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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第731部隊細菌生產部長川島清供稱，在日軍占領我國東北期間，第731部隊用活人實驗是用不著擔心缺乏來源的。蘇聯軍隊在滿洲日方檔案中繳獲的日本憲兵隊正式文件證實：自1939年起及以後時期，經常採用“特別移送”的辦法。其中的一份文件，是關東軍憲兵隊司令城倉少將於1939年頒發的第224號命令，內容是把30個被監禁者“特別移送”到石井部隊。從日本關東軍憲兵隊司令部“關於特別移送”件的通報，也可以知道這是事實。該通報是關東軍憲兵隊司令部1943年3月12日下發各部隊長的第120號文件。文件規定符合下列條件的人員可以作為“圓木”“特別移送”至第731部隊作為實驗品。川島清還供述說在第731部隊中，每年因受實驗而死去的人大約有600人。
1.在嚴刑拷打面前堅貞不屈，忠於祖國，絕不做叛徒的人。
2.一字不漏，堅決拒絕提供任何情報的人。
3.抗日分子，有信念的人。
4.參加抗日的中國人、蘇聯人和朝鮮人。
5.懷有愛國心和有民族氣節的抗日游擊隊員和工人、農民、學生等。
6.八路軍軍人、國民黨官兵、參與抗日活動的知識分子。
7.國際諜報人員或與之有聯繫的人(指共產國際人員)。
上述人員在預審後，可不經庭審，不交法庭，直接由憲兵隊“特別移送”到731部隊。據美國《紐約時報》1995年3月18日登載的文章估計，在各種“研究”中被殺害的人至少有20萬人。
從文件可以得知：不僅所有“親蘇反日心理”的人都要送去消滅，就是被日本憲兵懷疑與“政府”有敵對行為和情緒的人，也可送去做實驗品。除了日本憲兵隊把人送往各細菌戰部隊做實驗外，日本關東軍情報部(哈爾濱日陸軍特務機關)也把人送往第731部隊用細菌殺害。關東軍情報部負責管理外國人集中營，即“保護院”集中營。這種“保護院”有兩處：一處設在內蒙古地區的王爺廟(現內蒙的烏蘭浩特)，收容所關押以蒙古人為主的戰俘。另一處設在哈爾濱市郊香坊一帶(現黑龍江省氣象所附近)，這裡關押的主要是蘇軍戰俘。“保護院”集中營是特務組織處理和策反被俘人員的基地。他們以策反為目的，進行刑訊，對不順從者，便視為極端危險分子，“特別移送”到第731部隊或第100部隊作為細菌研究實驗品。
原關東軍司令部幹部部部長田村，於1945年夏天視察第731部隊後，向關東軍總司令官山田乙三報告稱：“我前往考察，先引我到秘密監獄，裡面有許多人，都用鐐銬鎖住。石井告訴我，這些活人..都是由日本憲兵隊和作戰部隊送來的，都是要加以消滅的。”另據曾任“保護院”集中營副主任兼情報調查處處長的山岸研二在伯力軍事法庭供認：從“保護院”往第731部隊“特別移送”犯人，是從1942年開始的。僅在1945年的8個月中，就有約40名蘇聯人被“特別移送”到第731部隊殺害。
當年日本駐哈爾濱領事館，也是細菌戰部隊“實驗材料”的轉運站。據石井四郎的司機越貞夫說：“當時石井部隊每兩天去一次哈爾濱市內的日本領事館地下室，接收幾名中國人，這些中國人大都是用列車運到哈爾濱的，他們被換上日軍的軍服，戴上手銬，關在列車的最後一節車廂里，一下火車，立即被憲兵隊關押。石井部隊運送中國人使用的載重量為四噸的卡車，叫做‘移送特別車’，都偽裝成公共汽車的樣子。”據日本憲兵署的文件記載，自從1939年起，就有“特別移送”之事，日本關東軍憲兵司令城倉少將於1939年下達過將30名俘虜“特別移送”到石井部隊的第224號命令。命令明確規定：“第二批特別移送人員約90名..除留下60名送到目的地外，其餘的人在哈爾濱站即交付石井部隊長。”並要求“須事先將應交付石井部隊的人員區別開來，以免在交付時發生延誤”。
