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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1月6日，胡適因想念離開在美國求學的兒子胡思杜，特別在日記中寫道：“年前小三走了，我頗想念他，用毛筆寫了我五年前同他游綏遠大同時在火車上作的一首打油詩寄給他：父子打蒼蠅，各出一身汗。堂堂好男兒，不作自了漢。”[24]
南渡北歸：離別（第四章勝利的犧牲品）胡思杜之死（4）
想不到十五年之後，胡思杜一根繩子作了自了漢，算是一了百了了。歷史以其特有的殘忍和荒誕，將胡適的自由主義大旗扔進了雖有前仆但無後繼的悲觀黑洞裡。據江冬秀的堂弟，北京大學數學系教授江澤涵回憶說：“思杜的哥哥祖望在‘文革’後期，大約是1974—1975年前後，從美國給我們寫信，我們作為他的舅舅、舅母，也是長時間與他失去了聯繫。”“他信的內容主要是了解我們的近況，同時問及他弟弟思杜是否還活著。他大概是在海外聽到關于思杜自殺的消息了。因為胡適遺囑上說到他們兄弟倆分財產的事，他想證實思杜是否還在人世。當時，我們全家因為與胡適的關係，也是被整得幾十年抬不起頭，喘不過氣，不敢給祖望回信，怕再因‘海外關係’、‘胡適關係’惹出禍端來，就把這封信交給學校的領導，徵求他們的意見，結果沒有回答我們。我們也不敢隨便、輕易寫回復祖望的信。直到1976年以後，中國的情況發生了大的變化，我們才與祖望恢復了聯繫。”[25]也就是說，直到這個時候，胡祖望才總算證實了弟弟已經去世的消息，此時距胡思杜自殺已19年矣。
江澤涵說的胡適遺囑，是指1957年經歷了半夜大吐血、胃潰瘍切除手術、曹聚仁致信勸其“回北京、上海看看”，以及胡思杜來信等一連串惡性和奇里古怪的事件之後，胡適覺得自己身體極度虛弱，精神鬱悶至極，可能將不久於人世，遂於6月4日在紐約州紐約市第十七區雷辛頓大道四二○號諾林傑、李格曼、班尼塔與查尼律師事務所，在律師和證人劉鍇、游建文、HaroldRiegelman等三位朋友共同在場證明並簽字的情況下，立下了最後一份遺囑。該遺囑共分八條，其中：
第二條確信中國北平北京大學有恢復學術自由的一天，我將我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不得已離開北平時所留下的請該大學圖書館保管的一百零二箱內全部我的書籍和文件交付並遺贈給該大學。
第三條我把在紐約市我的住所的全部我的手稿和文件以及全部印本的書籍交付並遺贈給台灣台北國立台灣大學，並請求而非指定哈佛大學的楊聯陞教授與台灣大學的毛子水教授兩人中的存在者依他們認為合適的方法安排我的手稿與文件的保管、編輯與出版。
第四條我把我的財產，無論動產或不動產，無論存在於何處，所有其他部分，餘剩部分，遺留部分，交付並遺贈給我的妻子江冬秀，如果她在我死後尚存。但她去世在我之前，則給我的兒子胡祖望與胡思杜平分享有，而如兩兒子之中任何一人先我而去而有子息，他的份額即歸這子息；但如任何一兒先我而去世，而無子息，他的份額即歸我的另一兒，而如他那時已去世，即歸他的子息。[26]
胡適立畢這份遺囑三個多月，胡思杜懸樑自盡，再也不需要他的遺產了。而他留在北平家中的藏書、手稿、文件等也早已五馬分屍，四散零落，部分下落不明。
1948年12月15日，胡適倉皇離開北平之前，只揀了他父親的遺稿和他認為最重要著作手稿，及一部甲戌本《石頭記》帶在身邊飛往南京，其他大量珍貴藏書和手稿、書信、日記、照片等個人資料幾乎全部存於北平東廠胡同的寓所中。1950年，這批“貨物”被弄進了北京大學圖書館，隨著批胡運動展開，胡適留下的書信、日記等資料，正好成為批胡最直接、最有力的炮彈。到了1954年，這批珍藏作為胡適“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材料，在中共高層指示下，於一個月黑風高之夜，神不知鬼不覺地經歷了一次神秘分割。1964年，再次遭到暗箱操作者神秘而殘暴的割裂。除損毀散失遭竊外，胡適藏書、手稿、日記等珍藏從此“身首三處”，即北大圖書館存有部分胡適藏書中的普通書籍；劫後餘存的105種善本古籍由北京圖書館占有；其他15000餘件胡適書信、手稿、文件等秘籍，則被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搶先占據。正是由於胡適秘籍的流散，使許多與這批書信、文件有關聯而留在大陸社會各階層的人物受到牽連而為此倒了大霉。後來官至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因早年與胡適的私人通信被發現，“文革”中這批書信成為擲向吳氏的投槍，直至令吳走上死亡的祭壇。在一連串的批吳鬥爭中，儘管“革命者”認為吳晗的信是“投靠胡適的鐵證”，胡、吳二人是“反動的政治關係”，走的“是一條反共反人民的道路”，吳是“美國奴才的奴才”等。[27]但在胡適留在大陸的幾個最為看重的弟子之中，唯一一個至死沒有佛頭抹糞——寫批胡文章的就是吳晗。這一點，是當年的胡適沒有想到，也是許多人為之不解的。至於胡適的遺囑，儘管後來傳到大陸之後一度引起北京大學的注意和呼應，但其命運與路邊飄零的一張包油條和煎餅果子的廢紙沒什麼兩樣，誰還把一個死去的胡適和留下的一張上寫“遺囑”的廢紙當回事呢？
