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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島用手術刀背敲擊著中國人的心臟部分叫道：‘樟腦強心劑兩支!’隨後便切斷了中國人的頸動脈。中國人留下了一句充滿仇恨的話‘鬼子’，臉上便迅速失去了血色，咽了氣。細島倒拿著解剖刀，從上腹部到下腹部，再從下腹部向胸部洋洋得意地切割下去，再拉開骨鋸，切斷肋骨，露出全部內臟。”戰犯檔案姓名：北野政次籍貫：不詳生卒年份：不詳任職履歷：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1942年接任第731部隊部隊長戰後任綠十字東京分社社長這種活人解剖實驗，原本僅限於以石井部隊為首的日軍各細菌戰部隊，後來擴大到野戰醫院以及偽滿洲醫科大學。
原偽滿洲醫科大學微生物教研室主任、戰犯北野政次於1939年2月發表了一篇題為《斑疹傷寒預防接種的研究———自製斑疹傷寒疫苗的人體實驗》的論文。他在論文中寫道：“供實驗的人體全是選用不曾患過斑疹傷寒和其他急性熱病的32～74歲的健康男人，除商人及工人各一例外，其餘的都是5～30年前從山東來到關外的農民。”在實驗當中，給一名姓宗的74歲的老人注進了斑疹傷寒病毒。在接種病毒後的第8天，這位老人開始發病。發病後的第6天正處於發疹期時，被北野政次活活解剖了，並做了病理檢查，證明是斑疹傷寒。另一名姓費的66歲老人，被北野政次注進病毒後也得了病，由於身體很好，抗過了斑疹傷寒病毒的攻擊，得病後的第7天，體溫恢復正常的當日就被殺害了。其餘11名，預先被北野政次注射了不同劑量、不同次數的斑疹傷寒疫苗。一個月以後，北野政次又給他們接種了病原體———斑疹傷寒立克次氏體。經過幾天以後，其中有5名先後發病。北野政次為了證明這5人是否是斑疹傷寒，對其中1人做了所謂的抽樣檢查，然後活活地給殺害了。
當時在偽滿醫科大學解剖學教室做勤雜工的張丕清控訴說：“我從1932年就在解剖學教室當勤雜工，記得在1941年冬的一天，有個日本人叫西村，他叫我去燒屍體。我到解剖室一看，大吃一驚，和往常學生做的屍體解剖完全不一樣。屍體台上放著幾具屍體，被割得亂七八糟。肚子給割開了，內臟都被拿出來了，眼睛挖掉了，腦子也取出來了，鮮血流了滿地，解剖台周圍有一圈凳子，凳子上踩有很多腳印。一看這場景我就明白了，是日本狗強盜在解剖室里活活把我們的同胞給殺害了。第一點，這個屍體和一般有病的屍體完全不一樣。學生解剖用的屍體，是一點血也沒有，就是做病理解剖也只是在胸腔內有一點積血，血的顏色發黑髮紫，而活體解剖的血是鮮紅的；其次，有病的屍體皮膚顏色發青發黃，呈青黃色，這個屍體皮膚是雪白雪白的。我一看這慘景，就知道是被他們活活給殺害的。當時為了證實我這個想法，我們三個工友在一起合計了這個問題，並想弄清這些被害者是從哪兒抓來的。一位姓劉的工友去問日本人昭井。昭井把眼睛一瞪就給姓劉的工友兩個耳光。我們想，西村讓我們焚燒屍體，他一定會知道這個情況，我們就又去問他。最初他不告訴我們，後來他說‘是從憲兵隊送來的’。我們又問他是活的還是死的?他說‘迷迷糊糊的’。