還要求“哈爾濱憲兵隊長須與石井部隊長取得密切聯繫，保證在哈爾濱站及以後途中竭力防止外國偵探，並採取必要監督辦法”。
凡是“特別移送”的“犯人”，都被關東軍憲兵隊用特別囚車或專用汽車押送到各細菌部隊。在運送期間，為了保密，沿途戒備森嚴，關東軍憲兵司令部曾頒發特別命令，“特別輸送”的“犯人”，都要戴上手銬腳鐐。
曾在第731部隊動力班當過勞工的人證實：差不多每星期六下午都有一輛囚車開來，把在押人員從南門或東門押進“兵營”(當時中國人稱呼四方樓的大院為“兵營”)，只見成年累月地往裡抓人，但從來沒有一個人能夠活著走出來。這些被抓來的人都押在“方型樓”中間的秘密監獄裡。
據原第731部隊細菌生產部長川島清在伯力軍事法庭上供認：從1940年到1945年8月，每年有五六百人被“特別移送”到第731部隊。偽滿陸軍憲兵隊日本顧問立花武夫供稱：“我管轄下的憲兵署特務處所審訊的一些人，必須予以消滅”，“在這些人當中，有極端仇視日本的在滿洲的游擊隊員，我們把他們送到第731部隊加以消滅”。
石井四郎曾竭力要求增加按“特別移送”手續運往第731部隊的人數。因此，每當憲兵隊長或特務機關長前往該部時，石井總要親自帶他們視察第731部隊的細菌實驗室和監獄，使他們相信，凡是被押送到第731部隊的人都是真正被消滅了，新到的“犯人”也要作同樣的處理。前哈爾濱日本憲兵署副官木村在被審訊時供認：“在一次石井與哈爾濱憲兵署長春日芳談話時，石井四郎說，相信將來和過去一樣，繼續得到被捕的人做實驗。”在中國東安縣當過憲兵隊長的上坪鐵一中佐，曾隨日本“中國歸還者聯絡會(正統)”第五次訪華團於1978年7月19日下午來到哈爾濱市平房，他懺悔地說：“1944年經我手批准把22名稱為‘間諜’的中國人送到石井部隊做了細菌實驗，這實際上是我殺害的，我是有罪的。戰後30多年來我一直感到不安，今天我有機會到中國平房，終於找到了賠禮謝罪的機會。”
1.在嚴刑拷打面前堅貞不屈，忠於祖國，絕不做叛徒的人。
2.一字不漏，堅決拒絕提供任何情報的人。
3.抗日分子，有信念的人。
4.參加抗日的中國人、蘇聯人和朝鮮人。
5.懷有愛國心和有民族氣節的抗日游擊隊員和工人、農民、學生等。
6.八路軍軍人、國民黨官兵、參與抗日活動的知識分子。
7.國際諜報人員或與之有聯繫的人(指共產國際人員)。
上述人員在預審後，可不經庭審，不交法庭，直接由憲兵隊“特別移送”到731部隊。據美國《紐約時報》1995年3月18日登載的文章估計，在各種“研究”中被殺害的人至少有20萬人。
從文件可以得知：不僅所有“親蘇反日心理”的人都要送去消滅，就是被日本憲兵懷疑與“政府”有敵對行為和情緒的人，也可送去做實驗品。除了日本憲兵隊把人送往各細菌戰部隊做實驗外，日本關東軍情報部(哈爾濱日陸軍特務機關)也把人送往第731部隊用細菌殺害。關東軍情報部負責管理外國人集中營，即“保護院”集中營。這種“保護院”有兩處：一處設在內蒙古地區的王爺廟(現內蒙的烏蘭浩特)，收容所關押以蒙古人為主的戰俘。另一處設在哈爾濱市郊香坊一帶(現黑龍江省氣象所附近)，這裡關押的主要是蘇軍戰俘。“保護院”集中營是特務組織處理和策反被俘人員的基地。他們以策反為目的，進行刑訊，對不順從者，便視為極端危險分子，“特別移送”到第731部隊或第100部隊作為細菌研究實驗品。
