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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8月，德川家齊去世，受到12代將軍德川家慶信任的水野邦忠為任命為幕府首席老中，並在其主導下進行“天保改革”。其改革內容有以下幾點：第一，精簡幕府機構人員，推行節儉政策，嚴禁買賣高價物品，同時嚴厲統制出版業，禁止出版批評幕府和有傷風化的作品；第二，抑制商業和手工業，頒布《解散行會令》，促進商品自由流通，以期實現物價的下降；第三，再次頒布《返鄉令》，禁止農村人口流入城市，並將短期流入城市的農民送還鄉里；第四，頒布《禁止藩國產專賣令》，試圖減弱各藩的經濟實力。頒布《上交知行地令》，即“上知令”，將江戶、大阪周圍的大名及旗本所屬土地交換為幕府直轄領地；第五，取消1825年頒布的《驅逐異國船隻令》，訓練洋式軍隊，製造大炮，防止外敵入侵。各項改革措施，大多執行不利，如解散行會令造成商業蕭條，物價上漲，只好終止，《禁止藩國產專賣令》和《上交知行地令》也因大名、旗本的抵制而取消。此次改革失敗的最大原因是商品經濟的迅速發展，造成自然經濟基礎上的幕藩體制難以適應，正因如此，不僅改革沒有成功，而且社會矛盾、階級矛盾進一步激化。
實際上，進入19世紀以後，農村人口減少，例如關東北部下野國的人口在18世紀初到19世紀初的百年間減少了三分之一，流入城市的農民多成為批發商控制下的家庭手工業或集中手工業工場的勞動者。許多藩為解決其財政困難，不僅推行藩政改革，而且積極適應商品經濟的發展，實施藩營專賣制度，並設立藩營的工場，尤其是地處西南的薩摩、長州、佐賀、土佐等外樣大名之藩。例如薩摩藩在1827年集資進行離島的砂糖專賣，並通過琉球與清朝進行走私貿易。同時實行殖產興業政策，建造造船廠、玻璃廠、紡織廠，購買洋式武器裝備軍隊等，因而成為實力較強的“雄藩”。
三、 思想文化
早在元祿時代就出現了實證性研究《萬葉集》的學者，例如戶田茂睡、契沖等。到18世紀後半期，對日本古典的研究擴展到《古事記》、《日本書紀》等歷史書籍，逐漸形成了從中尋找日本固有文化及其精神的國學。從師契沖的荷田春滿提倡建立國學學校，其學生賀茂真淵撰寫《國意考》、《萬葉考》等書，探討未受儒學、佛教影響的日本古代思想。作為國學的集大成者是本居宣長，擁有門徒近五百人。本居不僅提出了《源氏物語》中心思想是“物哀”，而且通過對《古事記》的詳細研究闡明日本固有文化，主張排除外來思想，回歸古代精神，同時明確規定國學“乃皇朝之學問也”。接受其影響的平田篤胤更是激烈排除儒學及佛教，提倡尊重古代信仰的復古神道，其思想受到農村上層農民的歡迎，並得到流行。國學者的思想極大地影響了後來的尊王攘夷運動，同時又是幕末時期排外主義、明治中期國粹主義的歷史淵源。
蘭學本來稱西學或洋學，因德川幕府初期實行鎖國政策，歐洲科學技術及其知識只能通過長崎的荷蘭人傳入日本，因而稱為“蘭學”。1720年將軍吉宗提倡實學，宣布不再禁止與天主教無關的西書，1740年幕府命令青木昆陽、野呂元丈等人學習荷蘭語，推動了蘭學的發展。1774年，杉田玄白等人翻譯《解體新書》，介紹西方的解剖學，是日本的第一部大型西洋醫學譯著。後來從醫學、軍事發展到各種學科，在日本全國形成了學習西方知識的知識分子集團。到19世紀中期，翻譯西方書籍約500多部，其中較為著名的蘭學者有杉田玄白、大槻玄澤、高野長英、緒方洪庵等人。同時也出現了由蘭學者開辦的學校，例如仙台醫師大槻玄澤在江戶開設“芝蘭堂”私塾，培養了許多優秀學生；緒方洪庵在大阪創辦“適適齋”學塾，也培養了許多優秀的人才，其中包括明治初期日本兵制的創辦人大村益次郎以及著名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等。
