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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江戶町人為中心的“化政文化”出現生在德川幕府時代後期的文化、文政年間，即1804到1830年，其特徵為現實主義、享樂主義，顯示了商品經濟急速發展下市民生活的多樣性。其中較具代表性的是鄉村戲劇的流行，出現了以演藝為職業的演員，以及富裕商人及農民熱衷的茶道及花道，以人情本為中心的現實題材小說，木板刻印的“浮士繪”等。此時的“浮士繪”也大多以普通生活為題材，例如著名畫家葛飾北齋、安藤(歌川)廣重等，前者的代表作有《富岳三十六景》，利用各種手法表現了象徵日本的富士山，如《神奈川的浪濤里》等；後者的代表作有《東海道五十三次》，以連畫的形式描述了東海道沿途的風土人情等。
第三章 近代——對外擴張的步伐
第一節 明治維新
一、 封建危機
從18世紀初開始，隨著農業生產力的提高和商品經濟的急劇發展，特別是因棉花、蠶桑、茶葉等經濟作物的普遍栽種，德川幕府中期以後，在一些較為發達的地區，農戶在很大程度上變成小商品經濟生產者，從而不可避免地被捲入市場體系。由於這些商品生產者各自的生產條件不同，必然引起兩極分化。一些條件較好的生產者不斷積累財富，收購破產農民的土地，逐漸上升為地主。因為幕藩領主禁止土地買賣，所以土地兼併主要是採取抵押的方式。通過這種方式發展起來的地主一般稱為“村方地主”，另外還有一種開發型地主，也就是一些商人、高利貸者、借貸資本家和手工工場主利用逐漸積累的資金，通過向幕藩領主承包墾荒，成為大量土地的所有者。到明治維新前夕，新興地主通過上述兩種途徑占有的土地約占全國土地總面積的三分之一。除較大的地主將土地出租給農民耕種之外，中小城市地主通常是採取僱工經營的方式。但無論是出租土地的地主，還是僱工經營的地主，他們與直接生產者的關係完全是一種經濟關係，而且由於他們是伴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成長起來的資本擁有者，因而與手工業生產、商品貿易具有密切的關係，或者經營手工業，或者從事商品流通，成為一身二任的“豪農豪商”。
與此同時，在一些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開始出現資本主義性質的家庭手工業或手工工場。例如在大阪附近的棉織業中心河內，出現了許多被稱為“木棉寄屋”的農村商人，他們收購農村手工業者的棉紡織產品，然後轉賣給大阪的棉布批發商。接下來，他們進一步通過“換棉”和“出機”的方式控制農村家庭手工業。所謂“換棉”是指商人供給棉花，農民在家裡紡成紗或織成布，商人按成品數量支付酬金；所謂“出機”是指商人不僅提供生產原料，而且提供紡織機械，農民在家裡織成布匹，按照成品獲得酬金。再進一步，商人出資招募貧窮的農村婦女，集中在廠房中進行生產。此時的商人已變為資本家，生產者變為僱傭工人，從而形成了資本主義性質的手工工場。到幕府末期，這樣的手工工場已有260多家，每個工場擁有六到十台織機。
在商品經濟的推動下，商人、特別是金融高利貸商人的力量逐漸增強。到十九世紀中期，僅在大阪一地經營匯兌業務、資本金在20萬兩以上的錢莊就有50多家。這些金融商擁有巨額財富，不僅控制了幕藩財政，而且對整個社會也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僅是他們借給各地大名的款項就高達6000多萬兩，只是每年的利息就值300萬石大米，而各地大名每年運往京都、大阪和江戶的大米也不過400萬石，以至形成“幕藩疲弊，權落商人”、“大阪富商一怒而天下諸候驚”的局面。
與上述新興階級逐漸強大的情景相反，傳統的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卻趨於沒落。首先是中小級武士在商品經濟的影響下實際收入減少，幕府或大名為轉嫁財政危機也不斷削減他們的祿米，致使其生活日益窘迫，被迫轉為諸如教師、醫生、手工業者和小商販，有的成為失去士籍的浪人，有的成為商人的養子，或者轉化為從事工商業者。這些下級武士希望對幕藩體制進行變革，因而大多成為明治維新的骨幹力量；農民則在沉重賦稅的壓迫下逐漸失去土地，成為一無所有的佃農，生活極為貧困，天災人禍迫使農民不斷起來反抗幕府的封建專制統治。據統計，在明治維新前的80年間共爆發了千餘次農民起義，有力地打擊了幕府的封建統治。儘管日本國內新型經濟的發展及其階級力量變化的狀況尚未達到使傳統生產關係崩潰的程度，但西方資本主義擴張勢力的入侵卻加快了社會變革的步伐。
二、 外來壓力
與早期殖民擴張不同，進入19世紀以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積極尋找國外市場和原料產地，以適應工業革命大規模興起後的需求，而以中國和日本為中心的遠東地區是其擴張的最後乃至最重要的目標。早在19世紀初期，英、俄、美等國不斷派使節到日本，要求開港通商，均遭到德川幕府的拒絕。幕府甚至在1825年重申過去頒布的“驅逐令”，炮擊靠近日本港口的外國船隻。但是，中國在1840年鴉片戰爭中失敗的結局迫使幕府放寬了對外國的政策。1853年7月，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培理率四艘塗成黑色的軍艦闖入東京灣，威逼幕府接受美國總統要求日本開國的親筆信，並約定第二年春天給予回答。1854年2月，培理再次率七艘軍艦到達日本，並與日本簽訂了《日美親善條約》，規定日本開放下田和箱館（函館）兩個港口，向美國艦船提供煤、水、食品及其他需用品，救護遇難船員，美國可在兩個港口設領事館，給予美國最惠國待遇等。隨後英國和俄國又同日本簽訂了類似的條約，但在日俄條約中除增加了治外法權以及長崎為開港城市外，還規定了日俄兩國在千島群島的邊界。