南渡北歸：離別（第四章勝利的犧牲品）胡思杜之死（4）
想不到十五年之後，胡思杜一根繩子作了自了漢，算是一了百了了。歷史以其特有的殘忍和荒誕，將胡適的自由主義大旗扔進了雖有前仆但無後繼的悲觀黑洞裡。據江冬秀的堂弟，北京大學數學系教授江澤涵回憶說：“思杜的哥哥祖望在‘文革’後期，大約是1974—1975年前後，從美國給我們寫信，我們作為他的舅舅、舅母，也是長時間與他失去了聯繫。”“他信的內容主要是了解我們的近況，同時問及他弟弟思杜是否還活著。他大概是在海外聽到關于思杜自殺的消息了。因為胡適遺囑上說到他們兄弟倆分財產的事，他想證實思杜是否還在人世。當時，我們全家因為與胡適的關係，也是被整得幾十年抬不起頭，喘不過氣，不敢給祖望回信，怕再因‘海外關係’、‘胡適關係’惹出禍端來，就把這封信交給學校的領導，徵求他們的意見，結果沒有回答我們。我們也不敢隨便、輕易寫回復祖望的信。直到1976年以後，中國的情況發生了大的變化，我們才與祖望恢復了聯繫。”[25]也就是說，直到這個時候，胡祖望才總算證實了弟弟已經去世的消息，此時距胡思杜自殺已19年矣。
江澤涵說的胡適遺囑，是指1957年經歷了半夜大吐血、胃潰瘍切除手術、曹聚仁致信勸其“回北京、上海看看”，以及胡思杜來信等一連串惡性和奇里古怪的事件之後，胡適覺得自己身體極度虛弱，精神鬱悶至極，可能將不久於人世，遂於6月4日在紐約州紐約市第十七區雷辛頓大道四二○號諾林傑、李格曼、班尼塔與查尼律師事務所，在律師和證人劉鍇、游建文、HaroldRiegelman等三位朋友共同在場證明並簽字的情況下，立下了最後一份遺囑。該遺囑共分八條，其中：
第二條確信中國北平北京大學有恢復學術自由的一天，我將我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不得已離開北平時所留下的請該大學圖書館保管的一百零二箱內全部我的書籍和文件交付並遺贈給該大學。
第三條我把在紐約市我的住所的全部我的手稿和文件以及全部印本的書籍交付並遺贈給台灣台北國立台灣大學，並請求而非指定哈佛大學的楊聯陞教授與台灣大學的毛子水教授兩人中的存在者依他們認為合適的方法安排我的手稿與文件的保管、編輯與出版。
第四條我把我的財產，無論動產或不動產，無論存在於何處，所有其他部分，餘剩部分，遺留部分，交付並遺贈給我的妻子江冬秀，如果她在我死後尚存。但她去世在我之前，則給我的兒子胡祖望與胡思杜平分享有，而如兩兒子之中任何一人先我而去而有子息，他的份額即歸這子息；但如任何一兒先我而去世，而無子息，他的份額即歸我的另一兒，而如他那時已去世，即歸他的子息。[26]
胡適立畢這份遺囑三個多月，胡思杜懸樑自盡，再也不需要他的遺產了。而他留在北平家中的藏書、手稿、文件等也早已五馬分屍，四散零落，部分下落不明。
1948年12月15日，胡適倉皇離開北平之前，只揀了他父親的遺稿和他認為最重要著作手稿，及一部甲戌本《石頭記》帶在身邊飛往南京，其他大量珍貴藏書和手稿、書信、日記、照片等個人資料幾乎全部存於北平東廠胡同的寓所中。1950年，這批“貨物”被弄進了北京大學圖書館，隨著批胡運動展開，胡適留下的書信、日記等資料，正好成為批胡最直接、最有力的炮彈。到了1954年，這批珍藏作為胡適“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材料，在中共高層指示下，於一個月黑風高之夜，神不知鬼不覺地經歷了一次神秘分割。1964年，再次遭到暗箱操作者神秘而殘暴的割裂。除損毀散失遭竊外，胡適藏書、手稿、日記等珍藏從此“身首三處”，即北大圖書館存有部分胡適藏書中的普通書籍；劫後餘存的105種善本古籍由北京圖書館占有；其他15000餘件胡適書信、手稿、文件等秘籍，則被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搶先占據。正是由於胡適秘籍的流散，使許多與這批書信、文件有關聯而留在大陸社會各階層的人物受到牽連而為此倒了大霉。後來官至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因早年與胡適的私人通信被發現，“文革”中這批書信成為擲向吳氏的投槍，直至令吳走上死亡的祭壇。在一連串的批吳鬥爭中，儘管“革命者”認為吳晗的信是“投靠胡適的鐵證”，胡、吳二人是“反動的政治關係”，走的“是一條反共反人民的道路”，吳是“美國奴才的奴才”等。[27]但在胡適留在大陸的幾個最為看重的弟子之中，唯一一個至死沒有佛頭抹糞——寫批胡文章的就是吳晗。這一點，是當年的胡適沒有想到，也是許多人為之不解的。至於胡適的遺囑，儘管後來傳到大陸之後一度引起北京大學的注意和呼應，但其命運與路邊飄零的一張包油條和煎餅果子的廢紙沒什麼兩樣，誰還把一個死去的胡適和留下的一張上寫“遺囑”的廢紙當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