除國學、蘭學外，幕末時期還出現了許多批判幕藩體制、提倡改良、對應外來危機的政治及社會思想。例如安藤昌益著《自然真營道》，主張人人耕種，反對剝削與身份等級；海保青陵在《稽古談》中認為，重建幕藩財政不能依靠消極的節儉政策，而是積極適應商品經濟，實施藩營專賣等措施；本多利明著《西域物語》、《經世秘策》，主張開發蝦夷地區，並通過與西方各國進行貿易而增加國富；佐藤信淵在《農政本論》、《經濟要錄》等書中卻主張必須振興產業，國家統制流通領域，同時積極向海外擴張。另外，在最初推崇朱子學的水戶藩，逐漸形成將朱子學、國學、神道教相結合的“水戶學”，主張尊崇天皇，服從將軍，對幕末時期的尊王攘夷運動形成很大影響。
值得一提的是德川時代的教育。18世紀末，除幕府設立昌平坂學問所（昌平黌）作為向幕臣灌輸朱子學的教育機構外，許多藩也設立藩校，教育藩士的子弟，培養解決藩財政等問題的人材。藩校最多時達到280個左右，最初講授朱子學等儒學，後來根據需要又加設洋學、國學，同時根據年齡、學習能力設置不同的年級。這些藩校不僅使武士受到教育，其影響也擴展到其他社會階層。例如1841年水戶藩創辦的“弘道館”，不僅其規模最大，而且成為幕末“尊王論”的大本營。除官辦學校外，民間有武士、學者、町人開辦的眾多私塾。例如大阪町人設立的懷德堂，講授朱子學、陽明學，但也出現了批判儒學、主張實用性的學者山片蟠桃。其他著名的私塾還有大鹽平八郎的洗心洞、吉田松陰的松下村塾以及上面提及的大槻玄澤“芝蘭堂”、緒方洪庵“適適齋”等。另外，民間初等教育機構“寺子屋”在19世紀初急劇增加，全日本達到1.2萬所，其中十分之一在江戶。這些小學校大多由村長、僧侶、浪人武士、富裕的町人經營，通常有20名左右的6—13歲兒童就讀，學習讀寫、算數等。除上述的教育機構外，還有許多私人教育家，例如提出以“報德仕法”振興農村的二宮尊德、主張節儉正直商業道德的石田梅岩“心學”等。
實際上，進入19世紀以後，農村人口減少，例如關東北部下野國的人口在18世紀初到19世紀初的百年間減少了三分之一，流入城市的農民多成為批發商控制下的家庭手工業或集中手工業工場的勞動者。許多藩為解決其財政困難，不僅推行藩政改革，而且積極適應商品經濟的發展，實施藩營專賣制度，並設立藩營的工場，尤其是地處西南的薩摩、長州、佐賀、土佐等外樣大名之藩。例如薩摩藩在1827年集資進行離島的砂糖專賣，並通過琉球與清朝進行走私貿易。同時實行殖產興業政策，建造造船廠、玻璃廠、紡織廠，購買洋式武器裝備軍隊等，因而成為實力較強的“雄藩”。
三、 思想文化
早在元祿時代就出現了實證性研究《萬葉集》的學者，例如戶田茂睡、契沖等。到18世紀後半期，對日本古典的研究擴展到《古事記》、《日本書紀》等歷史書籍，逐漸形成了從中尋找日本固有文化及其精神的國學。從師契沖的荷田春滿提倡建立國學學校，其學生賀茂真淵撰寫《國意考》、《萬葉考》等書，探討未受儒學、佛教影響的日本古代思想。作為國學的集大成者是本居宣長，擁有門徒近五百人。本居不僅提出了《源氏物語》中心思想是“物哀”，而且通過對《古事記》的詳細研究闡明日本固有文化，主張排除外來思想，回歸古代精神，同時明確規定國學“乃皇朝之學問也”。接受其影響的平田篤胤更是激烈排除儒學及佛教，提倡尊重古代信仰的復古神道，其思想受到農村上層農民的歡迎，並得到流行。國學者的思想極大地影響了後來的尊王攘夷運動，同時又是幕末時期排外主義、明治中期國粹主義的歷史淵源。
