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4頁
[7]Ibid．
[8]James Harding，“Into the Heart of Suburbia，”Financial Times，January 15，2005．
(1)即俄亥俄州。——譯者注
(2)“安全媽媽”是2004年美國總統選舉中的特殊選民群體，她們都是已經結婚的白人母親。自從“9·11”恐怖襲擊之後，就格外關注恐怖威脅和安全問題。——譯者注
(3)阿米什人是基督新教再洗禮派門諾會中的一個信徒分支，以拒絕汽車及電力等現代設施，過簡樸的生活而聞名。——譯者注
(4)即女性白人工人階級。——譯者注
(5)麻薩諸塞州的一個島嶼。如果說克勞福德農場代表的是南方，那麼瑪莎葡萄園則代表東北部。它們分別象徵保守主義和自由派。——譯者注
附錄
眾議員的保守主義得分情況
*平均得分和中位數得分是全體435位國會成員的得分
我們認為，分數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意識形態總參考指標，但並非完美無缺。一位共和黨國會議員上午可能會高興地呼籲政府少一些干預，下午卻會企圖增加有利於其選區的撥款法修正案。同樣，小州的得分情況也是不可靠的。例如，懷俄明州在1972年的得分是0分，而1986和2002年的得分則都是100分，這是因為該州只有一個國會議席。1972年，該州的議席由甘迺迪式的民主黨人特諾·龍卡利奧（Teno Roncalio）占據，他投票支持限制戰略武器會談條約和法院下令的取消種族歧視，但反對《簡·方達法案》。1986年，毫不退縮地追求保守主義路線的迪克·切尼占有該議席，現占有該議席的芭芭拉·卡賓（Barbaba Cubin）也是這樣一個人，她投票支持從《反彈道飛彈條約》中撤出，以及擴大福利改革法的範圍。利用意識形態得分進行的精確分析，可參見基斯·普爾（Keith Poole）和霍華德·羅森塔爾（Howard Rosenthal）合著的《國會：唱名表決的政治經濟學歷史》（Congress：A Political-Economic History of Roll Call Voting，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一書的第165~183頁，更直接的解釋可參看琳達·福勒（Linda Fowler）在《立法研究季刊》（Legislation Studies Quarterly）1982年第401~413頁上的文章《利益集團如何為國會議員的投票記錄得分選擇議題》（How interest groups select issues for rating voting records of members of the U．S．Congress）。
致謝
如果沒有創作題材方面的合作，本書是不可能完成的。想像一下吧，如果兩位美國保守派嚷嚷著說要寫一本有關美國新聞業狀況的著作，情況會是如何。在我們對右派美國的心胸進行聽診的過程中，它很少對我們表示厭煩。不幸的事件有過幾次，其中一次是南方人把我們為之效力的僱主的名字（《經濟學人》雜誌，英文名為Economist）誤聽成《共產主義者》（Communist）。不過大多數人對我們這兩個好刨根問底的英國人充滿耐心和善意，他們歡迎我們進入他們的教堂和大學，向我們透露智庫和壓力集團的內部工作程序，讓我們知道他們動員阿拉巴馬州選民或建立反柯林頓圖書館的計劃。感謝上帝我倆不是法國人。
為了避免被指責說帶有偏見，需要補充一下，我們從許多自由派那兒也得到了殷勤款待，他們試圖說服我們，認為我們的觀點完全錯誤。在本書導論中，我們說自己有不偏不倚的優勢。當然，與我們交談的絕大多數美國人，恭維地將我們看作是立場客觀的證人，而不是黨派私利者或者邪惡的外國間諜。
