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頁
那位老人被強行脫光衣服爬到已經被士兵們折磨得不醒人事的孫女身上，直到士兵們心滿意足地離去。然而，幾天以後的一個晚上，那些士兵又闖進那名de sua的家中，把她帶走，再也沒有把她放回來。有人看見到她被士兵們拉上軍用卡車，帶到前線去了。
在越南戰爭進行到最後幾年的時候，西貢市警察仍然每天都在街道上巡邏，但是那只不過是例行公事而已，他們甚至對於小偷也不再加以理睬。據一名在警察局工作的越南警察告訴我說，他們中間有許多人對戰爭感到了失望，認為西貢遲早都會落入越共軍隊的手裡，因此他們儘可能地為自己保留一條將來的出路。
1973年1月28日上午10時，越南南方和北方實現了暫時的停火。繼最後一名美國軍事人員於3月23日撤離越南之後，北越政府在4月1日作出了明顯的歡迎姿態，並立即釋放了五百九十名美國戰俘。
此後的一年異常平靜，出現了自從法國遠征軍於1959年離開印度支那以後的第一個“和平”年代。然而，那種“和平”卻表現為一片令人惶悚的沉默。
作為名義上的文職人員，我在1975年3月越共軍隊發動大舉進攻之後，進入了美國大使館。阮文紹總統命令他的軍隊後撤集結，試圖以此來加強軍隊的戰鬥力，結果那種撤退轉瞬間變成無法遏止的全面潰敗。4月21日，阮文紹總統在電台宣布了他的辭職演說，並於4月23日乘飛機逃往台灣。
八天以後，即4月29日，當越共軍隊開始攻打西貢外圍的炮聲響起之時，我隨同美國大使館人員及一千名美國人由直升飛機接運離開了西貢。
4月30日，重新上任的楊文明總統（他曾在1963年武裝政變後擔任過幾個月的總統，後被阮慶將軍的另一次政變趕下台）終於通過電台宣布了無條件投降的通告，從而結束了越南共和國長達二十年之久的歷史。
八、劫後餘生
北越軍隊於1975年4月30日攻陷西貢以後，很快就統一了越南南方的其它地區，宣布河內為首都，將西貢市改名叫作“胡志明市”。其後的三年，越共政府除了將全部原越南共和國軍政人員關入監獄或“再教育營”以外，對南方各省的社會經濟結構沒有作任何調整，甚至對在那裡經營的中國、日本、美國及其他外國商人給予了口頭的和書面的正式許諾。
然而，越共政府總理范文同於1978年3月，在他的統治和整肅工作相對穩定一些的時候，突然宣布開展“與資本主義作鬥爭”和取消一切私營企業的運動。
由于越南大部分企業和商業是由中國籍居民經營，並且占有大量的財富和不動產，因此他們面臨著最沉重的打擊。在越南戰爭期間一直支持越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此提出了強烈抗議，並削減以至取消了對越共政府的援助。據報導，僅在1978年一年中就有大約十六萬中國僑民或祖籍中國的難民被驅趕到了中國境內。
那次強制性驅趕中國僑民的運動作為後來大批的越南難民外逃的信號，越共政府對所有的人，尤其是被征服的南方人民，顯示了越共政府的異常強硬態度。事實上，有些根本不了解越南的人士將難民問題歸結為越南戰後的經濟困難以及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的惡化的觀點是完全悖謬的。因為首先被驅逐出越南的，恰好正是能夠在恢復經濟中起到非常積極作用的，千百年來在那塊土地上進行經營和生產的中國商人。
當然，作為越共政府政策的一個轉折點，驅趕中國僑民的運動也並非無關重要，它如同1955年驅趕、排擠法國僑民一樣，是那個民族特有的極端排外情緒的暴露，但越共政府與吳庭艷政府驅趕外國僑民作法所不同的是，它這次驅趕的並不是自己的敵人，卻是它長達二十年之久的，曾給予它大量支持的盟友。
對於中國人，越共政府在取得最後勝利之前要麼是沒有過那種警覺，要麼就是把那種警覺隱藏得更深，因為在當時唯一使美國即使在戰爭升級時也未對北越發動進攻的支柱，就是站在它身共產黨中國。韓戰結束以後，美國人不願意與共產黨中國發生正面衝突，而且擔心戰爭擴大到更多的國家，這就是為什麼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一再拒絕激烈的阮慶將軍要求對北越發起全面軍事進攻的根本原因。
被驅趕出境的中國僑民對這種強制性的措施感到疑惑不解，在他們還沒有能夠懂得越共政府為什麼突然大發雷霆的時候，所有的財產已經被身穿綠色軍裝的越南軍人和警察沒收了，大多數中國僑民逃出越南時，除了身上的衣物之外，一無所有。渡海逃到中國廣西省北海難民營的三十二歲的漁民周蔭茂一家居住在越南北部的一個農村里。在他攜帶著全家出逃之前三個月，越南警察到他家裡通知他，作為中國血統的居民（他具有越南國籍），他將遭到逮捕，送到“新經濟區”去。這是對周蔭茂控告越南漁民在他出海捕漁時輪姦了他二十七歲正在懷孕的妻子，並毆打他的三個孩子所得到的報復。那個連續遭到打擊和威脅的漁民在1978年4月驚恐地把妻子與三個孩子帶上一條二十英尺長（6.096米——譯者注）的小船，沿著北部灣的海岸行駛了兩天之後，終於到達了中國北海難民營。
