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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兩天,有傳聞說日軍即將襲擊南市,中國地界的居民發瘋般衝過來,想要躲進中立的租界,在巡捕房的機關槍和裝甲車前他們停住腳步。林培文當即決定,利用這道繩梯,儘可能向那些躲避戰禍的普通市民伸出援手。從這條繩梯悄悄進入租界的難民少說也有幾百個。
小薛剛從皮恩公寓出來。通過特蕾莎的白俄幫會管道,他現已查明那個白俄商人的藏身之處。此人把自家洋行的卡車出租給日本便衣隊,在租界內戕害普通市民。其1359號車牌被人記住。報告到巡捕房,小薛將此情報轉告南京駐上海的特別機構,同時也將此情報轉告給他的老朋友——林培文。兩方面派去的人都沒找到那個白俄,他已早早躲避,只有從俄國人自已的小圈子才能打聽到他的下落。
半年來,特蕾莎一直在養傷。她像是死過一回,覺得內心變得比從前更堅硬。很久很久以前,她就受過鍛鍊,她那柔軟的婦人心腸早在大連、在星ㄆ浦⑷水上警察局的日本監獄裡被鍛鍊得像冰柱一樣冷,像鋼塊一樣堅硬。那些往事不僅改造她的性格,甚至改造她的記憶。從那以後,無論是向別人述說,還是夜闌人靜時告訴自己,她的回憶總是像出自虛構,有時候美好得像是幻覺,有時又慘澹得像是一場夢魘。她並不憎恨日本警察,儘管那些傢伙用酷刑折磨她,逼她,要她交代出雨果把錢藏在哪裡。她也不憎恨雨果,那個德國人——她不得不告訴人家時,說他是個金髮的奧地利人。Hugo Irxmayer,這個給予她姓氏的傢伙,她跟他在一起時,他從未告訴她,他是個海盜。在北方中國海域搶劫過往貨輪,絲綢、煤塊,從南滿鐵路的碼頭上岸,賣給日本商人。直到大連的日本警察闖進門,她一直都是個快樂的白俄女人。他們在她的箱子裡找到一支槍,恩菲爾德皇家左輪手槍(很久以後她才獲悉這種武器的標準名稱)。她沒有告訴他們,因為她實在是不知道。直到出獄後,才有人跑來告訴她,紅髮雨果在槍戰中被擊斃,他確實留給她一筆錢,還有一堆珠寶。
小薛的腳步聲在電梯間那頭消失。
半年來,她心中始終藏著一個疑問。她隱約記得,在醫院裡,在她還處於半昏迷狀態時,她問過小薛。
有一筆錢消失不見。一筆巨款——小薛至今未向她交代清楚。顧福廣的暗殺組織向她購買昂貴的德國軍火。按照事先約定的方案。小薛應該在拿到支票後才啟動交貨程序。與送貨人接頭,方法是燈光信號。信號的次數和頻率她只告訴過他一個人。不見到支票絕不發出信號。
可她仍舊喜歡他的中國肋骨……緊緊貼在她身上,貼在她小腹部仍舊隱隱作痛的傷口上。
窗外,從東北方向再次傳來槍炮聲,這聲音讓她亢奮起來。
⑴Baron Harada。
⑵恆泰雜貨公司。
⑶Sawada。
⑷Hoshigaura。
後記
這故事在其雛形時——也即在其尚處於一個模糊的、霧狀的,只有隱隱約約幾個黑影在背景里晃動的階段——一個八月的炎熱早晨,一個沒頭沒腦的、連我們自己都尚未察覺其含義的句子躍然紙上(如同從黃浦江東岸穿透江面濃霧照在上海檔案館閱覽室東側靠窗口桌位上的一道光線):起初,引起薩爾禮少校注意的是那個白俄女人。
我們絕無自稱自贊之意,這不過是一句大實話。一九三一年,警務處政治部的薩爾禮少校面對法租界紛繁複雜的局勢,試圖理清頭緒,抓住破解懸案之謎的蛛絲線索。他通過閱讀舊檔案,找到這個白俄女人。將近八十年後,我們坐在檔案室內,(與少校一樣)嘗試構建發生在一九三○年代初上海法租界的一系列事件的輪廓模型,同樣通過閱讀歷史檔案,我們一開始就發現這個女人。