許多人讀過本書的手稿。約翰·迪克森（John Dickerson）、吉利恩·皮爾（Gillian Peele）和西蒙·格林（Simon Green）都曾指出本書的大小錯誤。我們尤其要感謝我們的同事安·羅（Ann Wroe）和我們的英國編輯斯圖爾特·普羅菲特（Stuart Proffitt），他們在本書還遠未定型的時候讀了手稿，並提出了很好的改進意見。如果沒有馬克·多伊爾（Mark Doyle）為我們查證事實，並擬定不同屆國會的保守性等級，本書也不可能完成。我們也要感謝索菲婭·布拉德福德（Sophia Bradford）為我們提供的圖片和彼得·溫菲爾德（Peter Winfield）為我們提供的地圖。我們還要感謝馬里奧·普拉特羅（Mario Platero）、阿里亞德妮·普拉特羅（Ariadne Platero）、贊尼·馬拉比（Zanny Mallaby）、塞巴斯蒂安·馬拉比（Sebastian Mallaby）、夏洛特·達西（插rlotte Duthie）和約翰·達西（John Duthie），尤其是理察·米克爾思韋特（Ri插rd Micklethwait）和簡·米克爾思韋特（Jane Micklethwait），感謝他們奉獻時間，為我們提供膳宿。
有斯科特·莫耶斯（Scott Moyers）做編輯，對我們來說是莫大的幸運。他一直是建議和熱情之源，唯有在確信我們是正確的時候才會緩和下來。我們也要感謝索菲婭·費爾斯（Sophia Fels）和安·戈多夫（Ann Godoff）給我們提供的幫助，還要第四次感謝出類拔萃的代理商安德魯·懷利（Andrew Wylie）。
我們也要感謝那些以最大耐心容忍我們的人。比爾·埃莫特（Bill Emmott）是一位慷慨的編輯，我們要感謝他允許我們再次使用我們在《經濟學人》雜誌上寫的文章。我們還要感激露西·塔隆（Lucy Tallon）、雷切爾·霍伍德（Rachel Horwood）、維尼夏·隆然（Venetia Longin）、約翰·帕克（John Parker）、贊尼·明頓·貝多斯（Zanny Minton Beddoes）、多米尼克·齊格勒（Dominic Ziegler）、布賴恩·比達姆（Brian Beedham），感謝他們寬容這兩位辦公室里的近鄰。卡羅爾·霍華德（Carol Howard）、約翰·皮特（John Peet）、克萊夫·克魯克（Clive Crook）、約翰尼·格里蒙德（Johnny Grimond）、約翰·斯馬尼亞克（John Smutniak）、芭芭拉·貝克（Barbara Beck）在具體問題上為我們提供過幫助。感謝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再次從他在布魯塞爾那偏居一隅的居所為我們提供了源源不斷的靈感。
[8]James Harding，“Into the Heart of Suburbia，”Financial Times，January 15，2005．
(1)即俄亥俄州。——譯者注
(2)“安全媽媽”是2004年美國總統選舉中的特殊選民群體，她們都是已經結婚的白人母親。自從“9·11”恐怖襲擊之後，就格外關注恐怖威脅和安全問題。——譯者注
(3)阿米什人是基督新教再洗禮派門諾會中的一個信徒分支，以拒絕汽車及電力等現代設施，過簡樸的生活而聞名。——譯者注
(4)即女性白人工人階級。——譯者注
(5)麻薩諸塞州的一個島嶼。如果說克勞福德農場代表的是南方，那麼瑪莎葡萄園則代表東北部。它們分別象徵保守主義和自由派。——譯者注
附錄
眾議員的保守主義得分情況
*平均得分和中位數得分是全體435位國會成員的得分
我們認為，分數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意識形態總參考指標，但並非完美無缺。一位共和黨國會議員上午可能會高興地呼籲政府少一些干預，下午卻會企圖增加有利於其選區的撥款法修正案。同樣，小州的得分情況也是不可靠的。例如，懷俄明州在1972年的得分是0分，而1986和2002年的得分則都是100分，這是因為該州只有一個國會議席。1972年，該州的議席由甘迺迪式的民主黨人特諾·龍卡利奧（Teno Roncalio）占據，他投票支持限制戰略武器會談條約和法院下令的取消種族歧視，但反對《簡·方達法案》。1986年，毫不退縮地追求保守主義路線的迪克·切尼占有該議席，現占有該議席的芭芭拉·卡賓（Barbaba Cubin）也是這樣一個人，她投票支持從《反彈道飛彈條約》中撤出，以及擴大福利改革法的範圍。利用意識形態得分進行的精確分析，可參見基斯·普爾（Keith Poole）和霍華德·羅森塔爾（Howard Rosenthal）合著的《國會：唱名表決的政治經濟學歷史》（Congress：A Political-Economic History of Roll Call Voting，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一書的第165~183頁，更直接的解釋可參看琳達·福勒（Linda Fowler）在《立法研究季刊》（Legislation Studies Quarterly）1982年第401~413頁上的文章《利益集團如何為國會議員的投票記錄得分選擇議題》（How interest groups select issues for rating voting records of members of the U．S．Congress）。