“我的父親出生在這裡。”茂對《新聞周刊》記者白里·卡密說：“所以這幾天就象在我家裡一樣。”
在越南戰爭進行到最後幾年的時候，西貢市警察仍然每天都在街道上巡邏，但是那只不過是例行公事而已，他們甚至對於小偷也不再加以理睬。據一名在警察局工作的越南警察告訴我說，他們中間有許多人對戰爭感到了失望，認為西貢遲早都會落入越共軍隊的手裡，因此他們儘可能地為自己保留一條將來的出路。
1973年1月28日上午10時，越南南方和北方實現了暫時的停火。繼最後一名美國軍事人員於3月23日撤離越南之後，北越政府在4月1日作出了明顯的歡迎姿態，並立即釋放了五百九十名美國戰俘。
此後的一年異常平靜，出現了自從法國遠征軍於1959年離開印度支那以後的第一個“和平”年代。然而，那種“和平”卻表現為一片令人惶悚的沉默。
作為名義上的文職人員，我在1975年3月越共軍隊發動大舉進攻之後，進入了美國大使館。阮文紹總統命令他的軍隊後撤集結，試圖以此來加強軍隊的戰鬥力，結果那種撤退轉瞬間變成無法遏止的全面潰敗。4月21日，阮文紹總統在電台宣布了他的辭職演說，並於4月23日乘飛機逃往台灣。
八天以後，即4月29日，當越共軍隊開始攻打西貢外圍的炮聲響起之時，我隨同美國大使館人員及一千名美國人由直升飛機接運離開了西貢。
4月30日，重新上任的楊文明總統（他曾在1963年武裝政變後擔任過幾個月的總統，後被阮慶將軍的另一次政變趕下台）終於通過電台宣布了無條件投降的通告，從而結束了越南共和國長達二十年之久的歷史。
八、劫後餘生
北越軍隊於1975年4月30日攻陷西貢以後，很快就統一了越南南方的其它地區，宣布河內為首都，將西貢市改名叫作“胡志明市”。其後的三年，越共政府除了將全部原越南共和國軍政人員關入監獄或“再教育營”以外，對南方各省的社會經濟結構沒有作任何調整，甚至對在那裡經營的中國、日本、美國及其他外國商人給予了口頭的和書面的正式許諾。
然而，越共政府總理范文同於1978年3月，在他的統治和整肅工作相對穩定一些的時候，突然宣布開展“與資本主義作鬥爭”和取消一切私營企業的運動。
由于越南大部分企業和商業是由中國籍居民經營，並且占有大量的財富和不動產，因此他們面臨著最沉重的打擊。在越南戰爭期間一直支持越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此提出了強烈抗議，並削減以至取消了對越共政府的援助。據報導，僅在1978年一年中就有大約十六萬中國僑民或祖籍中國的難民被驅趕到了中國境內。
那次強制性驅趕中國僑民的運動作為後來大批的越南難民外逃的信號，越共政府對所有的人，尤其是被征服的南方人民，顯示了越共政府的異常強硬態度。事實上，有些根本不了解越南的人士將難民問題歸結為越南戰後的經濟困難以及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的惡化的觀點是完全悖謬的。因為首先被驅逐出越南的，恰好正是能夠在恢復經濟中起到非常積極作用的，千百年來在那塊土地上進行經營和生產的中國商人。
當然，作為越共政府政策的一個轉折點，驅趕中國僑民的運動也並非無關重要，它如同1955年驅趕、排擠法國僑民一樣，是那個民族特有的極端排外情緒的暴露，但越共政府與吳庭艷政府驅趕外國僑民作法所不同的是，它這次驅趕的並不是自己的敵人，卻是它長達二十年之久的，曾給予它大量支持的盟友。
對於中國人，越共政府在取得最後勝利之前要麼是沒有過那種警覺，要麼就是把那種警覺隱藏得更深，因為在當時唯一使美國即使在戰爭升級時也未對北越發動進攻的支柱，就是站在它身共產黨中國。韓戰結束以後，美國人不願意與共產黨中國發生正面衝突，而且擔心戰爭擴大到更多的國家，這就是為什麼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一再拒絕激烈的阮慶將軍要求對北越發起全面軍事進攻的根本原因。
被驅趕出境的中國僑民對這種強制性的措施感到疑惑不解，在他們還沒有能夠懂得越共政府為什麼突然大發雷霆的時候，所有的財產已經被身穿綠色軍裝的越南軍人和警察沒收了，大多數中國僑民逃出越南時，除了身上的衣物之外，一無所有。渡海逃到中國廣西省北海難民營的三十二歲的漁民周蔭茂一家居住在越南北部的一個農村里。在他攜帶著全家出逃之前三個月，越南警察到他家裡通知他，作為中國血統的居民（他具有越南國籍），他將遭到逮捕，送到“新經濟區”去。這是對周蔭茂控告越南漁民在他出海捕漁時輪姦了他二十七歲正在懷孕的妻子，並毆打他的三個孩子所得到的報復。那個連續遭到打擊和威脅的漁民在1978年4月驚恐地把妻子與三個孩子帶上一條二十英尺長（6.096米——譯者注）的小船，沿著北部灣的海岸行駛了兩天之後，終於到達了中國北海難民營。
“我的父親出生在這裡。”茂對《新聞周刊》記者白里·卡密說：“所以這幾天就象在我家裡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