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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布希的第二任期，共和黨也會利用其權力來加強這一保守主義趨勢。白宮不僅保證這一次一開始就要加緊對公共開支的控制，並且企圖通過社會保障私有化來削弱“偉大社會計劃”的一大支柱。另外，白宮將能夠任命許多保守派法官——其中包括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人們可以明白，為什麼民主黨在2004年要竭力把小布希先生趕出白宮。
而且，2004年選舉的主導思想幾乎全都來自右派，這或許是最為重要的。2004年左派當然有爆炸性的活動：“迪安的狂熱追隨者”（Deaniacs）、“527團體”、大把大把投入自由主義事業的金錢。或許在20年的時間裡，歷史學家將把2004年定位為左派的1964年（那一年巴里·戈德華特雖然遭到壓倒性的失敗，但卻誕生了現代保守主義運動）。但是，約翰·克里卻是巴里·戈德華特蹩腳的再生版本。戈德華特代表的是一套新的思想，克里則是在由右派決定的地區戰鬥；戈德華特植根於一套激進主義的制度之中，而新近的民主黨智庫和基金會則無疑是一串思想貧瘠的機構。
最終是獨一無二的
本書並不認為所有的美國人都是保守派。顯然，美國是一個分裂的國家，對本書的反應也說明了這一點。在過去一年中的各種論壇上，有人譴責我們是世俗的自由意志論者、歐洲社會主義者（這要感謝拉什）、新保守派天主教徒、小布希的頂禮膜拜者、克里的代理人、布萊爾的同情者、老派的托利黨人、美國的貴賓犬和忘恩負義的英國佬。
對這個故事有過一次有趣的歪曲。在美國，我們發現我們既被歸為保守派，又被歸為自由派，程度大致相同。在美國之外，只要我們準備嚴肅地對待美國保守主義，這就意味著我們是保守派（或“新保守派”）的同路人。對大多數歐洲人來說，美國保守主義不僅是個異類，而且背離了真正的美國。歐洲人蜂擁購買麥可·穆爾著作的原因之一，就是穆爾的著作就小布希的總統職務給他們提供了一個讓人放心的版本——美國本質上是一個自由主義的地方，這一點與令人愉快的自由主義歐洲十分相像，而白宮只是暫時被一個德克薩斯州的傻瓜給偷走了。這一論題使麥可·穆爾在歐洲成為一位偉大作家，他的作品在一個又一個國家的暢銷書排行榜上高居榜首，並且因執導影片《華氏9·11》而在坎城摘得金棕櫚獎。歐洲人擁抱這一觀點，還是因為他們參訪的城市、沿海地區，確實代表了具有自由主義特點的美國。外國參觀者50人中只有1人會去俄亥俄州，2/3的歐洲訪客從沒去過加利福尼亞、紐約、新英格蘭、佛羅里達（奧蘭多和邁阿密）以外的地方，[8]更少有人涉足過小布希贏得選舉勝利的近郊地帶。紅色州里幾乎沒有歐洲的領館，而來訪的政治家的足跡幾乎不會越過城市環形公路和曼哈頓的範圍。一位最具世界主義眼光的法國政治家現在承認：“我們沒有注意到已經發生了一場革命，你們的右派國家對我們來說是一個陌生的國家。”
小布希在11月的徹底勝利，證明了目光狹窄的穆爾式解讀的荒誕。事實上，歐洲人紛紛把美國描述為一個福音派基督徒的國家，實際情況也在某種程度上與穆爾的解讀正相反。還有哪個發達國家會把這樣一個人——他認為“如果沒有同上帝建立起一種關係”就不能當總統——再次選為總統？還有哪個國家會擔心約翰·克里這樣一個人的左派傾向？還有哪個中間偏右的國家，能夠催生俄亥俄州的那類組織和“美國未來基金會”？小布希的重新當選再次強有力地證明，右派是美國政治中一股越來越強大的力量，它明白無誤地證明，美國在國際舞台上肯定是一個右派國家。
美國保守派聯盟每年都在美國保守派聯盟評分網站（http://acuratings.com）上給每位國會議員打分，看看他們對保守派議題的支持程度。分數從0分（意味著非常自由的立場）到100分（非常保守的立場），打分的標準是根據每位眾議員的一組10~20次的投票來決定。美國保守派聯盟尋找的是那些具有典型意識形態“裂痕”的議題：飛彈條約，1972年的《簡·方達（Jane Fonda）法案》（該法案試圖禁止美國人訪問那些與美國有軍事衝突的國家），反對制裁南非，在1986年支持尼加拉瓜桑地諾政府的反對派，禁止晚期墮胎，支持減稅，以及在2002年反對國際刑事法院。我們分析了那3年的打分情況，將每位眾議員的得分都錄入資料庫，並算出了黨和州的平均得分，也給出了整個國會的平均得分和中位數得分，請參見附錄。
[1]Gary Jacobs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 Diego，引自Adam Nagourney and Ri插rd Stevenson，“Some See Risks for the GOP in New Strength，”New York Times，January 24，2005。
[2]Poll by GlobeScan and the Program on International Policy Attitudes（PIPA）of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May~August 2004．
[3]Alan Wolfe，“What Gave Us the Right，”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November 28，2004．
[4]John Judis and Ruy Teixeira，“Movement Interruptus，”The American Prospect，January，2005．
