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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當說，上述首批思想史著作大多傾向激進，篇帳浩大，立論統一而帶有簡單化與粗糙的經濟決定論色彩，作為左翼學術運動的產物，比爾德、帕靈頓等人的貢獻是提供了宏觀而簡明的美國經濟發展與政治衝突線索，並且嘗試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來解釋美國文明的特證。他們做得過於匆忙草卒，以致於後來的學者挑出許多毛病，懷疑這種多卷本大工程是否值得做下去。
在吸取教訓的基礎上，五十年代的“美國研究”運動進一步深入發展，把以往重視 “思想主潮”和政治經濟活動的勢頭，逐漸轉向更加具體細緻、而又綜合包容的“文化思想史”或“文化研究”上來。這便產生廠新一代美國文化思想史的大師及其代表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有派瑞·米勒《新英格蘭意識》，R·霍夫斯塔特《改革時代》，H·N·史密斯《處女地》，以及亨利·梅《美國天真時代的結束》。
上述著作基本上是特定命題的斷代思想史，有著專門性強，主題鮮明，解剖深入，氛圍豐厚的特點。與早朗的龐雜通史相比，它們顯示出難得的深厚學養與精密件質，而且帶有突出的個人風格與先進方法優勢。缺點確也比較明顯：雖然血肉豐滿，但很難涵蓋全局，也不可能在作者有生之年發展出系列性的成套史書。另外一個受時代影響的不利因素是，由於二戰之後美國地位的空前提高，導致一股盲目樂觀與頌揚本民族文化優越性或“特殊性”的潮流。它一方面有力地推動了美國研究的進展，提出了緊迫的自我認識任務，另一方面也確實造成對美國文化的過分推崇與自我欣賞，在五十年代一些自由派學者的著作里，美國民主與自由傳統成為解釋一切的準則和中心命題，同時較多地強調了民族的同一性與思想文化方面的和諧進步。這些特徵在現在的文化思想上專家眼中也成為攻擊與修改的東西，他們指出矛盾差異的存在，鬥爭與衝突的現象，以及比較批判的必要性。
自六十年代以來，美國文化思想史的工作幾經劇烈的改造創新，在專題與斷代研究方面獲得長足的進步，形成了相當完備與細緻的研究網絡。然而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是，他們至今缺乏具有規範或僅威性質的成套思想史著作。目前影響較大、但又頗有爭議的幾位代表人物，如H·S.康馬傑，斯托·柏森斯與丹尼爾·布爾斯廷等人，不但在思想傾向上多有差異，他們在學術方法與風格上也各不相同。下面簡單評說一下其間的長短特色。
二、康馬傑與柏森斯作為學界有名望的文化思想史專家，分別於1950和1958年出版了同名的《美國思想》。其中康馬傑的一本承接了帕靈頓的左傾學術傳統，強調激進與保守兩大思想主流在美國歷史上不斷的衝突和鬥爭。作者本人也在書中公開頌揚與擁護美國民主與自由傳統，並認為這是美國文化賴以發展進步的根本價值。與康馬傑的自由派激進態度不同，柏森斯屬於冷靜而精細的學院派。他較多地重視環境對于思想的制約影響，突出了美國文化在不同時期的形態比較，按照他頗有代表性的分段方法。美國思想史被描繪成五個各有重心的集群式思想結構，從“殖民地思想”、“啟蒙思想”、“十九世紀民主思想”、一直演變到“自然主義思想”與“現代新民主思想”。而每一段思想結構的轉換原因，則是採用環境決定論的方法來予以解釋的。
康馬傑與怕森斯的兩部《美國思想》因其完整性與不同側重點分別在通俗讀者群和學術界擁有一定的影響，同時也成為“衝突論”與“環境論”這兩種方法的代表性著作。至於布爾斯廷的《美國人》三部曲（1958，1965，1973），相比而言不能不說是目前最為新穎完備的美國文化思想史著作了。這套書的主要特點如下：
首先，它跨度寬廣，編排新鮮，面向民眾，與以往的思想史專著不同，它不單單涉及政治與經濟思想，而是兼容了眾多的社會與文化生活側面，注入普通民眾的風情習俗和心理態度。這在學術風格上明顯地是受到歐洲新史學和美國新興文化人類學研究的影響，即把研究目光從傳統的偉人傳、大事記轉向民俗、民生和民族文化賴以形成的從本格局上來。這個重要轉變，使得布爾斯廷的《美國人》更具有文化思想史的色彩（用文化研究包含引導思想研究）而且親切易讀，大受民眾歡迎，成為六十——七十年代暢銷的國民教育讀本。
其次，在學術方法上較前人有所突破和改造。應當說，布爾斯廷本不屬於正統的美國思想史學派。早年他兼修法律、歷史，並對自然科學有著濃厚興趣。多種不同的訓練與愛好使得他視野開闊而不拘泥。在《美國人》書中，我們看到他文筆生動，知識廣博，而且借用人類學、行為科學與制度發展史（History of Institutions）的眼光發掘出許多罕見的文化現象及演變規律。他對環境背景是重視的。但他強調的是環境作為思想與文化的生發條件，對於美國民族不斷提出挑戰，使得後者逐步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實用主義的思想與行為方式，從而主動積極地改造變革環境，並且在此互動關係中促進了民族義化的發展。這一基本方法兼顧調和了“思想衝突”與“環境決定”兩派觀點，走出了一條迄今較為人接受的學術途徑。在編排體例方面，他以三卷（即三個文化思想時期，分別是“開拓歷程”，“建國曆程”與“民主歷程”）的方式比較集中妥貼地解決了分期問題——這比柏森斯的五段區分要來得簡明扼要。
