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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港的入口是一條珊瑚礁密布的航道，航道口在很早以前就布下了一張保護網（以防魚雷和潛艇）。戰時或者在有戰爭威脅的時候，幾乎所有軍港入口都在夜間布上這種保護網。保護網上有一個“桁條”，又叫大門，“康道爾號”掃雷艇出港之前，大門打開了，隨後還有別的小型雜役船要進出，所以大門依然敞開著。其它軍港也是採用這種令人厭煩的辦法。海港防區的值班軍官真有些不忍心這樣往復不停地驅使小拖船上的士兵。
6 時40 分，“沃德號”停止巡航後，又收到“大火星號”拖靶船發出的舷燈信號。“大火墾號”正拖著一塊靶子向海港入口駛去。拖靶船示意：“可能有船在跟蹤”。“沃德號”船長站在駕駛台上用望遠鏡觀察著。他看到在“大火星號”和拖靶船之間有一個非常小的東西，很像潛水艇的司令塔。船長一聲令下，全艦官兵重返崗位，驅逐艦快速向目標猛衝過去，當即開火。
在距一百米的時候，那個假想的司令塔被擊中消逝了。“沃德號”圍著那個地方又投了深水炸彈。這時，一架向瓦胡返航的飛機發現了炮擊發出的火光，也朝這個地方飛過來，投了兩顆炸彈，隨後就飛回基地向值班軍官報告去了。
投了一陣炸彈之後，“沃德號”艦長用探照燈向珍珠港上的瞭望哨呼叫示意：“我在防區攻擊了一艘潛艇”。過了幾分鐘，他怕表達得不夠明確，又呼叫瞭望哨，進一步肯定：“我們炮擊了一艘在防區活動的潛艇，並投了深水炸彈”。他問對方是否清楚了，還要求對方把信號重複一遍。這樣，他才又啟航巡邏去了。不管怎樣，這位艦長總算盡了他的職責。
當時，珍珠港擁有一套雷達裝置，但還不夠完善，能操縱這個雷達的人也寥寥無幾。所以，人們並沒有把它用於實戰偵察，而是當成培圳技術人員的工具。訓練是在早晨4 時到7 時進行，因為軍人們歷來認為黎明是一天中最有利於進攻的時刻，這個陳規還在很大程度上起了作用。12 月7 日那天，和往常一樣，早晨4 時到7 時上了訓練課。7 時整，參加訓練的官兵只留下三個人，一個是軍官，他們在歷史上留下了自已的名字。這兩個士兵，一個叫洛卡德，一個叫埃利奧特。他倆在瓦胡島北部的奧帕納受訓，學習操縱防空警戒雷達。他倆對這個儀器簡直入了迷。在螢光屏上可以發現和跟蹤遠處或黑暗中肉眼看不見的東西，真叫人有點心馳神往。洛卡德和埃利奧特總覺得每次訓練課時間太短。12 月7 日早7 時，他倆決定繼續練習。7 時零2 分，他們看到螢光屏上出現一群亮點。這些亮點井然有序，編成整齊的隊伍由北面向螢光屏中心——瓦胡島移動。
洛卡德和埃利奧特測量了一下距離：一百三十二海里，不到二百五十公里。在珍珠港海域還從來沒有見過數目這麼可觀的飛機。兩個士兵，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低頭注視著螢光屏。亮點還在那兒，還在不停地移動著。
洛卡德和埃利奧特決定給雷達網總站打電話，也許總站還有人在。
總站果然還有人，是一個空軍中尉。他就是那第三個人物。這個軍官也在參加雷達訓練。那天，他在總站耽擱了一會兒，正要走的時候，接到奧帕納雷站打來電話。說來也不湊巧，這個人又偏偏好猜疑。他想：目前還沒宣戰，瓦胡島上的雷達還沒有完全校準，而且全體技術人員又都缺乏經驗，既便奧帕納雷達站的螢光上確實出現了亮點，那也很可能是預走要從加利福尼亞來的一支美國飛行大隊，它們正好應該在那天早晨趕到，很明顯，只能是這麼回事兒。中尉沒有細想，兩個雷達兵報告的這個編隊並不是在預定方向上。況且，這隊美國飛機已經事先改變了航向，當時，瓦胡島的雷達網還沒有配備識別敵我的裝置，無法確切地斷定是不是敵機。
總而言之，這個中尉沒有理睬洛卡德和埃利奧特的報告。他跟這兩個小兵說，他懷疑他們是否真地看見螢光屏上有什麼東西，即使真有亮點，那也肯定是美國飛機。說完，他掛上電話，把總站的門一鎖就走了，奧帕納這邊，兩個士兵張皇失措，六神無主，呆呆地望著螢光屏：那些亮點排列得還是那麼整齊，還在不停地向屏幕中心移動。7 時55 分，瓦胡島的所有機場都被日本飛機炸成了灰燼。
而在珍珠港，美軍在4 時到6 時40 分之前發現的潛水艇原來是由兩個人操縱的“袖珍潛艇”。它們由一種特製的潛艇運到離瓦胡島一百海里以內，其任務是刺探軍情。根據目前所能掌握的尚不十分準確的材料來看，大概有兩艘“袖珍潛艇”成功地潛入了珍珠港。其中一艘（可能就是“康道爾號”
發現的那艘）越過了保護網的大門，繞福特島轉了一圈。福特島位於珍珠港的中心，沿島泊滿了裝甲艦。“袖珍潛艇”的艇長把通過潛望鏡觀察到的軍艦位置標在地圖上，然後又神不知鬼不覺地潛出保護網的大門，再把收集的情報通過無線電傳給日本艦隊。儘管這些情報有許多失實之處，但它向日本航隊司令證明美國戰列艦確實停泊在珍珠港，他的間諜所提供的情報是屬實的（夏威夷群島有十六萬居民是日本人，占整個居民人數的三分之一。日本馬駐檀香山領事利用商業電報向日本政府提供關於美國艦隊行動的情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