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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要出去的，我對本市的教育制度沒信心。」
「才十二歲哪。」
「男兒志在四方。」
「我同外國人商量一下。」
「現在咱們家逢有事便找外國人做顧問，她自己萬一有事，找誰商議？」
「她？」一我發一陣子呆，「她那麼強，她自己會想得通的。」
「這太不公平了。」
「是，我也知不公平，但是誰敢替她出主意呢。」
「給你作外國人，你做不做？」
我拼老命搖頭，「不做不做，但我喜歡有她這麼一個親人，強壯而理智。」
丈夫笑。
是的，我們來不及的把私事向他傾訴，求她解決，卻從不問及他的需要。外國人嘛，同我們的需要自然有些不同，這個綽號不是白白得來的。
唯一可做的，便是做吃的讓她享受。
我遺在編織件兔毛毛衣，準備在稍後送給她。
我還能做什麼呢？我是個沒有身分的女人，一個平凡的小家庭主婦。
我是中國人。
她是外國人。
分別就在這兒了。
我不肯做她，她不肯做我，然而外國人與我，是永遠的好朋友。作家 大成是作家。
他在寫作的時候，用一個很漂亮的筆名，大成不過是他在家喚的小名。
我自小認識他，所以知道他叫大成。
他的新朋友，都叫他峻峰──他的假名、篆名、寫作人所用的藝名。
大成有一年沒有新作面世了，說來話長，都是因為被書評家害慘了的緣故。
他們稱讚地，捧他，但往往在評論後加一句：「峻峰原來可以成為嚴肅作家……他可以變得更好，他應該選擇比較嚴肅的題材。」
峻峰說，作者都希望變得更好，所以當他賺了一點錢，為求進步，便把工作停下來，思考嚴肅的題材，冥想，旅行，以求進步。
評論家把他的行蹤報導出來，猛贊他清高飄逸，是文壇將來未可限量的棟樑。
真坑了他。
大成是個天真熱誠的人，人家批評他，他全相信，人家稱讚他，他也全接受，情緒很易被不相干的人左右，這是我所不能明白的。
我是一個頑強的人，人家說什麼，我就算在乎也斷然不會給人知道我在乎，何況我是真的不在乎。
但又出乎意料，我與大成是好朋友。
我做電腦，他干藝術，但我們是好朋友。我們的感情，好比兄妹。
這一年來，他不住的流浪，找尋獨步單方，參加很多活動，但是沒有寫作。
他也與我談過很多次，有關他寫作的前途。
我覺得他在廿七便名成利就，實在是值得驕傲的事，他應當寫下去。
寫作人最要緊的事，便是坐下來寫。
他會說這是外行人所說的話。
我與他爭論過多次，但我無法說服他。
我說：「你有你的讀者，我見你在路上都有讀者抓住你要你簽名。他們喜歡你目前的作品，何必改變方針？」
他說：「求進步。」
「寫窮人的生活便是進步？真荒謬。社會一般人都安居樂業，為什麼不能寫小資產階級？」
「我沒有說要寫窮人，何況貧苦的階層也有資格入小說。」
「然，很多社會小說也很好看，」我同意，「但是我更喜歡你的作品，反正愛窮的人可以一直耗下去，愛繁華的人可以照舊。但，請記住，這不過是生活方式，窮與氣節高尚並無直接關係，手邊有節儲也與虛榮無關。」
「對於科學家來說，當然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但文學作風不是這樣的。」
「一定要窮是不是？住到山邊墾荒去才有誠意。」我笑。
大成一輩子活在大城市中，家裡做小生意，只有他這個兒子，念中學時就愛寫作投稿，進大學已經出書成名，他始終有種不滿足，十甘心做一個流行作家。
他大概想留芳百世。
有些人在無意中就做到了，我相信曹雪芹這類作家在寫作時並沒有抱住要揚名後世的意念，相信楊振寧在做研究時也沒有握拳疾呼我要成名。