法租界警務處政治部的文書確曾為她建立起一份卷宗(儘管它顯然帶有殖民地法國官員那種懶散的、馬馬虎虎的風格)。日軍侵入上海後,該卷宗仍保存在理論上歸屬法國維希政府管轄的法租界當局手裡。直到一九四三年,汪偽政府正式宣布收回法租界管轄權,卷宗當然隨同法租界警務處的其它所有重要文件一起,轉到偽警察局檔案室內。我們相信,日本侵略軍駐上海的特工部門(即我們常常說的特高課),以及汪偽特工總部(即人們常說的“76號”)一定曾抽走該檔案內的一些關鍵文件,以配合他們隨後對該女軍火商人展開的複雜而成效不彰的調查。當然,另外還有一種可能(總會有另一種可能的),我們的薛維世先生(無論此前還是當時,此人一直在該部門位居顯要),出於他私人的各種目的(或者國家利益),同樣很有機會把卷宗內的重要文件秘密取走並銷毀(即便他有收藏的意願和可能,我們大概再也無法找到)。
眾所周知,中國軍民的抗戰勝利是在一九四五年,這卷宗隨即由光復後草草組建的上海市盧家灣公安分局接收。一九四九年以後,卷宗的接管單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市盧灣公安分局。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我們必須體諒新生的、物資貧乏的國家和政府管理部門對於歷史檔案的處理方式——有些時候,如何節約利用物資要比合理利用歷史信息更迫在眉睫。純粹是由於紙張供應嚴重匱乏,共和國的公安人員不得不利用舊檔案(那些看來不太具有現實價值的文件)的空白背面,以書寫對他們來說更緊要、更須記錄的事件。如此一來,這卷宗就被拆散,沒有人會關心寫在那些紙張背後的、已由(主要由投誠的國民政府軍政特工人員組成的)情報諮詢委員會鑑定過的,並被確認為無用的歷史信息。我們相信很多相關文件已被撕碎、捲成一團,消失在紙簍里。一部分信息至今仍藏在主題全然與其無關的文件背後(因為重新裝訂粘貼歸卷而難以被研究者發現)。我們曾發現過一頁文件——在一份有關建國初工商業資本家內反動分子的舉報記錄背後。那頁文件被翻折過來重新裝訂,並用劣質膠水粘合。因為天長日久而脫膠,我們這才有幸發現它。在檔案館嚴格的調閱規則下,我們不得不小心翼翼從上下兩端挑開那頁合疊的紙,確保不去破壞裝訂線,憑藉靠窗座位比較明亮的光線,一字一句把這份殘頁的內容抄錄下來。
小薛剛從皮恩公寓出來。通過特蕾莎的白俄幫會管道,他現已查明那個白俄商人的藏身之處。此人把自家洋行的卡車出租給日本便衣隊,在租界內戕害普通市民。其1359號車牌被人記住。報告到巡捕房,小薛將此情報轉告南京駐上海的特別機構,同時也將此情報轉告給他的老朋友——林培文。兩方面派去的人都沒找到那個白俄,他已早早躲避,只有從俄國人自已的小圈子才能打聽到他的下落。
半年來,特蕾莎一直在養傷。她像是死過一回,覺得內心變得比從前更堅硬。很久很久以前,她就受過鍛鍊,她那柔軟的婦人心腸早在大連、在星ㄆ浦⑷水上警察局的日本監獄裡被鍛鍊得像冰柱一樣冷,像鋼塊一樣堅硬。那些往事不僅改造她的性格,甚至改造她的記憶。從那以後,無論是向別人述說,還是夜闌人靜時告訴自己,她的回憶總是像出自虛構,有時候美好得像是幻覺,有時又慘澹得像是一場夢魘。她並不憎恨日本警察,儘管那些傢伙用酷刑折磨她,逼她,要她交代出雨果把錢藏在哪裡。她也不憎恨雨果,那個德國人——她不得不告訴人家時,說他是個金髮的奧地利人。Hugo Irxmayer,這個給予她姓氏的傢伙,她跟他在一起時,他從未告訴她,他是個海盜。在北方中國海域搶劫過往貨輪,絲綢、煤塊,從南滿鐵路的碼頭上岸,賣給日本商人。直到大連的日本警察闖進門,她一直都是個快樂的白俄女人。他們在她的箱子裡找到一支槍,恩菲爾德皇家左輪手槍(很久以後她才獲悉這種武器的標準名稱)。她沒有告訴他們,因為她實在是不知道。直到出獄後,才有人跑來告訴她,紅髮雨果在槍戰中被擊斃,他確實留給她一筆錢,還有一堆珠寶。
小薛的腳步聲在電梯間那頭消失。
半年來,她心中始終藏著一個疑問。她隱約記得,在醫院裡,在她還處於半昏迷狀態時,她問過小薛。
