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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胡適拿這個例子喻自己的經歷：“我受了十餘年的罵，從來不怨恨罵我的人。有時他們罵的不中肯，我反替他們著急。有時他們罵的太過火了，反損罵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們不安。如果罵我而使罵者有益，便是我間接於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願挨罵。如果有人說，吃胡適一塊肉可以延壽一年半年，我也一定情願自己割下來送給他，並且祝福他。”
最後，胡適說道：“此是說明我對於此等事的態度。至於朋友的指摘，更是我所歡迎的。”[17]
話雖如此說，但面對往日的親朋故舊、同事、門生於政治風浪中倒戈相向和取心掏肺的砍殺撕噬，胡適自有一種“人為何物”的悲涼縈繞心頭揮之不去，身體也伴隨心靈的煎熬垮了下來。
南渡北歸：離別（第四章勝利的犧牲品）胡思杜之死（1）
1957年2月17日下午，正在紐約一個青年醫生家中敘述身體狀況的胡適，突感不適，急送醫院後發現是突發胃潰瘍出血，吃藥後無效，半夜大吐血，昏迷不醒，醫生輸血搶救。18日，胡仍昏迷不醒，半夜再次大吐血，生命危險，醫生決定施行手術，結果是胃被切除十分之六，直到3月11日才出院。
回到寓所五天後的3月16日，病衰中的胡適突然收到一個神秘人物的來信，此人便是曹聚仁。
在抗戰期間一度擔任中央社戰地記者的曹聚仁，於國民黨退往台灣後的1950年，別妻離雛獨自移居香港任《星島日報》編輯。到港的第四天，曹便在《星島日報》專欄“南來篇”上發表文章，放聲高歌“我從光明中來”，高呼“中共治天下非常成功”云云。1954年，曹脫離《星島日報》加入新加坡《南洋商報》，並以該報記者身份多次秘密前往北京，受到毛澤東、周恩來、陳毅等人的接見。據傳聞，後來曹氏又自香港潛往台灣，受到蔣介石、蔣經國父子的秘密接見，並藉此做蔣氏父子的工作，說毛澤東給蔣介石制定“一綱四目”、“只要台灣回歸祖國，其他一切問題悉尊重蔣介石與陳誠意見妥善處理。蔣氏父子以“蔣介石偕同舊部回到大陸，可以定居在浙江以外的任何省區，仍任國民黨總裁”等六點意見相回應。曹氏曾建議，在兩岸和平統一後，蔣介石可將廬山作為終老頤養之地等。再之後，曹氏行動更加神秘莫測，他的妻子、親屬皆不知其在國共兩黨之間來回搖晃，整天折騰了些什麼。[18]
就是這樣一個神秘兮兮、見首不見尾的人物，於1957年中國大陸山雨欲來、引蛇出洞，“反右”天羅地網即將全面撒開的明媚春天裡，突然有些神經質地致信胡適“勸降”。據胡適3月16日記載：
收到妄人曹聚仁的信一封。這個人往往說胡適之是他的朋友，又往往自稱章太炎是他的老師。其實我沒有見過此人。
此信大意是說他去年秋間曾到北京、上海去了“兩次”，“看到了朝氣蓬勃的新中國”！“先生……最好能回北京去看看……可以巡行全國，等先生看了之後再下斷語何如？”
他說他“願意陪著先生同行”！[19]
躺在家中床上養病的胡適，自然知道這個“妄人”耍的是代表中共對他統戰的布袋戲。對此，胡心中生發出一不小心生吞了一隻蒼蠅的感覺，但冷靜一想也就釋然了。凡蒼蠅或其他諸如螳螂、蛤蟆之類的弱小的動物，為了生存，必然要呈張牙舞爪狀，以壯聲勢，或嗡嗡叫著自我吹噓叫嚷一番，拉個大旗，扯個滿身布滿疙瘩的假虎皮，甚或與樹上的巨蟒、水中的巨鱷套套近乎，亦屬天下政客，特別是文人中的政客或政客中的文人慣用的伎倆，不足為奇。於是，胡適在曹氏來信的信封上批了“不作復”三字，繼而派人將信轉交台灣“司法行政部調查局”，作為“匪情”研究資料予以處置。
