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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胡適遺囑命運相似的是，1949年，江澤涵由瑞士蘇黎世國立高工數學研究所歸國，順便取道台灣拜訪了台大校長傅斯年，傅特地叮囑道：“我在北京有些書沒運出來，你回去告訴鄧廣銘，這些書全部送給他了。”據鄧廣銘回憶說：“江先生回國後，不敢說曾去過台灣，當然也不敢說這件事。後來他私下告訴了我，我說：‘我怎麼敢要他的書呢？他的書只能由科學院沒收或如何處理。’”[28]
傅斯年的藏書究竟如何處理，下落何處，似乎沒有一個人說得清楚，唯能說得清楚的是胡適與傅斯年這兩枚“過河卒子”，真可謂是一對可愛的書生，到了身不由己地飄零孤島之時，還認為故國神州“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還天真地以為自己的那一堆書信文件，仍屬於私有財產，並受到國際公法和中國法律的保護，理應安然無羔地一直躺在北平的老屋裡，書的主人雖流落天之崖、海之角，仍具有處理這批藏品的權利。豈不知江山易主，大地改色，哪裡還有私有財產與什麼國際公法、人間道義的保護？真可謂書生意氣，糊塗得可以了。胡、傅兩位飽學之士可能至死都不會明白，他們那一堆書信、文件、書籍，在占領者一方看來理應成為任意處置的囊中之物，而這些個人私產除了為打擊自己以及親朋好友、弟子門生的炮彈外，其他所謂權利與公法在新生的政權之下自是化為烏有，最多給後世史家平添一聲嘆息而已。這一現實正應了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OswaldSpenglar）所言：“我們只允許在勝利與毀滅之間進行選擇，而不允許在戰爭與和平之間選擇，勝利的犧牲品是屬於勝利的。”[29]
南渡北歸：離別（第四章勝利的犧牲品）胡適出任院長（1）
胡思杜自殺44天後的1957年11月4日，經台灣當局“中央研究院”選舉，由蔣介石任命胡適為“中央研究院”院長。大陸批胡運動與台灣政治集團的內部傾軋，陰差陽錯地使漸入老境的胡適又得到了一次出頭的機會。
1958年4月2日，68歲的胡適告別夫人江冬秀離開紐約辦理私務，8日乘機獨自一人飛抵台北，時已定居台北的胡祖望夫婦、孫子胡復，連同台灣當局要員等500多人到松山機場迎接，場面頗為壯觀。
4月10日上午9時，裝扮一新的胡適來到南港史語所考古館出席“中央研究院”院長就職典禮並發表演說。胡稱自己幾十年來與“中央研究院”一直保持親切關係，因為不僅自己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通訊研究員，也因為“中央研究院”是許多老朋友心血的結晶，自己對它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云云。就職典禮結束後，旋即召開研究院第三次院士會議，以壯聲勢。為顯示對學術界的尊重並給胡適裝點面子，蔣介石攜“副總統”陳誠、張群等一干大員專程趕到南港，親自出席院士會議並致辭。蔣介石認為，既然“中央研究院”為學術之最高機構，當責無旁貸地擔負起復興民族文化的大任，認為“目前大家共同努力的唯一工作目標，為早日完成‘反共抗俄’使命，如果此一工作不能完成，則吾人一切努力均將落空，因此希望今後學術研究，亦能配合此一工作來求其發展”。[30]蔣氏在講到胡適“最令人敬佩者即為其個人之高尚品德”後，話鋒一轉，再度將學術研究與政治聯繫起來，謂：
今日大陸上“共匪”以仇恨與暴力，為其一切倒行逆施之出發點，其目的在消滅我國家之傳統歷史與文化，而其重點則為毀滅我民族固有之倫理與道德，因此胡適先生之思想及其個人之德性，均不容於“共匪”，而必須予以“清算”，即為“共匪”摧毀我國倫常道德之一例……[31]
意想不到的是，蔣介石期望“教育界、文化界與學術界人士，一致負起恢復並發揚我國固有文化與道德之責任”的說辭，令身旁的胡適大為不快。特別是蔣不合時宜地提出“五四運動”與“打倒孔家店”有功有過，對胡適提倡的“五四價值”、“自由主義”等說辭，於褒中暗含了譏諷、挖苦，而對胡適與台灣島上的雷震等輩搞出的《自由中國》雜誌，且傳言胡在台要組建一個“反對黨”等名堂極不贊成。這一說辭搞得入會者如芒在背，惶恐不安，胡適原本笑容可掬的臉陰沉下來。
此前的胡適儘管在美國生活並不舒心，九年後又因各種風雲交錯重返台灣從國民黨手中謀得一個響噹噹的鐵飯碗，但他並不認為這個飯碗是蔣介石所賞賜便俯首聽命，自輕自賤。待蔣介石講完，梅貽琦向來賓作了一個簡短的致辭後，已是悶氣積胸，頗為惱怒的胡適在最後答謝詞中，毫不客氣地對蔣的言辭進行駁斥，據當時在場的“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青年才俊李亦園回憶說：
胡院長就職時蔣老總統特別親自來了，來了之後還講話，在他的講話中不知為什麼忽然說到共產黨在大陸坐大可以說與五四運動的提倡自由主義不無關係，這樣的說話對胡先生來說當然是非常尷尬的，因為五四運動跟他有密切的關係，他是重要的推動者。結果老總統講完之後，胡先生站起來繼續答話，他的答話讓大家臉色都凝住了，他一開始就說：“總統你錯了”，在當時那麼威權的時代，他這樣講使全場的人臉色都變白了，氣氛非常緊張，老總統卻很有風度地主持完會議，只是在胡院長任內就未再來過南港了。這一件事，胡院長的表現可以說確實為中央研究院在追求學術自由與獨立上樹立了一個里程碑。[32]
