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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僅僅是頑固不化的問題，拒絕妥協還被譴責為華而不實。小亞瑟·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曾評論道：“外交政策是一個國家展現給世界的面孔。”[26]他指出，美國人總是有兩副面孔。一方面，他們是一個實用的民族，喜歡事實甚於理論，喜歡嘗試和過失甚於邏輯推論；另一方面，他們總是具有強烈的理想主義血緣。從這個國家清教徒的開端，到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祈求一場反對共產主義的聖戰，這種理想主義的血緣都在起作用。布希政府的外交政策道德優勢——把世界分成“支持我們或反對我們”的兩派，接受犯罪者的挑戰，企圖把民主帶到中東地區等——也與這一悠久的譜系相一致。
進一步說，雖然美國給世界其他地方帶來種種問題，但美國例外論卻是這個國家成功的主要原因。我們來關注一下世界其他地方所鄙視的這些價值觀，它們解釋了為什麼美國能夠出類拔萃。例如，美國對資本主義的強烈興致解釋了為什麼美國的生產率走在歐洲的前面。20年前，強調社會穩定和高水平公立教育的歐洲模式似乎有不少優點，而現在，美國模式能夠更好地應對後工業經濟中變幻無常的市場。美國宗教狂熱的例外論又怎麼樣呢？一個世紀之前，馬克斯·韋伯主張將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聯繫在一起。今天，歐洲世俗化的勝利似乎與其工作倫理的沉淪緊密相連，就像宗教在美國的倖免於難與其工作倫理的繼續存在緊密相連一樣。[27]1979年至1999年間，美國的年平均工作時間延長了50小時，即3%，而同期德國的年平均工作時間卻縮減了12%。而且歐洲人退休更早，失業救濟期更長，罷工更頻繁。在哈佛大學任教的勤勉的蘇格蘭人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指出，北歐工作時間的減少與宗教儀式的陡然減少幾乎完全一致。[28]
在右派美國待得越久，就越會為它那種堅定的自信所打動。曾將年輕的小布希從放蕩生活中挽救出來的比利·格雷厄姆，曾言簡意賅地說道：“我知道自己來自何方，現正在何方，以及去向何方。”同樣自信的聲音，在我們遇見的本書中的那些人（從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市的達斯廷和毛拉到哈斯泰特地區的居民）中間經久迴蕩。這種自信紮根於右派美國心靈的深處——保守主義的美國是“右派”的，這不僅是從它是保守的這層意義上而言，而且也是從它肯定自己是正確的這層意義上來說的。(3)正義性有助於解釋我們在本書導論中曾提到的美國的矛盾性：它既是最常受景仰的國家，又是最常受詬病的國家；它既被稱讚為成功、機會和進步的象徵，又被認為是不寬容、不正義和不平等的象徵。這一矛盾將像右派美國本身一樣經久不衰地存在下去。
[1]我們承認把眾議長稱為首相有點過分，因為眾議長是部分地中立的。然而他仍然是本黨在國會的領袖。
[2]“Almost Green，”Economist，December 13，2003．
[3]參見James Pinkerton，“Is America Conservative？”Tech Central Station，December 2，2003．http://remotefarm.techcentralstation.com/120203A.htm。
[4]Sridar Pappu，“Off the Record，”New York Observer，February 2，2004．
[5]David Brooks，“Americans Have Reasons to Be Grateful，”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November 26，2003．
[6]Jonathan 插it，“Mad About You，”New Republic，September 29，2003．
[7]Jack Huberman，The Bush-Hater's Handbook：A Guide to the Most Appalling Presidency of the Past 100 Years（New York：Nation Books，2004）．
[8]Laura Blumenfeld，“Soros's Deep Pockets v．Bush，”Washington Post，November 11，2003．
[9]2000年11月，美國有線新聞網進行的2000年總統選舉選後民意調查。
[10]“America's Image Further Erodes，Europeans Want Weaker Ties，”The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March 18，2003．
[11]2003年11月13—14日，由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和“民治”調查機構（Sunday Times/Yougov poll）進行的民意調查。
[12]Terry Teachout，“Republican Nation，Democratic Nation？”Commentary，January 2001．
[13]Peter David，參見“Over Here，”Economist，November 22，2003．
[14]2003年3月18日，布萊爾向下議院發表的講話。
[15]“For Us or Against Us？”Economist，November 22，2003．
[16]Fareed Zakaria，“The Arrogant Empire，”Newsweek，March 24，2003．
[17]Bill Emmott，“A Survey of America's Role in the World，”Economist，June 29，2002．
[18]2003年3月18日，布萊爾向下議院發表的講話。
[19]插rles Grant，Transatlantic Rift：How to Bring the Two Sides Together（London：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2003），p．28．
[20]John Parker，“Survey of America，”Economist，November 8，2003．