剛把曹氏的陰影在腦海中蒸發，3月24日，仍在床上休養調治的胡適又收到小兒子胡思杜發自河北省唐山市的一封平信。從郵戳日期看，此信是50天以前寄出的，胡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這是7年來第一封信。信是寫給‘媽媽’的，信凡4頁，末後說，爸爸那邊，已另有信去了。但那封信至今沒有收到。大概是他先曾‘奉命’寫信給我，信是呈上去了，他以為已寄出了，所以偷寫這信給媽媽。殊不知中共已改變計劃了，不要他出面寫信，另叫別人（如曹聚仁之流）寫信。”[20]胡適乃一介儒生，但畢竟又在政治場面上混跡了多年，對中國人下愚上詐、不講信用，以及政客們慣用的陰謀或陽謀等種種政治手腕還算有較深刻的了解。儘管一直沒有發現可靠資料證明他此次的猜測是否正確，但就那時的政治形勢推斷，當是有些道理的，此前曹聚仁莫名其妙地給胡發信，或許正是這個計劃改變之後的另一種行動。
南渡北歸：離別（第四章勝利的犧牲品）胡思杜之死（2）
遙想八年前北平那個圍城之日，吃慣了洋麵包的胡適，想過一種“麵包與自由兼得”的生活，因而決定出逃。想不到他的小三胡思杜酷似三國時代的魏延，腦後長了反骨，堅決不按諸葛亮生前的既定方針辦，在撤退的問題上徹底否定了兩個“凡是”。胡思杜舊戲重演，同樣不按胡適的既定方針辦，自作主張留在即將解放的北平苟活一時。如果世間真有上帝，胡小三這個抉擇，當是上帝之手於冥冥中所作的安排，是胡適這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所經歷的“九九八十一難”中，上帝為其設立的最大、最令人牽心扯肺的一“難”，是“開五百年文化新運的一位大師、老祖胡適”（唐德剛語），在“得道”路上最為辛辣痛苦的心靈煎熬，而這個煎熬隨著時間的推移與政治演變越發嚴峻與不堪忍受。
最後，胡適說道：“此是說明我對於此等事的態度。至於朋友的指摘，更是我所歡迎的。”[17]
話雖如此說，但面對往日的親朋故舊、同事、門生於政治風浪中倒戈相向和取心掏肺的砍殺撕噬，胡適自有一種“人為何物”的悲涼縈繞心頭揮之不去，身體也伴隨心靈的煎熬垮了下來。
南渡北歸：離別（第四章勝利的犧牲品）胡思杜之死（1）
1957年2月17日下午，正在紐約一個青年醫生家中敘述身體狀況的胡適，突感不適，急送醫院後發現是突發胃潰瘍出血，吃藥後無效，半夜大吐血，昏迷不醒，醫生輸血搶救。18日，胡仍昏迷不醒，半夜再次大吐血，生命危險，醫生決定施行手術，結果是胃被切除十分之六，直到3月11日才出院。
回到寓所五天後的3月16日，病衰中的胡適突然收到一個神秘人物的來信，此人便是曹聚仁。
在抗戰期間一度擔任中央社戰地記者的曹聚仁，於國民黨退往台灣後的1950年，別妻離雛獨自移居香港任《星島日報》編輯。到港的第四天，曹便在《星島日報》專欄“南來篇”上發表文章，放聲高歌“我從光明中來”，高呼“中共治天下非常成功”云云。1954年，曹脫離《星島日報》加入新加坡《南洋商報》，並以該報記者身份多次秘密前往北京，受到毛澤東、周恩來、陳毅等人的接見。據傳聞，後來曹氏又自香港潛往台灣，受到蔣介石、蔣經國父子的秘密接見，並藉此做蔣氏父子的工作，說毛澤東給蔣介石制定“一綱四目”、“只要台灣回歸祖國，其他一切問題悉尊重蔣介石與陳誠意見妥善處理。蔣氏父子以“蔣介石偕同舊部回到大陸，可以定居在浙江以外的任何省區，仍任國民黨總裁”等六點意見相回應。曹氏曾建議，在兩岸和平統一後，蔣介石可將廬山作為終老頤養之地等。再之後，曹氏行動更加神秘莫測，他的妻子、親屬皆不知其在國共兩黨之間來回搖晃，整天折騰了些什麼。[18]