第三章 近代——對外擴張的步伐
第一節 明治維新
一、 封建危機
從18世紀初開始，隨著農業生產力的提高和商品經濟的急劇發展，特別是因棉花、蠶桑、茶葉等經濟作物的普遍栽種，德川幕府中期以後，在一些較為發達的地區，農戶在很大程度上變成小商品經濟生產者，從而不可避免地被捲入市場體系。由於這些商品生產者各自的生產條件不同，必然引起兩極分化。一些條件較好的生產者不斷積累財富，收購破產農民的土地，逐漸上升為地主。因為幕藩領主禁止土地買賣，所以土地兼併主要是採取抵押的方式。通過這種方式發展起來的地主一般稱為“村方地主”，另外還有一種開發型地主，也就是一些商人、高利貸者、借貸資本家和手工工場主利用逐漸積累的資金，通過向幕藩領主承包墾荒，成為大量土地的所有者。到明治維新前夕，新興地主通過上述兩種途徑占有的土地約占全國土地總面積的三分之一。除較大的地主將土地出租給農民耕種之外，中小城市地主通常是採取僱工經營的方式。但無論是出租土地的地主，還是僱工經營的地主，他們與直接生產者的關係完全是一種經濟關係，而且由於他們是伴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成長起來的資本擁有者，因而與手工業生產、商品貿易具有密切的關係，或者經營手工業，或者從事商品流通，成為一身二任的“豪農豪商”。
與此同時，在一些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開始出現資本主義性質的家庭手工業或手工工場。例如在大阪附近的棉織業中心河內，出現了許多被稱為“木棉寄屋”的農村商人，他們收購農村手工業者的棉紡織產品，然後轉賣給大阪的棉布批發商。接下來，他們進一步通過“換棉”和“出機”的方式控制農村家庭手工業。所謂“換棉”是指商人供給棉花，農民在家裡紡成紗或織成布，商人按成品數量支付酬金；所謂“出機”是指商人不僅提供生產原料，而且提供紡織機械，農民在家裡織成布匹，按照成品獲得酬金。再進一步，商人出資招募貧窮的農村婦女，集中在廠房中進行生產。此時的商人已變為資本家，生產者變為僱傭工人，從而形成了資本主義性質的手工工場。到幕府末期，這樣的手工工場已有260多家，每個工場擁有六到十台織機。
在商品經濟的推動下，商人、特別是金融高利貸商人的力量逐漸增強。到十九世紀中期，僅在大阪一地經營匯兌業務、資本金在20萬兩以上的錢莊就有50多家。這些金融商擁有巨額財富，不僅控制了幕藩財政，而且對整個社會也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僅是他們借給各地大名的款項就高達6000多萬兩，只是每年的利息就值300萬石大米，而各地大名每年運往京都、大阪和江戶的大米也不過400萬石，以至形成“幕藩疲弊，權落商人”、“大阪富商一怒而天下諸候驚”的局面。
與上述新興階級逐漸強大的情景相反，傳統的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卻趨於沒落。首先是中小級武士在商品經濟的影響下實際收入減少，幕府或大名為轉嫁財政危機也不斷削減他們的祿米，致使其生活日益窘迫，被迫轉為諸如教師、醫生、手工業者和小商販，有的成為失去士籍的浪人，有的成為商人的養子，或者轉化為從事工商業者。這些下級武士希望對幕藩體制進行變革，因而大多成為明治維新的骨幹力量；農民則在沉重賦稅的壓迫下逐漸失去土地，成為一無所有的佃農，生活極為貧困，天災人禍迫使農民不斷起來反抗幕府的封建專制統治。據統計，在明治維新前的80年間共爆發了千餘次農民起義，有力地打擊了幕府的封建統治。儘管日本國內新型經濟的發展及其階級力量變化的狀況尚未達到使傳統生產關係崩潰的程度，但西方資本主義擴張勢力的入侵卻加快了社會變革的步伐。
二、 外來壓力
與早期殖民擴張不同，進入19世紀以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積極尋找國外市場和原料產地，以適應工業革命大規模興起後的需求，而以中國和日本為中心的遠東地區是其擴張的最後乃至最重要的目標。早在19世紀初期，英、俄、美等國不斷派使節到日本，要求開港通商，均遭到德川幕府的拒絕。幕府甚至在1825年重申過去頒布的“驅逐令”，炮擊靠近日本港口的外國船隻。但是，中國在1840年鴉片戰爭中失敗的結局迫使幕府放寬了對外國的政策。1853年7月，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培理率四艘塗成黑色的軍艦闖入東京灣，威逼幕府接受美國總統要求日本開國的親筆信，並約定第二年春天給予回答。1854年2月，培理再次率七艘軍艦到達日本，並與日本簽訂了《日美親善條約》，規定日本開放下田和箱館（函館）兩個港口，向美國艦船提供煤、水、食品及其他需用品，救護遇難船員，美國可在兩個港口設領事館，給予美國最惠國待遇等。隨後英國和俄國又同日本簽訂了類似的條約，但在日俄條約中除增加了治外法權以及長崎為開港城市外，還規定了日俄兩國在千島群島的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