在吸取教訓的基礎上，五十年代的“美國研究”運動進一步深入發展，把以往重視 “思想主潮”和政治經濟活動的勢頭，逐漸轉向更加具體細緻、而又綜合包容的“文化思想史”或“文化研究”上來。這便產生廠新一代美國文化思想史的大師及其代表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有派瑞·米勒《新英格蘭意識》，R·霍夫斯塔特《改革時代》，H·N·史密斯《處女地》，以及亨利·梅《美國天真時代的結束》。
上述著作基本上是特定命題的斷代思想史，有著專門性強，主題鮮明，解剖深入，氛圍豐厚的特點。與早朗的龐雜通史相比，它們顯示出難得的深厚學養與精密件質，而且帶有突出的個人風格與先進方法優勢。缺點確也比較明顯：雖然血肉豐滿，但很難涵蓋全局，也不可能在作者有生之年發展出系列性的成套史書。另外一個受時代影響的不利因素是，由於二戰之後美國地位的空前提高，導致一股盲目樂觀與頌揚本民族文化優越性或“特殊性”的潮流。它一方面有力地推動了美國研究的進展，提出了緊迫的自我認識任務，另一方面也確實造成對美國文化的過分推崇與自我欣賞，在五十年代一些自由派學者的著作里，美國民主與自由傳統成為解釋一切的準則和中心命題，同時較多地強調了民族的同一性與思想文化方面的和諧進步。這些特徵在現在的文化思想上專家眼中也成為攻擊與修改的東西，他們指出矛盾差異的存在，鬥爭與衝突的現象，以及比較批判的必要性。
自六十年代以來，美國文化思想史的工作幾經劇烈的改造創新，在專題與斷代研究方面獲得長足的進步，形成了相當完備與細緻的研究網絡。然而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是，他們至今缺乏具有規範或僅威性質的成套思想史著作。目前影響較大、但又頗有爭議的幾位代表人物，如H·S.康馬傑，斯托·柏森斯與丹尼爾·布爾斯廷等人，不但在思想傾向上多有差異，他們在學術方法與風格上也各不相同。下面簡單評說一下其間的長短特色。
二、康馬傑與柏森斯作為學界有名望的文化思想史專家，分別於1950和1958年出版了同名的《美國思想》。其中康馬傑的一本承接了帕靈頓的左傾學術傳統，強調激進與保守兩大思想主流在美國歷史上不斷的衝突和鬥爭。作者本人也在書中公開頌揚與擁護美國民主與自由傳統，並認為這是美國文化賴以發展進步的根本價值。與康馬傑的自由派激進態度不同，柏森斯屬於冷靜而精細的學院派。他較多地重視環境對于思想的制約影響，突出了美國文化在不同時期的形態比較，按照他頗有代表性的分段方法。美國思想史被描繪成五個各有重心的集群式思想結構，從“殖民地思想”、“啟蒙思想”、“十九世紀民主思想”、一直演變到“自然主義思想”與“現代新民主思想”。而每一段思想結構的轉換原因，則是採用環境決定論的方法來予以解釋的。
康馬傑與怕森斯的兩部《美國思想》因其完整性與不同側重點分別在通俗讀者群和學術界擁有一定的影響，同時也成為“衝突論”與“環境論”這兩種方法的代表性著作。至於布爾斯廷的《美國人》三部曲（1958，1965，1973），相比而言不能不說是目前最為新穎完備的美國文化思想史著作了。這套書的主要特點如下：
首先，它跨度寬廣，編排新鮮，面向民眾，與以往的思想史專著不同，它不單單涉及政治與經濟思想，而是兼容了眾多的社會與文化生活側面，注入普通民眾的風情習俗和心理態度。這在學術風格上明顯地是受到歐洲新史學和美國新興文化人類學研究的影響，即把研究目光從傳統的偉人傳、大事記轉向民俗、民生和民族文化賴以形成的從本格局上來。這個重要轉變，使得布爾斯廷的《美國人》更具有文化思想史的色彩（用文化研究包含引導思想研究）而且親切易讀，大受民眾歡迎，成為六十——七十年代暢銷的國民教育讀本。
其次，在學術方法上較前人有所突破和改造。應當說，布爾斯廷本不屬於正統的美國思想史學派。早年他兼修法律、歷史，並對自然科學有著濃厚興趣。多種不同的訓練與愛好使得他視野開闊而不拘泥。在《美國人》書中，我們看到他文筆生動，知識廣博，而且借用人類學、行為科學與制度發展史（History of Institutions）的眼光發掘出許多罕見的文化現象及演變規律。他對環境背景是重視的。但他強調的是環境作為思想與文化的生發條件，對於美國民族不斷提出挑戰，使得後者逐步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實用主義的思想與行為方式，從而主動積極地改造變革環境，並且在此互動關係中促進了民族義化的發展。這一基本方法兼顧調和了“思想衝突”與“環境決定”兩派觀點，走出了一條迄今較為人接受的學術途徑。在編排體例方面，他以三卷（即三個文化思想時期，分別是“開拓歷程”，“建國曆程”與“民主歷程”）的方式比較集中妥貼地解決了分期問題——這比柏森斯的五段區分要來得簡明扼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