一切是果不是因，卻是無意中得來，似大成這般到刻意要突破，是完全沒有必要的，而且不一定會成功。
這些論點我也同他說過了。這也許是我們兩個人討論過的唯一嚴肅的題目，枯燥得要命。
我最討厭嚴肅，不是說平日做事吊兒郎當，但下了班誰不要輕鬆一下，還牽涉到社會大問題幹什麼，沒的頭痛。
好幾次都是我自己舉起雙手投降，「不說了不說了。」
但是他不肯再與我出去吃飯跳舞，他努力鑽研學問，買了一大堆硬皮英文書來細讀。
我又弄不明白了，讀南美洲作家的作品，對他的事業有什麼幫助？我們住在亞洲，黃皮膚黑眼睛，天南地北，去讀那種枯燥的作品幹什麼？
「你懂什麼？」他擺擺手生氣「對你來說，閱讀不過是消閒。」
「嘿！」我冷笑，「閱讀還能幫我什麼？你能從詩集裡找到什麼？不過有些人搓麻將，有些人閱讀而己，對社會有什麼貢獻呢，做大事的全是科學家，科學家奠定社會文明，藝術家才得有機會做些錦上添花的瑣事。」
「你與你電腦去跳樓吧。」
「沒有電腦，你在銀行排隊要站大半天。」
「我不喜歡你了。」
我與他作一個鬼臉。
後來他出發去旅行，選的地方是巴黎。
「那不行」我加插意見，「巴黎是文明社會，有自來水供應，不夠嚴肅，不作數，人家照樣看不起你，住上十年也是個流行小說作家，你得選一些不毛之地，越苦越好，連廁所都沒有的地方最妥當。」
大成追著我來打。
其實我說的都是實話，誰讓他要走一條嚴肅的路呢？幹革命的人哪有資格享福。
大成在巴黎住了兩個月，遠遠近近地方都去遍了，很寂寞，亦找不到什麼新的題材，與我通了許多長信，也說過上萬元的長途電話，最後覺得悶，決定回來。
我去機場接他。
他瘦了很多，清秀的面孔有一層風霜。看得出心理負擔很大。
你看你看，藝術家也不好做。
他皺起眉頭，「真傖俗，開口都是錢。」
我一點都不生氣，滑稽的朝他杯杯眼。
「我想寫一個移民的故事。」
「何勞你寫！！！本市每個家庭都有親友在做移民或想做移民，多悶。」
「我寫的是一百年前的故事。」
「當然是含辛茹苦了，苦苦苦，苦過黃連。」我揮舞雙手。
「你再這樣咱們就不用說下去。」
這種題材也不新鮮：辮子、小腳，鋪鐵路，開洗衣店，受歧視，遭侮辱……
他雙手捧住頭丫，「那寫什麼呢？」
「回家再說吧。」
在車上我要求他寫一個女強人甘心跟一個小男人作妾的故事：她幫他賺錢，他卻把錢取回去餵原配與孩子，充滿矛盾衝突……
「天方夜譚。」大成說。
「哎唷，可是能夠滿足一些男人呀，令他們覺得紅顏知己仍然存在，尚未滅絕，多好。」
「沒有人會看這種令人生氣的小說。」
「不一定，我個人最恨「掀開社會陰暗面」的小說，越黑越有深度，父親嗜賭，母親生肺病，兒子帶毒，女兒是jì女．，在一個雷雨之夜，齊齊服毒自殺──是誰的錯？社會的錯！金錢是萬惡的．溫情是永恆的。」
「你沒有同情心。」
「你會寫得很好！大成，以你的筆法，你會做得成功。」我說：「還有，對了，美姿畫報找你寫小說。」
「你怎麼知道？」他有點興奮。
「我聽的電話，每千字四位數字，請你立刻同他們聯絡。」
他很高興，「美姿的要求一向嚴格。」
我看他一眼，「不過假使我是你，我就不寫美姿。」
「為什麼？」他愕然。
「人家每個月出兩期，期期銷十多廿萬冊，太流行了，這麼流行，怎麼可以？人人都看的刊物，怎麼嚴肅得起來？」我強忍著笑。
他怔住，認真的思索起來。
他這個人最近有點走火入魔。
評論家把所有的文章分為明類：流行作品絕非文藝，凡是文藝必須曲高和寡，然後又慨嘆文藝刊物都關門，沒有讀者，一有人看，又立刻把該等作品打入流行類，這不是開玩笑是什麼。
我說下去，你要寫文藝作品，就必須放棄廣大的群眾作讀者，只被少數的評論家品賞，評論家本身有沒有作品不打緊，他不會寫，他會批評就得了。