第二天，我們聽一個住在解剖室樓上的中國教員說：‘昨天晚上睡覺時，聽到解剖室有慘叫聲。’這就更證實了我們的猜測。在1941年冬到1942年春僅幾個月的時間就殺害了我愛國同胞十七八名，最多一次達八名。這是我看到的，我沒有看到的還不知道有多少。當時的情景是很悲慘的。”在日軍各野戰醫院，拿中國被俘人員做活人解剖實驗也是常事。原日本陸軍第117師團野戰醫院軍醫中佐野田實，就曾親自參加過活人解剖實驗。他在《太行山麓解剖中國活人自白》一文中詳細地記述了當年在河南焦作解剖活人的經過。現節錄如下：1945年4月的一天，院長軍醫少佐丹保司平找我，說明天要搞“軍醫教育”，按照去年10月鄭州12軍司令部舉辦的“教育”樣子搞。還說憲兵分隊答應並弄來活人做試驗。
接受任務後，我便擬訂行動計劃交給院長，並著手準備。第二天下午，憲兵帶一個中國人到手術室來，這是一個約摸二十五六歲，看上去很健康，穿著黑衣服的淳樸的中國農民。這時我忽然想到，他就要在這裡被殺掉。過一會兒，我示意水谷給他做全身麻醉，又對憲兵說：“給他講，要檢查身體，躺在這手術台上。”那人看來不懂憲兵的話，滿臉訝異的神色。憲兵把他推近手術台，我指著手術台，焦急地用中國話說：“睡覺吧，睡覺吧！”憲兵把那人按倒在手術台上，我們六人分別按住他的手、腳、肩膀、頭部和腰。水谷迅速將浸了麻藥的紗布往口、鼻上蓋。那人猛力掙扎，大家拼命按住，弄得手術台嗄啦晃動，我兩手抱住他的頭，他臉上露出可怕的怒火，咬緊牙齒屏住呼吸，左右搖頭想甩掉蓋在嘴上的紗布，為了讓麻藥很快生效，我用兩個拇指用力按他的兩頰使他的嘴張開，把紗布塞進去後，他呼吸立即短促了。我向發呆的水谷喊道：“加麻藥！”他慌慌張張地拔開瓶塞往紗布上倒。揮發的麻藥氣味衝進我的鼻孔後，感到全身無力，我才意識到藥量過大了，便讓改用乙醚，叫衛生兵把那人兩腳綁在手術台上。進入深度麻醉後，我讓森下衛生軍曹負責麻醉，讓水谷洗手準備手術，衛生兵搬來手術器械，衛生兵幫我把那人腳上的繩解開，脫掉身上的衣服。我見他後背有幾條似乎經過嚴刑拷打的青紫色的傷痕，我無動於衷又把他兩腳捆上。
原偽滿洲醫科大學微生物教研室主任、戰犯北野政次於1939年2月發表了一篇題為《斑疹傷寒預防接種的研究———自製斑疹傷寒疫苗的人體實驗》的論文。他在論文中寫道：“供實驗的人體全是選用不曾患過斑疹傷寒和其他急性熱病的32～74歲的健康男人，除商人及工人各一例外，其餘的都是5～30年前從山東來到關外的農民。”在實驗當中，給一名姓宗的74歲的老人注進了斑疹傷寒病毒。在接種病毒後的第8天，這位老人開始發病。發病後的第6天正處於發疹期時，被北野政次活活解剖了，並做了病理檢查，證明是斑疹傷寒。另一名姓費的66歲老人，被北野政次注進病毒後也得了病，由於身體很好，抗過了斑疹傷寒病毒的攻擊，得病後的第7天，體溫恢復正常的當日就被殺害了。其餘11名，預先被北野政次注射了不同劑量、不同次數的斑疹傷寒疫苗。一個月以後，北野政次又給他們接種了病原體———斑疹傷寒立克次氏體。經過幾天以後，其中有5名先後發病。北野政次為了證明這5人是否是斑疹傷寒，對其中1人做了所謂的抽樣檢查，然後活活地給殺害了。
