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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了“死狗”胡適陰魂不散，且還到處找人附身，索人性命，這就使整日沉淪於政治醬缸中打滾兒的大小知識分子與芸芸眾生，開始談“胡”色變，見“狗”就躲，這種風氣漸漸發展演變成對整個胡姓人物產生了極度的惡感與恐懼。隨著時間的推移，厭惡與恐懼又深入世人的血液和骨髓中，與胡適的幽靈相伴相生。
就在北京大學召開“批胡適，打死狗”批判會之時，遠在大洋彼岸的胡適似乎內心真的有一個神出鬼沒的幽靈與之相通，1955年1月3日，他在寫給好友沈怡的信中說道：“俞平伯之被清算，誠如尊函所論，‘實際對象’是我，——所謂‘胡適的幽靈’！此間有一家報紙說，中共已組織了一個清除胡適思想委員會，有郭沫若等人主持，但未見詳情。倘蒙吾兄繼續剪寄十一月中旬以後的此案資料，不勝感禱！此事確使我為許多朋友、學生擔憂，因為‘胡適的幽靈’確不止附在俞平伯一個人身上，也不單留在《紅樓夢》研究或‘古典文學’研究的範圍里。”又說：“這‘幽靈’是掃不清的，除不淨的。所苦的是一些活著的人們要因我受罪！”[4]
胡適的預感確是不錯，他的“幽靈”不但附在了親友、學生身上，已深入社會各界的方方面面，且走進了舞台與銀屏，並波及整個胡姓宗族。在當時和之後出現的一些小說、革命樣板戲或革命題材的影片中，反面人物大面積地以胡姓出現，如《沙家浜》中的雜牌軍閥胡司令傳魁，《閃閃的紅星》中光頭惡霸胡漢三、《林海雪原》中的東北土匪頭子胡彪等，這些富有特色、刻畫得惟妙惟肖的胡姓反面人物，給世人留下了難以忘懷的印象。在階級成分、家庭出身與社會關係極度政治化的時代背景下，對於胡適、胡風以及電影戲劇中胡姓反面人物的恐懼，像傳染病一樣四處漫延，最後演化成一些極左地區的胡姓青年失去了當兵入伍和進工廠做工的資格，而正處於找對象年齡的胡姓青年，許多因自己姓胡而遭到對方譏諷並最終告吹。對飄蕩於社會各階層，看不見卻能清晰感受到的恐怖氣氛，有的胡姓人家在大罵胡適、胡風與胡漢三等胡氏宗族不肖子孫的同時，一併發出了“但願來生不姓胡”的激憤之語。
南渡北歸：離別（第四章勝利的犧牲品）萬葉千聲皆是恨（1）
為總結和展示1949年以後多階段、多波次、多形式、多階層“批胡運動”的成果，北京三聯書店奉命調集多名編輯，對已發表的各種批胡文章收集彙編，陸續出版了八大本，洋洋300多萬言的《胡適思想批判》論文彙編。批胡人物以文化教育科學界人士為多，其名流大腕有郭沫若、胡繩、艾思奇、金岳霖、孫定國、楊鍾健、王若水、范文瀾、嵇文甫、侯外廬、陳玉森、馮友蘭、沈尹默、蔡尚思、唐蘭、顧頡剛、羅爾綱、任繼愈、何其芳、余冠英、潘懋元、黎澍、李達、汪子嵩、曾文經、陳元暉、周一良、楊正典、陸侃如、榮孟源、游國恩、羅根澤、李長之、蔡儀、吳景超、王元化、、周谷城、賀麟、白壽彝、王瑤、黃藥眠、趙儷生、夏鼐等，可謂陣容齊整，成就斐然，蔚為大觀。[5]