「能不能做到雅俗共賞？」他天真的問。
「誰肯承認自己是俗人，所以你說，做不做得到？」
「才十二歲哪。」
「男兒志在四方。」
「我同外國人商量一下。」
「現在咱們家逢有事便找外國人做顧問，她自己萬一有事，找誰商議？」
「她？」一我發一陣子呆，「她那麼強，她自己會想得通的。」
「這太不公平了。」
「是，我也知不公平，但是誰敢替她出主意呢。」
「給你作外國人，你做不做？」
我拼老命搖頭，「不做不做，但我喜歡有她這麼一個親人，強壯而理智。」
丈夫笑。
是的，我們來不及的把私事向他傾訴，求她解決，卻從不問及他的需要。外國人嘛，同我們的需要自然有些不同，這個綽號不是白白得來的。
唯一可做的，便是做吃的讓她享受。
我遺在編織件兔毛毛衣，準備在稍後送給她。
我還能做什麼呢？我是個沒有身分的女人，一個平凡的小家庭主婦。
我是中國人。
她是外國人。
分別就在這兒了。
我不肯做她，她不肯做我，然而外國人與我，是永遠的好朋友。作家 大成是作家。
他在寫作的時候，用一個很漂亮的筆名，大成不過是他在家喚的小名。
我自小認識他，所以知道他叫大成。
他的新朋友，都叫他峻峰──他的假名、篆名、寫作人所用的藝名。
大成有一年沒有新作面世了，說來話長，都是因為被書評家害慘了的緣故。
他們稱讚地，捧他，但往往在評論後加一句：「峻峰原來可以成為嚴肅作家……他可以變得更好，他應該選擇比較嚴肅的題材。」
峻峰說，作者都希望變得更好，所以當他賺了一點錢，為求進步，便把工作停下來，思考嚴肅的題材，冥想，旅行，以求進步。
評論家把他的行蹤報導出來，猛贊他清高飄逸，是文壇將來未可限量的棟樑。
真坑了他。
大成是個天真熱誠的人，人家批評他，他全相信，人家稱讚他，他也全接受，情緒很易被不相干的人左右，這是我所不能明白的。
我是一個頑強的人，人家說什麼，我就算在乎也斷然不會給人知道我在乎，何況我是真的不在乎。
但又出乎意料，我與大成是好朋友。
我做電腦，他干藝術，但我們是好朋友。我們的感情，好比兄妹。
這一年來，他不住的流浪，找尋獨步單方，參加很多活動，但是沒有寫作。
他也與我談過很多次，有關他寫作的前途。
我覺得他在廿七便名成利就，實在是值得驕傲的事，他應當寫下去。
寫作人最要緊的事，便是坐下來寫。
他會說這是外行人所說的話。
我與他爭論過多次，但我無法說服他。
我說：「你有你的讀者，我見你在路上都有讀者抓住你要你簽名。他們喜歡你目前的作品，何必改變方針？」
他說：「求進步。」
「寫窮人的生活便是進步？真荒謬。社會一般人都安居樂業，為什麼不能寫小資產階級？」
「我沒有說要寫窮人，何況貧苦的階層也有資格入小說。」
「然，很多社會小說也很好看，」我同意，「但是我更喜歡你的作品，反正愛窮的人可以一直耗下去，愛繁華的人可以照舊。但，請記住，這不過是生活方式，窮與氣節高尚並無直接關係，手邊有節儲也與虛榮無關。」
「對於科學家來說，當然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但文學作風不是這樣的。」
「一定要窮是不是？住到山邊墾荒去才有誠意。」我笑。
大成一輩子活在大城市中，家裡做小生意，只有他這個兒子，念中學時就愛寫作投稿，進大學已經出書成名，他始終有種不滿足，十甘心做一個流行作家。
他大概想留芳百世。
有些人在無意中就做到了，我相信曹雪芹這類作家在寫作時並沒有抱住要揚名後世的意念，相信楊振寧在做研究時也沒有握拳疾呼我要成名。
一切是果不是因，卻是無意中得來，似大成這般到刻意要突破，是完全沒有必要的，而且不一定會成功。
這些論點我也同他說過了。這也許是我們兩個人討論過的唯一嚴肅的題目，枯燥得要命。