傅斯年的藏書究竟如何處理，下落何處，似乎沒有一個人說得清楚，唯能說得清楚的是胡適與傅斯年這兩枚“過河卒子”，真可謂是一對可愛的書生，到了身不由己地飄零孤島之時，還認為故國神州“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還天真地以為自己的那一堆書信文件，仍屬於私有財產，並受到國際公法和中國法律的保護，理應安然無羔地一直躺在北平的老屋裡，書的主人雖流落天之崖、海之角，仍具有處理這批藏品的權利。豈不知江山易主，大地改色，哪裡還有私有財產與什麼國際公法、人間道義的保護？真可謂書生意氣，糊塗得可以了。胡、傅兩位飽學之士可能至死都不會明白，他們那一堆書信、文件、書籍，在占領者一方看來理應成為任意處置的囊中之物，而這些個人私產除了為打擊自己以及親朋好友、弟子門生的炮彈外，其他所謂權利與公法在新生的政權之下自是化為烏有，最多給後世史家平添一聲嘆息而已。這一現實正應了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OswaldSpenglar）所言：“我們只允許在勝利與毀滅之間進行選擇，而不允許在戰爭與和平之間選擇，勝利的犧牲品是屬於勝利的。”[29]
南渡北歸：離別（第四章勝利的犧牲品）胡適出任院長（1）
胡思杜自殺44天後的1957年11月4日，經台灣當局“中央研究院”選舉，由蔣介石任命胡適為“中央研究院”院長。大陸批胡運動與台灣政治集團的內部傾軋，陰差陽錯地使漸入老境的胡適又得到了一次出頭的機會。
1958年4月2日，68歲的胡適告別夫人江冬秀離開紐約辦理私務，8日乘機獨自一人飛抵台北，時已定居台北的胡祖望夫婦、孫子胡復，連同台灣當局要員等500多人到松山機場迎接，場面頗為壯觀。
4月10日上午9時，裝扮一新的胡適來到南港史語所考古館出席“中央研究院”院長就職典禮並發表演說。胡稱自己幾十年來與“中央研究院”一直保持親切關係，因為不僅自己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通訊研究員，也因為“中央研究院”是許多老朋友心血的結晶，自己對它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云云。就職典禮結束後，旋即召開研究院第三次院士會議，以壯聲勢。為顯示對學術界的尊重並給胡適裝點面子，蔣介石攜“副總統”陳誠、張群等一干大員專程趕到南港，親自出席院士會議並致辭。蔣介石認為，既然“中央研究院”為學術之最高機構，當責無旁貸地擔負起復興民族文化的大任，認為“目前大家共同努力的唯一工作目標，為早日完成‘反共抗俄’使命，如果此一工作不能完成，則吾人一切努力均將落空，因此希望今後學術研究，亦能配合此一工作來求其發展”。[30]蔣氏在講到胡適“最令人敬佩者即為其個人之高尚品德”後，話鋒一轉，再度將學術研究與政治聯繫起來，謂：
今日大陸上“共匪”以仇恨與暴力，為其一切倒行逆施之出發點，其目的在消滅我國家之傳統歷史與文化，而其重點則為毀滅我民族固有之倫理與道德，因此胡適先生之思想及其個人之德性，均不容於“共匪”，而必須予以“清算”，即為“共匪”摧毀我國倫常道德之一例……[31]
意想不到的是，蔣介石期望“教育界、文化界與學術界人士，一致負起恢復並發揚我國固有文化與道德之責任”的說辭，令身旁的胡適大為不快。特別是蔣不合時宜地提出“五四運動”與“打倒孔家店”有功有過，對胡適提倡的“五四價值”、“自由主義”等說辭，於褒中暗含了譏諷、挖苦，而對胡適與台灣島上的雷震等輩搞出的《自由中國》雜誌，且傳言胡在台要組建一個“反對黨”等名堂極不贊成。這一說辭搞得入會者如芒在背，惶恐不安，胡適原本笑容可掬的臉陰沉下來。
此前的胡適儘管在美國生活並不舒心，九年後又因各種風雲交錯重返台灣從國民黨手中謀得一個響噹噹的鐵飯碗，但他並不認為這個飯碗是蔣介石所賞賜便俯首聽命，自輕自賤。待蔣介石講完，梅貽琦向來賓作了一個簡短的致辭後，已是悶氣積胸，頗為惱怒的胡適在最後答謝詞中，毫不客氣地對蔣的言辭進行駁斥，據當時在場的“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青年才俊李亦園回憶說：
胡院長就職時蔣老總統特別親自來了，來了之後還講話，在他的講話中不知為什麼忽然說到共產黨在大陸坐大可以說與五四運動的提倡自由主義不無關係，這樣的說話對胡先生來說當然是非常尷尬的，因為五四運動跟他有密切的關係，他是重要的推動者。結果老總統講完之後，胡先生站起來繼續答話，他的答話讓大家臉色都凝住了，他一開始就說：“總統你錯了”，在當時那麼威權的時代，他這樣講使全場的人臉色都變白了，氣氛非常緊張，老總統卻很有風度地主持完會議，只是在胡院長任內就未再來過南港了。這一件事，胡院長的表現可以說確實為中央研究院在追求學術自由與獨立上樹立了一個里程碑。[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