[5]New York Times/CBS Poll October 28~30，2004．
[6]Matt Bai，“Who Lost Ohio，”New York Times Magazine，November 21，2004．
而且，2004年選舉的主導思想幾乎全都來自右派，這或許是最為重要的。2004年左派當然有爆炸性的活動：“迪安的狂熱追隨者”（Deaniacs）、“527團體”、大把大把投入自由主義事業的金錢。或許在20年的時間裡，歷史學家將把2004年定位為左派的1964年（那一年巴里·戈德華特雖然遭到壓倒性的失敗，但卻誕生了現代保守主義運動）。但是，約翰·克里卻是巴里·戈德華特蹩腳的再生版本。戈德華特代表的是一套新的思想，克里則是在由右派決定的地區戰鬥；戈德華特植根於一套激進主義的制度之中，而新近的民主黨智庫和基金會則無疑是一串思想貧瘠的機構。
最終是獨一無二的
本書並不認為所有的美國人都是保守派。顯然，美國是一個分裂的國家，對本書的反應也說明了這一點。在過去一年中的各種論壇上，有人譴責我們是世俗的自由意志論者、歐洲社會主義者（這要感謝拉什）、新保守派天主教徒、小布希的頂禮膜拜者、克里的代理人、布萊爾的同情者、老派的托利黨人、美國的貴賓犬和忘恩負義的英國佬。
對這個故事有過一次有趣的歪曲。在美國，我們發現我們既被歸為保守派，又被歸為自由派，程度大致相同。在美國之外，只要我們準備嚴肅地對待美國保守主義，這就意味著我們是保守派（或“新保守派”）的同路人。對大多數歐洲人來說，美國保守主義不僅是個異類，而且背離了真正的美國。歐洲人蜂擁購買麥可·穆爾著作的原因之一，就是穆爾的著作就小布希的總統職務給他們提供了一個讓人放心的版本——美國本質上是一個自由主義的地方，這一點與令人愉快的自由主義歐洲十分相像，而白宮只是暫時被一個德克薩斯州的傻瓜給偷走了。這一論題使麥可·穆爾在歐洲成為一位偉大作家，他的作品在一個又一個國家的暢銷書排行榜上高居榜首，並且因執導影片《華氏9·11》而在坎城摘得金棕櫚獎。歐洲人擁抱這一觀點，還是因為他們參訪的城市、沿海地區，確實代表了具有自由主義特點的美國。外國參觀者50人中只有1人會去俄亥俄州，2/3的歐洲訪客從沒去過加利福尼亞、紐約、新英格蘭、佛羅里達（奧蘭多和邁阿密）以外的地方，[8]更少有人涉足過小布希贏得選舉勝利的近郊地帶。紅色州里幾乎沒有歐洲的領館，而來訪的政治家的足跡幾乎不會越過城市環形公路和曼哈頓的範圍。一位最具世界主義眼光的法國政治家現在承認：“我們沒有注意到已經發生了一場革命，你們的右派國家對我們來說是一個陌生的國家。”
小布希在11月的徹底勝利，證明了目光狹窄的穆爾式解讀的荒誕。事實上，歐洲人紛紛把美國描述為一個福音派基督徒的國家，實際情況也在某種程度上與穆爾的解讀正相反。還有哪個發達國家會把這樣一個人——他認為“如果沒有同上帝建立起一種關係”就不能當總統——再次選為總統？還有哪個國家會擔心約翰·克里這樣一個人的左派傾向？還有哪個中間偏右的國家，能夠催生俄亥俄州的那類組織和“美國未來基金會”？小布希的重新當選再次強有力地證明，右派是美國政治中一股越來越強大的力量，它明白無誤地證明，美國在國際舞台上肯定是一個右派國家。
美國保守派聯盟每年都在美國保守派聯盟評分網站（http://acuratings.com）上給每位國會議員打分，看看他們對保守派議題的支持程度。分數從0分（意味著非常自由的立場）到100分（非常保守的立場），打分的標準是根據每位眾議員的一組10~20次的投票來決定。美國保守派聯盟尋找的是那些具有典型意識形態“裂痕”的議題：飛彈條約，1972年的《簡·方達（Jane Fonda）法案》（該法案試圖禁止美國人訪問那些與美國有軍事衝突的國家），反對制裁南非，在1986年支持尼加拉瓜桑地諾政府的反對派，禁止晚期墮胎，支持減稅，以及在2002年反對國際刑事法院。我們分析了那3年的打分情況，將每位眾議員的得分都錄入資料庫，並算出了黨和州的平均得分，也給出了整個國會的平均得分和中位數得分，請參見附錄。
[1]Gary Jacobs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 Diego，引自Adam Nagourney and Ri插rd Stevenson，“Some See Risks for the GOP in New Strength，”New York Times，January 24，2005。
[2]Poll by GlobeScan and the Program on International Policy Attitudes（PIPA）of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May~August 2004．
[3]Alan Wolfe，“What Gave Us the Right，”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November 28，2004．
[4]John Judis and Ruy Teixeira，“Movement Interruptus，”The American Prospect，January，2005．
[5]New York Times/CBS Poll October 28~30，2004．
[6]Matt Bai，“Who Lost Ohio，”New York Times Magazine，November 21，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