有一筆錢消失不見。一筆巨款——小薛至今未向她交代清楚。顧福廣的暗殺組織向她購買昂貴的德國軍火。按照事先約定的方案。小薛應該在拿到支票後才啟動交貨程序。與送貨人接頭,方法是燈光信號。信號的次數和頻率她只告訴過他一個人。不見到支票絕不發出信號。
可她仍舊喜歡他的中國肋骨……緊緊貼在她身上,貼在她小腹部仍舊隱隱作痛的傷口上。
窗外,從東北方向再次傳來槍炮聲,這聲音讓她亢奮起來。
⑴Baron Harada。
⑵恆泰雜貨公司。
⑶Sawada。
⑷Hoshigaura。
後記
這故事在其雛形時——也即在其尚處於一個模糊的、霧狀的,只有隱隱約約幾個黑影在背景里晃動的階段——一個八月的炎熱早晨,一個沒頭沒腦的、連我們自己都尚未察覺其含義的句子躍然紙上(如同從黃浦江東岸穿透江面濃霧照在上海檔案館閱覽室東側靠窗口桌位上的一道光線):起初,引起薩爾禮少校注意的是那個白俄女人。
我們絕無自稱自贊之意,這不過是一句大實話。一九三一年,警務處政治部的薩爾禮少校面對法租界紛繁複雜的局勢,試圖理清頭緒,抓住破解懸案之謎的蛛絲線索。他通過閱讀舊檔案,找到這個白俄女人。將近八十年後,我們坐在檔案室內,(與少校一樣)嘗試構建發生在一九三○年代初上海法租界的一系列事件的輪廓模型,同樣通過閱讀歷史檔案,我們一開始就發現這個女人。
法租界警務處政治部的文書確曾為她建立起一份卷宗(儘管它顯然帶有殖民地法國官員那種懶散的、馬馬虎虎的風格)。日軍侵入上海後,該卷宗仍保存在理論上歸屬法國維希政府管轄的法租界當局手裡。直到一九四三年,汪偽政府正式宣布收回法租界管轄權,卷宗當然隨同法租界警務處的其它所有重要文件一起,轉到偽警察局檔案室內。我們相信,日本侵略軍駐上海的特工部門(即我們常常說的特高課),以及汪偽特工總部(即人們常說的“76號”)一定曾抽走該檔案內的一些關鍵文件,以配合他們隨後對該女軍火商人展開的複雜而成效不彰的調查。當然,另外還有一種可能(總會有另一種可能的),我們的薛維世先生(無論此前還是當時,此人一直在該部門位居顯要),出於他私人的各種目的(或者國家利益),同樣很有機會把卷宗內的重要文件秘密取走並銷毀(即便他有收藏的意願和可能,我們大概再也無法找到)。
眾所周知,中國軍民的抗戰勝利是在一九四五年,這卷宗隨即由光復後草草組建的上海市盧家灣公安分局接收。一九四九年以後,卷宗的接管單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市盧灣公安分局。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我們必須體諒新生的、物資貧乏的國家和政府管理部門對於歷史檔案的處理方式——有些時候,如何節約利用物資要比合理利用歷史信息更迫在眉睫。純粹是由於紙張供應嚴重匱乏,共和國的公安人員不得不利用舊檔案(那些看來不太具有現實價值的文件)的空白背面,以書寫對他們來說更緊要、更須記錄的事件。如此一來,這卷宗就被拆散,沒有人會關心寫在那些紙張背後的、已由(主要由投誠的國民政府軍政特工人員組成的)情報諮詢委員會鑑定過的,並被確認為無用的歷史信息。我們相信很多相關文件已被撕碎、捲成一團,消失在紙簍里。一部分信息至今仍藏在主題全然與其無關的文件背後(因為重新裝訂粘貼歸卷而難以被研究者發現)。我們曾發現過一頁文件——在一份有關建國初工商業資本家內反動分子的舉報記錄背後。那頁文件被翻折過來重新裝訂,並用劣質膠水粘合。因為天長日久而脫膠,我們這才有幸發現它。在檔案館嚴格的調閱規則下,我們不得不小心翼翼從上下兩端挑開那頁合疊的紙,確保不去破壞裝訂線,憑藉靠窗座位比較明亮的光線,一字一句把這份殘頁的內容抄錄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