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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唐伯虎呢,他卻用這樣一種語言:

  《妒花》

  昨夜海棠初著雨,數點輕盈嬌欲語。

  佳人曉起出蘭房,折來對鏡化紅妝。

  問郎花好奴顏好?郎道不如花窈窕。

  佳人聞語發嬌嗔,不信死花勝活人。

  將花揉碎擲郎前:請郎今日伴花眠!

  佳人問情郎:“花好看還是我好看?”情郎說:“你不如花兒窈窕美麗。”佳人大怒將海棠花揉碎扔到了情郎面前說:“就讓它陪你睡吧!”

  男女之間活潑歡快的語言躍然紙上,這就是人性。而在中國封建社會把性壓迫得厲害的情況下,明朝中後期的商品經濟使得這張大幕被撕開了一角兒,真正的人性被展示出來。

  清風明月無從覓

  唐伯虎能夠被風流的第六個原因就是他的個人行為確實有理由被人風流,在人們心中他比較“色”,符合“風流”的印象。

  明朝是一個很奇怪的社會,有著很強烈的矛盾現象共生共存。在政權上高度集中,但言論卻非常自由,可以說明朝的言官集團是歷朝歷代實力最為強大的。皇帝不能擅殺言官,即使皇帝被罵了也不可以殺言官。但另一方面,皇帝要想殺或貶一位大臣、權臣,無論後者實力有多強,基本上都能做到談笑間讓對方灰飛煙滅。

  第28章 六如居士逃禪仙 (2)

  在思想上,一方面程朱理學占據了壟斷地位,貞節觀、忠君觀、三綱五常等深入人心;但另一方面呼籲人性解放、陰謀權術等另類學說(以“心學”為主)卻也很流行。特別是南方各省市,各種所謂的淫穢書籍層出不窮,許多落魄才子甚至官宦知識分子都加入了寫淫穢書籍,畫春宮圖的隊伍中。這一現象的頂峰就是《金瓶梅》的橫空出世。而唐伯虎就是其中之一。

  妻子離開唐伯虎後,他便經常在青樓中流連忘返,認識了當時的許多名妓,而且與其中的幾位都產生了感情。特別是他和祝允明都很喜歡的徐素素,當徐素素死後,唐伯虎雙目落淚,唱出了如下詞句:

  哭妓徐素素

  清波雙珮寂無縱,情愛悠悠怨恨重。

  殘粉黃生銀撲面,故衣香寄玉關胸。

  月明花向燈前落,春盡人從夢裡逢。

  再托生來儂未老,好叫相見夢姿容。

  更“色”的是,唐伯虎在與妻子離異,尚未再娶的時期內,創作了大量的有關女色和享樂的詩詞作品,甚至可以被稱作淫詞浪語的東西。這也是後世一些人罵他是“下流坯子”的原因。許多喜歡唐伯虎的人都不願意涉及這一點,然而不寫這個我們就無法說清,為什麼是唐伯虎而不是其他人獲得了全民認可的“風流”。

  唐伯虎的後半生創作了相當數量的黃詩淫書及相當多的春宮圖。如果說春宮圖在當時可以作為男女成婚時的“性教育”藍圖的話,那麼他的諸多黃詩淫書則沒有太多益處。例如他寫的《風流遁》和《僧尼孽海》以及24幅春宮畫《風流艷響》(原作已經失傳,但明萬曆三十四年,即1606年,徽派刻工黃一明曾根據唐伯虎的原作摹刻為版畫,並且印行於世)。

  因為民族特點,中國國內研究唐伯虎春宮圖、色情書籍的專家很少。那麼,我們可以看看荷蘭漢學家高羅佩的觀點,他認為唐伯虎所繪的女性常顯得壯健豐腴,多是圓臉、妖冶的女性形象,使人聯想到唐代美女。唐伯虎所繪的女性有個特點是“三白”,即前額一點白,鼻尖一點白,下頜一點白,這往往是後人鑑別真假唐伯虎畫的一個標準。

  據說有一幅唐伯虎的真跡《小姑窺春圖》被收藏在日本。畫幅左邊有一對男女隱約地在帳中做雲雨之歡,門外一個少女在偷看,還情不自禁地把手伸進自己的裙中。因為《小姑窺春圖》含意蘊藉,落筆精妙,許多風流名士紛紛題詞其上,如清初的陳其年就題了一首《菩薩蠻》詞:

  桃笙小擁樓東玉,紅蕤濃染春鬢綠。寶帳縝垂垂,珊瑚鉤響時。花蔭搖屈戍,小妹潛偷窺,故意繡屏中,瞬他銀燭紅。

  與唐伯虎同時代的文人,許多人都有這樣的作品。在唐伯虎的帶動下,他的同門師弟仇英也畫起了裸體。他們畫的是彩色畫,這比唐伯虎的單色裸體畫更勝一籌。這還要感謝當時的印刷著色技術的大規模發展,很快唐伯虎等人便迷戀上了水彩畫。

  一笑變三笑

  唐伯虎有了6大被風流的原因,經過後世500年的流傳演繹,終於有一個讓唐伯虎最拉風的傳說出籠了,這就是“唐伯虎點秋香”的故事。

  “唐伯虎點秋香”自明末清初到如今的400年間不斷被演繹、擴充。20世紀就有過數次傳播高潮,例如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唐伯虎黃梅戲系列,其典型的代表作就是1964年的香港黃梅戲電影《三笑》,可以說是家喻戶曉。而到了20世紀90年代,1990年的《最佳才子》捧紅了翁虹,1993年由周星馳、鞏俐合演的《唐伯虎點秋香》更是掀起了唐伯虎熱,這股熱潮直到今天都沒有消退。如1997年的《風流唐伯虎》、2000年的《金裝四大才子》、2002年的《風流少年唐伯虎》、2003年的《唐伯虎情戲秋香》、2008年的《唐伯虎怒點秋香》及2009年和2010年《唐伯虎點秋香》系列。

  首先我要說明這個故事肯定是假的,秋香確實有,但卻比唐伯虎大20多歲,而且早已嫁人。其次,華太師比唐伯虎小20到40來歲,根本不可能收留唐伯虎為僕人。這一點,在1947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楊靜庵所著《唐寅年譜》早已經考證完畢,華察“成進士之歲,子畏已沒三載,何能賣身投靠於華氏太師府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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