你去哪裡？三毛。”
他叫我的時候，我早已爬過短牆了。
這個像鬼屋一樣的小院子裡的花床一向開得好似一匹彩色的緞子，我總是挑白色的小jú花采，很少注意到那幢門窗緊閉，窗簾完全拉上的房子裡是不是有人住，因為它那個氣氛，不像是有生命的一幢住家，我幾乎肯定它是空的。我繞了一圈房子，窗簾密密的對著大窗，實在看不進去，繞到前面，拿臉湊到鑰匙洞裡去看，還是看不到什麼。“荷西，你弄錯了，這裡一個人也沒有。”我往家的方向喊著。
再一回頭，突然在我那麼近的玻璃窗口，我看見了一張可怕的老臉，沒有表情的注視著我，我被這意外嚇得背脊都涼了，慢慢的轉身對著他，口裡很勉強的才吐出一句結結巴巴的“日安。”
我盯住這個老人看，他卻緩緩的開了大玻璃門。“我不知道這裡住著個人。對不起。”我用西班牙話對他說。
“啊！啊！”這個老人顯然是跛著腳，他用手撐著門框費力的發出一些聲音。
“你說西班牙話？”我試探的問他。
“不，不，西班牙，不會。”沙啞的聲音，盡力的打著手勢，臉上露出一絲絲微笑，不再那麼怕人了。
“你是瑞典人？”我用德文問他。
“是，是，我，加里，加里。”他可能聽得懂德文，卻講不成句。
“我，三毛，我講德文你懂嗎？”
“是，是，我，德國，會聽，不會講。”他好似站不住了似的，我連忙把他扶進去，放他在椅子上。
“我就住在隔壁，我先生荷西和我住那邊，再見！”說完我跟他握握手，就爬牆回家了。
“荷西，隔壁住著一個可怕的瑞典人。”我向荷西說。“幾歲？”
“不知道，大概好幾百歲了，皺紋好多，人很臭，家裡亂七八糟，一雙腳是跛的。”
“難怪從來不出門，連窗戶都不打開。”
看見了隔壁的加里之後，我一直在想念著他，過了幾天，我跟鄰居談天，順口提到了他。
“啊！那是老加里，他住了快兩年了，跟誰也不來往。”“他沒法子走路。”我輕輕的反駁這個中年的丹麥女人。“那是他的事，他可以弄一輛輪椅。”
“他的家那麼多石階，椅子也下不來。”
“三毛，那不是我們的事情，看見這種可憐的人，我心裡就煩，你能把他怎麼辦？我們又不是慈善機關，何況，他可以在瑞典進養老院，偏偏住到這個舉目無親的島上來。”“這裡天氣不冷，他有他的理由。”我爭辯的說著，也就走開了。
每天望著那一片繁花似錦的小院落里那一扇扇緊閉的門窗，它使我心理上負擔很重，我恨不得看見這鬼魅似的老人爬出來曬太陽，但是，他完完全全安靜得使自己消失，夜間，很少燈火，白天，死寂一片。他如何在維持著他的帶病的生命，對我不止是一個謎，而是一片令我悶悶不樂的牽掛了，這個安靜的老人每天如何度過他的歲月？
“荷西，我們每天做的菜都吃不下，我想——我想有時候不如分一點去給隔壁的那個加里吃。”
“隨便你，我知道你的個性，不叫你去，你自己的飯也吃不下了。”
我拿著一盤菜爬過牆去，用力打了好久的門，加里才跛著腳來開。
“加里，是我，我拿菜來給你吃。”
他呆呆的望著我，好似又不認識了我似的。
“荷西，快過來，我們把加里抬出來吹吹風，我來替他開窗打掃。”
荷西跨過了矮牆，把老人放在他小院的椅子上，前面替他架了一個小桌子，給他叉子，老人好似嚇壞了似的望著我們，接著看看盤子。
“吃，加里，吃，”荷西打著手勢，我在他的屋內掃出堆積如山的空食物罐頭，把窗戶大開著透氣，屋內令人作嘔的氣味一陣陣漫出來。
這兩人下車時，正高聲的說著一件有趣的事，高昂的笑聲從門外就傳了過來。
等他們看見等著的我們時，才突然收住了滿臉的笑紋，他們走過來時，還抿著嘴，好似意猶未盡的樣子。“啊！你們已經來了。”領事走過來打招呼。
“日安！”我回答他。
“這是神父夏米葉，我們領事館請來的。”