當時在偽滿醫科大學解剖學教室做勤雜工的張丕清控訴說：“我從1932年就在解剖學教室當勤雜工，記得在1941年冬的一天，有個日本人叫西村，他叫我去燒屍體。我到解剖室一看，大吃一驚，和往常學生做的屍體解剖完全不一樣。屍體台上放著幾具屍體，被割得亂七八糟。肚子給割開了，內臟都被拿出來了，眼睛挖掉了，腦子也取出來了，鮮血流了滿地，解剖台周圍有一圈凳子，凳子上踩有很多腳印。一看這場景我就明白了，是日本狗強盜在解剖室里活活把我們的同胞給殺害了。第一點，這個屍體和一般有病的屍體完全不一樣。學生解剖用的屍體，是一點血也沒有，就是做病理解剖也只是在胸腔內有一點積血，血的顏色發黑髮紫，而活體解剖的血是鮮紅的；其次，有病的屍體皮膚顏色發青發黃，呈青黃色，這個屍體皮膚是雪白雪白的。我一看這慘景，就知道是被他們活活給殺害的。當時為了證實我這個想法，我們三個工友在一起合計了這個問題，並想弄清這些被害者是從哪兒抓來的。一位姓劉的工友去問日本人昭井。昭井把眼睛一瞪就給姓劉的工友兩個耳光。我們想，西村讓我們焚燒屍體，他一定會知道這個情況，我們就又去問他。最初他不告訴我們，後來他說‘是從憲兵隊送來的’。我們又問他是活的還是死的?他說‘迷迷糊糊的’。第二天，我們聽一個住在解剖室樓上的中國教員說：‘昨天晚上睡覺時，聽到解剖室有慘叫聲。’這就更證實了我們的猜測。在1941年冬到1942年春僅幾個月的時間就殺害了我愛國同胞十七八名，最多一次達八名。這是我看到的，我沒有看到的還不知道有多少。當時的情景是很悲慘的。”在日軍各野戰醫院，拿中國被俘人員做活人解剖實驗也是常事。原日本陸軍第117師團野戰醫院軍醫中佐野田實，就曾親自參加過活人解剖實驗。他在《太行山麓解剖中國活人自白》一文中詳細地記述了當年在河南焦作解剖活人的經過。現節錄如下：1945年4月的一天，院長軍醫少佐丹保司平找我，說明天要搞“軍醫教育”，按照去年10月鄭州12軍司令部舉辦的“教育”樣子搞。還說憲兵分隊答應並弄來活人做試驗。
接受任務後，我便擬訂行動計劃交給院長，並著手準備。第二天下午，憲兵帶一個中國人到手術室來，這是一個約摸二十五六歲，看上去很健康，穿著黑衣服的淳樸的中國農民。這時我忽然想到，他就要在這裡被殺掉。過一會兒，我示意水谷給他做全身麻醉，又對憲兵說：“給他講，要檢查身體，躺在這手術台上。”那人看來不懂憲兵的話，滿臉訝異的神色。憲兵把他推近手術台，我指著手術台，焦急地用中國話說：“睡覺吧，睡覺吧！”憲兵把那人按倒在手術台上，我們六人分別按住他的手、腳、肩膀、頭部和腰。水谷迅速將浸了麻藥的紗布往口、鼻上蓋。那人猛力掙扎，大家拼命按住，弄得手術台嗄啦晃動，我兩手抱住他的頭，他臉上露出可怕的怒火，咬緊牙齒屏住呼吸，左右搖頭想甩掉蓋在嘴上的紗布，為了讓麻藥很快生效，我用兩個拇指用力按他的兩頰使他的嘴張開，把紗布塞進去後，他呼吸立即短促了。我向發呆的水谷喊道：“加麻藥！”他慌慌張張地拔開瓶塞往紗布上倒。揮發的麻藥氣味衝進我的鼻孔後，感到全身無力，我才意識到藥量過大了，便讓改用乙醚，叫衛生兵把那人兩腳綁在手術台上。進入深度麻醉後，我讓森下衛生軍曹負責麻醉，讓水谷洗手準備手術，衛生兵搬來手術器械，衛生兵幫我把那人腳上的繩解開，脫掉身上的衣服。我見他後背有幾條似乎經過嚴刑拷打的青紫色的傷痕，我無動於衷又把他兩腳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