蘭學本來稱西學或洋學，因德川幕府初期實行鎖國政策，歐洲科學技術及其知識只能通過長崎的荷蘭人傳入日本，因而稱為“蘭學”。1720年將軍吉宗提倡實學，宣布不再禁止與天主教無關的西書，1740年幕府命令青木昆陽、野呂元丈等人學習荷蘭語，推動了蘭學的發展。1774年，杉田玄白等人翻譯《解體新書》，介紹西方的解剖學，是日本的第一部大型西洋醫學譯著。後來從醫學、軍事發展到各種學科，在日本全國形成了學習西方知識的知識分子集團。到19世紀中期，翻譯西方書籍約500多部，其中較為著名的蘭學者有杉田玄白、大槻玄澤、高野長英、緒方洪庵等人。同時也出現了由蘭學者開辦的學校，例如仙台醫師大槻玄澤在江戶開設“芝蘭堂”私塾，培養了許多優秀學生；緒方洪庵在大阪創辦“適適齋”學塾，也培養了許多優秀的人才，其中包括明治初期日本兵制的創辦人大村益次郎以及著名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等。
除國學、蘭學外，幕末時期還出現了許多批判幕藩體制、提倡改良、對應外來危機的政治及社會思想。例如安藤昌益著《自然真營道》，主張人人耕種，反對剝削與身份等級；海保青陵在《稽古談》中認為，重建幕藩財政不能依靠消極的節儉政策，而是積極適應商品經濟，實施藩營專賣等措施；本多利明著《西域物語》、《經世秘策》，主張開發蝦夷地區，並通過與西方各國進行貿易而增加國富；佐藤信淵在《農政本論》、《經濟要錄》等書中卻主張必須振興產業，國家統制流通領域，同時積極向海外擴張。另外，在最初推崇朱子學的水戶藩，逐漸形成將朱子學、國學、神道教相結合的“水戶學”，主張尊崇天皇，服從將軍，對幕末時期的尊王攘夷運動形成很大影響。
值得一提的是德川時代的教育。18世紀末，除幕府設立昌平坂學問所（昌平黌）作為向幕臣灌輸朱子學的教育機構外，許多藩也設立藩校，教育藩士的子弟，培養解決藩財政等問題的人材。藩校最多時達到280個左右，最初講授朱子學等儒學，後來根據需要又加設洋學、國學，同時根據年齡、學習能力設置不同的年級。這些藩校不僅使武士受到教育，其影響也擴展到其他社會階層。例如1841年水戶藩創辦的“弘道館”，不僅其規模最大，而且成為幕末“尊王論”的大本營。除官辦學校外，民間有武士、學者、町人開辦的眾多私塾。例如大阪町人設立的懷德堂，講授朱子學、陽明學，但也出現了批判儒學、主張實用性的學者山片蟠桃。其他著名的私塾還有大鹽平八郎的洗心洞、吉田松陰的松下村塾以及上面提及的大槻玄澤“芝蘭堂”、緒方洪庵“適適齋”等。另外，民間初等教育機構“寺子屋”在19世紀初急劇增加，全日本達到1.2萬所，其中十分之一在江戶。這些小學校大多由村長、僧侶、浪人武士、富裕的町人經營，通常有20名左右的6—13歲兒童就讀，學習讀寫、算數等。除上述的教育機構外，還有許多私人教育家，例如提出以“報德仕法”振興農村的二宮尊德、主張節儉正直商業道德的石田梅岩“心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