“您好！”我們彼此又握了握手。
四個人十分窘迫的站了一會，沒有什麼話說。
“好吧！我們開始吧！”神父咳了一聲就走近加里的棺木邊去。
他拿出聖經來用瑞典文念了一段經節，然後又用瑞典文說了幾句我們聽不懂的話，不過兩分鐘的時間吧，他表示說完了，做了一個手勢。
我們請墳園的泥水工將加里的棺木推到牆內的洞裡去，大家看著棺木完全推進去了，神父這才拿出一個小瓶子來，裡面裝著一些水。
“這個，你來灑吧！”他一面用手很小心的摸著他的長髮，一面將水瓶交給我。
“是家屬要灑的？”
“是，也不是。”領事聳聳肩，一副無可奈何的表情。
我拿起瓶子來往加里的棺木上灑了幾滴水，神父站在我旁邊突然劃了一個十字。
“好了！可以封上了。”領事對泥水工說。
“等一下。”我將一把加里院子裡的花丟到他的棺材上去，泥水工這才一塊磚一塊磚的封起牆來。
我們四個人再度沉默的木立著，不知說什麼好。“請問你們替加里付了多少醫藥費？”
“帳單在這裡，不多，住院時先付了一大半。”荷西將帳單拿出來。
“好，明後天請你們再來一次，我們弄好了文件就會結清給你們，好在加里自己的錢還有剩。”
“謝謝！”我們簡短的說了一句。
這時墳場颳起了一陣風，神父將他的聖經夾在腋下，兩隻手不斷的理他的頭髮，有禮的舉止卻蓋不住他的不耐。“這樣吧！我們很忙，先走了，這面牆——”
“沒關係，我們等他砌好了再走，您們請便。”我很快的說。
“那好，加里的家屬我們已經通知了，到現在沒有回音，他的衣物——唉！”
“我們會理好送去領事館的，這不重要了。”
“好，那麼再見了。”
“再見！謝謝你們來。”等砌好了牆，我再看了一眼這面完全是死人居所的牆，給了泥水工他該得的費用，也大步的跟荷西一起走出去。
荷西與我離開了撒哈拉沙漠之後，就搬到了近西北非在大西洋海中的西屬加納利群島暫時安居下來。
在我們租下新家的這個沿海的社區里，住著大約一百多戶人家，這兒大半是白色的平房，沿著山坡往一個平靜的小海灣里建築下去。
雖說它是西班牙的屬地，我們住的地方卻完完全全是北歐人來度假、退休、居留的一塊樂土，西班牙人反倒不多見。
這兒終年不雨，陽光普照，四季如春，尤其是我們選擇的海灣，往往散步兩三小時也碰不到一個人影。海灘就在家的下面，除了偶爾有一兩個步伐蹣跚的老人拖著狗在曬太陽之外，這一片地方安詳得近乎荒涼，望著一排排美麗的洋房和蕃茄田，我常常不相信這兒有那麼多活著的人住著。“歡迎你們搬來這裡，我們這個社區，太需要年輕人加入。這塊美麗的山坡，唯一缺少的就是笑聲和生命的氣氛，這兒，樹和花年年都在長，只有老人，一批批像蒼蠅似的在死去，新的一代，再也不肯來這片死寂的地方了。”
社區的瑞典負責人與我們重重的握著手，誠懇的表示他對我們的接納，又好似惋惜什麼的嘆了口氣。
“這一點您不用愁，三毛是個和氣友愛的太太，我，是個粗人，不會文文靜靜的說話，只要鄰居不嫌吵，我們會把住的一整條街都弄活潑起來。”荷西半開玩笑的對這個負責人說，同時接下了一大串租來小屋的鑰匙。
我們從車上搬東西進新家去的那一天，每一幢房子裡都有人從窗口在張望，沒有一個月左右，這條街上的鄰居大部分都被我們認識了，早晚經過他們的家，我都叫著他們的名字，揚揚手，打個招呼，再問問他們要不要我們的車去市場買些什麼東西帶回來。偶爾荷西在海里捉到了魚，我們也會拿蠅子串起來，挨家去送魚給這些平均都算高齡的北歐人，把他們的門打得碰碰地響。
“其實這裡埋伏著好多人，只是乍時看不出來，我們可不能做壞事。”我對荷西說。