[21]Ian Buruma，“Wielding the Moral Club，”Financial Times，September 13，2003．
[22]全文為：“我的立場是，無論在什麼情況下，法國都將投否決票，因為它認為今晚不存在開戰的理由。”
[23]科菲·安南2003年10月7日向美國黑人政治家發表的講話。
[24]Zakaria，“The Arrogant Empire．”
進一步說，雖然美國給世界其他地方帶來種種問題，但美國例外論卻是這個國家成功的主要原因。我們來關注一下世界其他地方所鄙視的這些價值觀，它們解釋了為什麼美國能夠出類拔萃。例如，美國對資本主義的強烈興致解釋了為什麼美國的生產率走在歐洲的前面。20年前，強調社會穩定和高水平公立教育的歐洲模式似乎有不少優點，而現在，美國模式能夠更好地應對後工業經濟中變幻無常的市場。美國宗教狂熱的例外論又怎麼樣呢？一個世紀之前，馬克斯·韋伯主張將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聯繫在一起。今天，歐洲世俗化的勝利似乎與其工作倫理的沉淪緊密相連，就像宗教在美國的倖免於難與其工作倫理的繼續存在緊密相連一樣。[27]1979年至1999年間，美國的年平均工作時間延長了50小時，即3%，而同期德國的年平均工作時間卻縮減了12%。而且歐洲人退休更早，失業救濟期更長，罷工更頻繁。在哈佛大學任教的勤勉的蘇格蘭人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指出，北歐工作時間的減少與宗教儀式的陡然減少幾乎完全一致。[28]
在右派美國待得越久，就越會為它那種堅定的自信所打動。曾將年輕的小布希從放蕩生活中挽救出來的比利·格雷厄姆，曾言簡意賅地說道：“我知道自己來自何方，現正在何方，以及去向何方。”同樣自信的聲音，在我們遇見的本書中的那些人（從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市的達斯廷和毛拉到哈斯泰特地區的居民）中間經久迴蕩。這種自信紮根於右派美國心靈的深處——保守主義的美國是“右派”的，這不僅是從它是保守的這層意義上而言，而且也是從它肯定自己是正確的這層意義上來說的。(3)正義性有助於解釋我們在本書導論中曾提到的美國的矛盾性：它既是最常受景仰的國家，又是最常受詬病的國家；它既被稱讚為成功、機會和進步的象徵，又被認為是不寬容、不正義和不平等的象徵。這一矛盾將像右派美國本身一樣經久不衰地存在下去。
[1]我們承認把眾議長稱為首相有點過分，因為眾議長是部分地中立的。然而他仍然是本黨在國會的領袖。
[2]“Almost Green，”Economist，December 13，2003．
[3]參見James Pinkerton，“Is America Conservative？”Tech Central Station，December 2，2003．http://remotefarm.techcentralstation.com/120203A.htm。
[4]Sridar Pappu，“Off the Record，”New York Observer，February 2，2004．
[5]David Brooks，“Americans Have Reasons to Be Grateful，”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November 26，2003．
[6]Jonathan 插it，“Mad About You，”New Republic，September 29，2003．
[7]Jack Huberman，The Bush-Hater's Handbook：A Guide to the Most Appalling Presidency of the Past 100 Years（New York：Nation Books，2004）．
[8]Laura Blumenfeld，“Soros's Deep Pockets v．Bush，”Washington Post，November 11，2003．
[9]2000年11月，美國有線新聞網進行的2000年總統選舉選後民意調查。
[10]“America's Image Further Erodes，Europeans Want Weaker Ties，”The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March 18，2003．
[11]2003年11月13—14日，由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和“民治”調查機構（Sunday Times/Yougov poll）進行的民意調查。
[12]Terry Teachout，“Republican Nation，Democratic Nation？”Commentary，January 2001．
[13]Peter David，參見“Over Here，”Economist，November 22，2003．
[14]2003年3月18日，布萊爾向下議院發表的講話。
[15]“For Us or Against Us？”Economist，November 22，2003．
[16]Fareed Zakaria，“The Arrogant Empire，”Newsweek，March 24，2003．
[17]Bill Emmott，“A Survey of America's Role in the World，”Economist，June 29，2002．
[18]2003年3月18日，布萊爾向下議院發表的講話。
[19]插rles Grant，Transatlantic Rift：How to Bring the Two Sides Together（London：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2003），p．28．
[20]John Parker，“Survey of America，”Economist，November 8，2003．
[21]Ian Buruma，“Wielding the Moral Club，”Financial Times，September 13，2003．
[22]全文為：“我的立場是，無論在什麼情況下，法國都將投否決票，因為它認為今晚不存在開戰的理由。”
[23]科菲·安南2003年10月7日向美國黑人政治家發表的講話。
[24]Zakaria，“The Arrogant Empi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