原關東軍司令部幹部部部長田村，於1945年夏天視察第731部隊後，向關東軍總司令官山田乙三報告稱：“我前往考察，先引我到秘密監獄，裡面有許多人，都用鐐銬鎖住。石井告訴我，這些活人..都是由日本憲兵隊和作戰部隊送來的，都是要加以消滅的。”另據曾任“保護院”集中營副主任兼情報調查處處長的山岸研二在伯力軍事法庭供認：從“保護院”往第731部隊“特別移送”犯人，是從1942年開始的。僅在1945年的8個月中，就有約40名蘇聯人被“特別移送”到第731部隊殺害。
當年日本駐哈爾濱領事館，也是細菌戰部隊“實驗材料”的轉運站。據石井四郎的司機越貞夫說：“當時石井部隊每兩天去一次哈爾濱市內的日本領事館地下室，接收幾名中國人，這些中國人大都是用列車運到哈爾濱的，他們被換上日軍的軍服，戴上手銬，關在列車的最後一節車廂里，一下火車，立即被憲兵隊關押。石井部隊運送中國人使用的載重量為四噸的卡車，叫做‘移送特別車’，都偽裝成公共汽車的樣子。”據日本憲兵署的文件記載，自從1939年起，就有“特別移送”之事，日本關東軍憲兵司令城倉少將於1939年下達過將30名俘虜“特別移送”到石井部隊的第224號命令。命令明確規定：“第二批特別移送人員約90名..除留下60名送到目的地外，其餘的人在哈爾濱站即交付石井部隊長。”並要求“須事先將應交付石井部隊的人員區別開來，以免在交付時發生延誤”。
還要求“哈爾濱憲兵隊長須與石井部隊長取得密切聯繫，保證在哈爾濱站及以後途中竭力防止外國偵探，並採取必要監督辦法”。
凡是“特別移送”的“犯人”，都被關東軍憲兵隊用特別囚車或專用汽車押送到各細菌部隊。在運送期間，為了保密，沿途戒備森嚴，關東軍憲兵司令部曾頒發特別命令，“特別輸送”的“犯人”，都要戴上手銬腳鐐。
曾在第731部隊動力班當過勞工的人證實：差不多每星期六下午都有一輛囚車開來，把在押人員從南門或東門押進“兵營”(當時中國人稱呼四方樓的大院為“兵營”)，只見成年累月地往裡抓人，但從來沒有一個人能夠活著走出來。這些被抓來的人都押在“方型樓”中間的秘密監獄裡。
據原第731部隊細菌生產部長川島清在伯力軍事法庭上供認：從1940年到1945年8月，每年有五六百人被“特別移送”到第731部隊。偽滿陸軍憲兵隊日本顧問立花武夫供稱：“我管轄下的憲兵署特務處所審訊的一些人，必須予以消滅”，“在這些人當中，有極端仇視日本的在滿洲的游擊隊員，我們把他們送到第731部隊加以消滅”。
石井四郎曾竭力要求增加按“特別移送”手續運往第731部隊的人數。因此，每當憲兵隊長或特務機關長前往該部時，石井總要親自帶他們視察第731部隊的細菌實驗室和監獄，使他們相信，凡是被押送到第731部隊的人都是真正被消滅了，新到的“犯人”也要作同樣的處理。前哈爾濱日本憲兵署副官木村在被審訊時供認：“在一次石井與哈爾濱憲兵署長春日芳談話時，石井四郎說，相信將來和過去一樣，繼續得到被捕的人做實驗。”在中國東安縣當過憲兵隊長的上坪鐵一中佐，曾隨日本“中國歸還者聯絡會(正統)”第五次訪華團於1978年7月19日下午來到哈爾濱市平房，他懺悔地說：“1944年經我手批准把22名稱為‘間諜’的中國人送到石井部隊做了細菌實驗，這實際上是我殺害的，我是有罪的。戰後30多年來我一直感到不安，今天我有機會到中國平房，終於找到了賠禮謝罪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