致謝
如果沒有創作題材方面的合作，本書是不可能完成的。想像一下吧，如果兩位美國保守派嚷嚷著說要寫一本有關美國新聞業狀況的著作，情況會是如何。在我們對右派美國的心胸進行聽診的過程中，它很少對我們表示厭煩。不幸的事件有過幾次，其中一次是南方人把我們為之效力的僱主的名字（《經濟學人》雜誌，英文名為Economist）誤聽成《共產主義者》（Communist）。不過大多數人對我們這兩個好刨根問底的英國人充滿耐心和善意，他們歡迎我們進入他們的教堂和大學，向我們透露智庫和壓力集團的內部工作程序，讓我們知道他們動員阿拉巴馬州選民或建立反柯林頓圖書館的計劃。感謝上帝我倆不是法國人。
為了避免被指責說帶有偏見，需要補充一下，我們從許多自由派那兒也得到了殷勤款待，他們試圖說服我們，認為我們的觀點完全錯誤。在本書導論中，我們說自己有不偏不倚的優勢。當然，與我們交談的絕大多數美國人，恭維地將我們看作是立場客觀的證人，而不是黨派私利者或者邪惡的外國間諜。
許多人讀過本書的手稿。約翰·迪克森（John Dickerson）、吉利恩·皮爾（Gillian Peele）和西蒙·格林（Simon Green）都曾指出本書的大小錯誤。我們尤其要感謝我們的同事安·羅（Ann Wroe）和我們的英國編輯斯圖爾特·普羅菲特（Stuart Proffitt），他們在本書還遠未定型的時候讀了手稿，並提出了很好的改進意見。如果沒有馬克·多伊爾（Mark Doyle）為我們查證事實，並擬定不同屆國會的保守性等級，本書也不可能完成。我們也要感謝索菲婭·布拉德福德（Sophia Bradford）為我們提供的圖片和彼得·溫菲爾德（Peter Winfield）為我們提供的地圖。我們還要感謝馬里奧·普拉特羅（Mario Platero）、阿里亞德妮·普拉特羅（Ariadne Platero）、贊尼·馬拉比（Zanny Mallaby）、塞巴斯蒂安·馬拉比（Sebastian Mallaby）、夏洛特·達西（插rlotte Duthie）和約翰·達西（John Duthie），尤其是理察·米克爾思韋特（Ri插rd Micklethwait）和簡·米克爾思韋特（Jane Micklethwait），感謝他們奉獻時間，為我們提供膳宿。
有斯科特·莫耶斯（Scott Moyers）做編輯，對我們來說是莫大的幸運。他一直是建議和熱情之源，唯有在確信我們是正確的時候才會緩和下來。我們也要感謝索菲婭·費爾斯（Sophia Fels）和安·戈多夫（Ann Godoff）給我們提供的幫助，還要第四次感謝出類拔萃的代理商安德魯·懷利（Andrew Wylie）。
我們也要感謝那些以最大耐心容忍我們的人。比爾·埃莫特（Bill Emmott）是一位慷慨的編輯，我們要感謝他允許我們再次使用我們在《經濟學人》雜誌上寫的文章。我們還要感激露西·塔隆（Lucy Tallon）、雷切爾·霍伍德（Rachel Horwood）、維尼夏·隆然（Venetia Longin）、約翰·帕克（John Parker）、贊尼·明頓·貝多斯（Zanny Minton Beddoes）、多米尼克·齊格勒（Dominic Ziegler）、布賴恩·比達姆（Brian Beedham），感謝他們寬容這兩位辦公室里的近鄰。卡羅爾·霍華德（Carol Howard）、約翰·皮特（John Peet）、克萊夫·克魯克（Clive Crook）、約翰尼·格里蒙德（Johnny Grimond）、約翰·斯馬尼亞克（John Smutniak）、芭芭拉·貝克（Barbara Beck）在具體問題上為我們提供過幫助。感謝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再次從他在布魯塞爾那偏居一隅的居所為我們提供了源源不斷的靈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