就是這樣一個神秘兮兮、見首不見尾的人物，於1957年中國大陸山雨欲來、引蛇出洞，“反右”天羅地網即將全面撒開的明媚春天裡，突然有些神經質地致信胡適“勸降”。據胡適3月16日記載：
收到妄人曹聚仁的信一封。這個人往往說胡適之是他的朋友，又往往自稱章太炎是他的老師。其實我沒有見過此人。
此信大意是說他去年秋間曾到北京、上海去了“兩次”，“看到了朝氣蓬勃的新中國”！“先生……最好能回北京去看看……可以巡行全國，等先生看了之後再下斷語何如？”
他說他“願意陪著先生同行”！[19]
躺在家中床上養病的胡適，自然知道這個“妄人”耍的是代表中共對他統戰的布袋戲。對此，胡心中生發出一不小心生吞了一隻蒼蠅的感覺，但冷靜一想也就釋然了。凡蒼蠅或其他諸如螳螂、蛤蟆之類的弱小的動物，為了生存，必然要呈張牙舞爪狀，以壯聲勢，或嗡嗡叫著自我吹噓叫嚷一番，拉個大旗，扯個滿身布滿疙瘩的假虎皮，甚或與樹上的巨蟒、水中的巨鱷套套近乎，亦屬天下政客，特別是文人中的政客或政客中的文人慣用的伎倆，不足為奇。於是，胡適在曹氏來信的信封上批了“不作復”三字，繼而派人將信轉交台灣“司法行政部調查局”，作為“匪情”研究資料予以處置。
剛把曹氏的陰影在腦海中蒸發，3月24日，仍在床上休養調治的胡適又收到小兒子胡思杜發自河北省唐山市的一封平信。從郵戳日期看，此信是50天以前寄出的，胡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這是7年來第一封信。信是寫給‘媽媽’的，信凡4頁，末後說，爸爸那邊，已另有信去了。但那封信至今沒有收到。大概是他先曾‘奉命’寫信給我，信是呈上去了，他以為已寄出了，所以偷寫這信給媽媽。殊不知中共已改變計劃了，不要他出面寫信，另叫別人（如曹聚仁之流）寫信。”[20]胡適乃一介儒生，但畢竟又在政治場面上混跡了多年，對中國人下愚上詐、不講信用，以及政客們慣用的陰謀或陽謀等種種政治手腕還算有較深刻的了解。儘管一直沒有發現可靠資料證明他此次的猜測是否正確，但就那時的政治形勢推斷，當是有些道理的，此前曹聚仁莫名其妙地給胡發信，或許正是這個計劃改變之後的另一種行動。
南渡北歸：離別（第四章勝利的犧牲品）胡思杜之死（2）
遙想八年前北平那個圍城之日，吃慣了洋麵包的胡適，想過一種“麵包與自由兼得”的生活，因而決定出逃。想不到他的小三胡思杜酷似三國時代的魏延，腦後長了反骨，堅決不按諸葛亮生前的既定方針辦，在撤退的問題上徹底否定了兩個“凡是”。胡思杜舊戲重演，同樣不按胡適的既定方針辦，自作主張留在即將解放的北平苟活一時。如果世間真有上帝，胡小三這個抉擇，當是上帝之手於冥冥中所作的安排，是胡適這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所經歷的“九九八十一難”中，上帝為其設立的最大、最令人牽心扯肺的一“難”，是“開五百年文化新運的一位大師、老祖胡適”（唐德剛語），在“得道”路上最為辛辣痛苦的心靈煎熬，而這個煎熬隨著時間的推移與政治演變越發嚴峻與不堪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