我最討厭嚴肅，不是說平日做事吊兒郎當，但下了班誰不要輕鬆一下，還牽涉到社會大問題幹什麼，沒的頭痛。
好幾次都是我自己舉起雙手投降，「不說了不說了。」
但是他不肯再與我出去吃飯跳舞，他努力鑽研學問，買了一大堆硬皮英文書來細讀。
我又弄不明白了，讀南美洲作家的作品，對他的事業有什麼幫助？我們住在亞洲，黃皮膚黑眼睛，天南地北，去讀那種枯燥的作品幹什麼？
「你懂什麼？」他擺擺手生氣「對你來說，閱讀不過是消閒。」
「嘿！」我冷笑，「閱讀還能幫我什麼？你能從詩集裡找到什麼？不過有些人搓麻將，有些人閱讀而己，對社會有什麼貢獻呢，做大事的全是科學家，科學家奠定社會文明，藝術家才得有機會做些錦上添花的瑣事。」
「你與你電腦去跳樓吧。」
「沒有電腦，你在銀行排隊要站大半天。」
「我不喜歡你了。」
我與他作一個鬼臉。
後來他出發去旅行，選的地方是巴黎。
「那不行」我加插意見，「巴黎是文明社會，有自來水供應，不夠嚴肅，不作數，人家照樣看不起你，住上十年也是個流行小說作家，你得選一些不毛之地，越苦越好，連廁所都沒有的地方最妥當。」
大成追著我來打。
其實我說的都是實話，誰讓他要走一條嚴肅的路呢？幹革命的人哪有資格享福。
大成在巴黎住了兩個月，遠遠近近地方都去遍了，很寂寞，亦找不到什麼新的題材，與我通了許多長信，也說過上萬元的長途電話，最後覺得悶，決定回來。
我去機場接他。
他瘦了很多，清秀的面孔有一層風霜。看得出心理負擔很大。
你看你看，藝術家也不好做。
他皺起眉頭，「真傖俗，開口都是錢。」
我一點都不生氣，滑稽的朝他杯杯眼。
「我想寫一個移民的故事。」
「何勞你寫！！！本市每個家庭都有親友在做移民或想做移民，多悶。」
「我寫的是一百年前的故事。」
「當然是含辛茹苦了，苦苦苦，苦過黃連。」我揮舞雙手。
「你再這樣咱們就不用說下去。」
這種題材也不新鮮：辮子、小腳，鋪鐵路，開洗衣店，受歧視，遭侮辱……
他雙手捧住頭丫，「那寫什麼呢？」
「回家再說吧。」
在車上我要求他寫一個女強人甘心跟一個小男人作妾的故事：她幫他賺錢，他卻把錢取回去餵原配與孩子，充滿矛盾衝突……
「天方夜譚。」大成說。
「哎唷，可是能夠滿足一些男人呀，令他們覺得紅顏知己仍然存在，尚未滅絕，多好。」
「沒有人會看這種令人生氣的小說。」
「不一定，我個人最恨「掀開社會陰暗面」的小說，越黑越有深度，父親嗜賭，母親生肺病，兒子帶毒，女兒是jì女．，在一個雷雨之夜，齊齊服毒自殺──是誰的錯？社會的錯！金錢是萬惡的．溫情是永恆的。」
「你沒有同情心。」
「你會寫得很好！大成，以你的筆法，你會做得成功。」我說：「還有，對了，美姿畫報找你寫小說。」
「你怎麼知道？」他有點興奮。
「我聽的電話，每千字四位數字，請你立刻同他們聯絡。」
他很高興，「美姿的要求一向嚴格。」
我看他一眼，「不過假使我是你，我就不寫美姿。」
「為什麼？」他愕然。
「人家每個月出兩期，期期銷十多廿萬冊，太流行了，這麼流行，怎麼可以？人人都看的刊物，怎麼嚴肅得起來？」我強忍著笑。
他怔住，認真的思索起來。
他這個人最近有點走火入魔。
評論家把所有的文章分為明類：流行作品絕非文藝，凡是文藝必須曲高和寡，然後又慨嘆文藝刊物都關門，沒有讀者，一有人看，又立刻把該等作品打入流行類，這不是開玩笑是什麼。
我說下去，你要寫文藝作品，就必須放棄廣大的群眾作讀者，只被少數的評論家品賞，評論家本身有沒有作品不打緊，他不會寫，他會批評就得了。
「能不能做到雅俗共賞？」他天真的問。
「誰肯承認自己是俗人，所以你說，做不做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