“這麼安靜的地方，要我做什麼搗蛋的事也找不到對象，倒是你，老是跳進隔壁人家院子去採花，不要再去了。”“隔壁沒有人住。”我理直氣壯的回答著他。
“我前幾天還看到燈光。”
“真的？奇怪。”我說著就往花園跑去。
“你去哪裡？三毛。”
他叫我的時候，我早已爬過短牆了。
這個像鬼屋一樣的小院子裡的花床一向開得好似一匹彩色的緞子，我總是挑白色的小jú花采，很少注意到那幢門窗緊閉，窗簾完全拉上的房子裡是不是有人住，因為它那個氣氛，不像是有生命的一幢住家，我幾乎肯定它是空的。我繞了一圈房子，窗簾密密的對著大窗，實在看不進去，繞到前面，拿臉湊到鑰匙洞裡去看，還是看不到什麼。“荷西，你弄錯了，這裡一個人也沒有。”我往家的方向喊著。
再一回頭，突然在我那麼近的玻璃窗口，我看見了一張可怕的老臉，沒有表情的注視著我，我被這意外嚇得背脊都涼了，慢慢的轉身對著他，口裡很勉強的才吐出一句結結巴巴的“日安。”
我盯住這個老人看，他卻緩緩的開了大玻璃門。“我不知道這裡住著個人。對不起。”我用西班牙話對他說。
“啊！啊！”這個老人顯然是跛著腳，他用手撐著門框費力的發出一些聲音。
“你說西班牙話？”我試探的問他。
“不，不，西班牙，不會。”沙啞的聲音，盡力的打著手勢，臉上露出一絲絲微笑，不再那麼怕人了。
“你是瑞典人？”我用德文問他。
“是，是，我，加里，加里。”他可能聽得懂德文，卻講不成句。
“我，三毛，我講德文你懂嗎？”
“是，是，我，德國，會聽，不會講。”他好似站不住了似的，我連忙把他扶進去，放他在椅子上。
“我就住在隔壁，我先生荷西和我住那邊，再見！”說完我跟他握握手，就爬牆回家了。
“荷西，隔壁住著一個可怕的瑞典人。”我向荷西說。“幾歲？”
“不知道，大概好幾百歲了，皺紋好多，人很臭，家裡亂七八糟，一雙腳是跛的。”
“難怪從來不出門，連窗戶都不打開。”
看見了隔壁的加里之後，我一直在想念著他，過了幾天，我跟鄰居談天，順口提到了他。
“啊！那是老加里，他住了快兩年了，跟誰也不來往。”“他沒法子走路。”我輕輕的反駁這個中年的丹麥女人。“那是他的事，他可以弄一輛輪椅。”
“他的家那麼多石階，椅子也下不來。”
“三毛，那不是我們的事情，看見這種可憐的人，我心裡就煩，你能把他怎麼辦？我們又不是慈善機關，何況，他可以在瑞典進養老院，偏偏住到這個舉目無親的島上來。”“這裡天氣不冷，他有他的理由。”我爭辯的說著，也就走開了。
每天望著那一片繁花似錦的小院落里那一扇扇緊閉的門窗，它使我心理上負擔很重，我恨不得看見這鬼魅似的老人爬出來曬太陽，但是，他完完全全安靜得使自己消失，夜間，很少燈火，白天，死寂一片。他如何在維持著他的帶病的生命，對我不止是一個謎，而是一片令我悶悶不樂的牽掛了，這個安靜的老人每天如何度過他的歲月？
“荷西，我們每天做的菜都吃不下，我想——我想有時候不如分一點去給隔壁的那個加里吃。”
“隨便你，我知道你的個性，不叫你去，你自己的飯也吃不下了。”
我拿著一盤菜爬過牆去，用力打了好久的門，加里才跛著腳來開。
“加里，是我，我拿菜來給你吃。”
他呆呆的望著我，好似又不認識了我似的。
“荷西，快過來，我們把加里抬出來吹吹風，我來替他開窗打掃。”
荷西跨過了矮牆，把老人放在他小院的椅子上，前面替他架了一個小桌子，給他叉子，老人好似嚇壞了似的望著我們，接著看看盤子。
“吃，加里，吃，”荷西打著手勢，我在他的屋內掃出堆積如山的空食物罐頭，把窗戶大開著透氣，屋內令人作嘔的氣味一陣陣漫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