此舉創下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為批判一人發表文章字數最多的紀錄，而這些僅僅是散布於大報大刊、眾人皆知並在社會產生一定影響的“雄文巨章”，尚有相當一部分以大小字報和內部談話記錄等形式，在小範圍和小圈子裡出現的文章尚未計算在內。據初步估計，若把後一類文字收集加入，字數將達到3000萬甚至5000萬之多，需要幾十大本才能裝下。儘管這些小字報或談話記錄僅局限於小範圍與小圈子，但作為批胡人物以及與胡適的親近關係，許多並不比大圈子如李慎之等輩號稱“短兵相接”的積極分子遜色。如胡適曾熱情提攜過的學生，後來成為著名作家、名教授的沈從文，在受邀與上海市電影局“魯迅傳創作組”談話中，對胡適大半生為人處世和治學成就作了如下評價：
胡適實際上很淺薄，他的一些文學上的見解和幾位大弟子一樣的，他發表什麼，提倡什麼，有時候自己也莫名其妙的。他一會兒忽然想搞《水經注》，一會兒又忽然想收洋火盒子了。非常淺薄無聊，他連卞之琳的十四行詩也讀不懂的，他從來不敢想過搞中國文化史，在文學上也沒有什麼抱負，因為他本身沒有多大能耐。他看了他的學生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嚇得連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下卷也不敢寫了。[6]他是依靠控制庚款起家的，慣於吹捧，到處拉手，周旋於英美公使、買辦、政客、軍閥、官僚之間，吹拍逢迎，他靠了用庚款津貼的幾個大學，以及中央研究院等機構，成為學界一霸，他是“對內學閥，對外買辦”。
他的一些弟子，靠了他庚款的勢力，分布國內，像羅家倫掌燕京大學，傅斯年打入研究院……胡適每年要做一次生日，分布在各地的弟子都趕來賀生日。他的弟子，想利用胡適這個買辦去國際上走走，都對他捧場。胡適當時他不想做官，因為做官不上算，做了什麼長，一有變動就要下來，他想造成在野名流地位，自己執牛耳，和英美密切聯繫，靠庚款，抓學會，名利雙收。胡適在上海時，住極司非爾路三號，每天要接見許多客人，外國的多，中國的也不少，談論天下古今，言不及義，應酬時連聲“嗯、嗯、嗯”不時打哈哈，談到一些小問題，眉飛色舞。到晚上，從口袋裡掏出自己的《嘗試集》之類的新詩來自我欣賞，以為是最大的樂趣。有一次客人走後，他拿一首《我就來了》的新詩在燈下念，得意死了。
就在北京大學召開“批胡適，打死狗”批判會之時，遠在大洋彼岸的胡適似乎內心真的有一個神出鬼沒的幽靈與之相通，1955年1月3日，他在寫給好友沈怡的信中說道：“俞平伯之被清算，誠如尊函所論，‘實際對象’是我，——所謂‘胡適的幽靈’！此間有一家報紙說，中共已組織了一個清除胡適思想委員會，有郭沫若等人主持，但未見詳情。倘蒙吾兄繼續剪寄十一月中旬以後的此案資料，不勝感禱！此事確使我為許多朋友、學生擔憂，因為‘胡適的幽靈’確不止附在俞平伯一個人身上，也不單留在《紅樓夢》研究或‘古典文學’研究的範圍里。”又說：“這‘幽靈’是掃不清的，除不淨的。所苦的是一些活著的人們要因我受罪！”[4]
胡適的預感確是不錯，他的“幽靈”不但附在了親友、學生身上，已深入社會各界的方方面面，且走進了舞台與銀屏，並波及整個胡姓宗族。在當時和之後出現的一些小說、革命樣板戲或革命題材的影片中，反面人物大面積地以胡姓出現，如《沙家浜》中的雜牌軍閥胡司令傳魁，《閃閃的紅星》中光頭惡霸胡漢三、《林海雪原》中的東北土匪頭子胡彪等，這些富有特色、刻畫得惟妙惟肖的胡姓反面人物，給世人留下了難以忘懷的印象。在階級成分、家庭出身與社會關係極度政治化的時代背景下，對於胡適、胡風以及電影戲劇中胡姓反面人物的恐懼，像傳染病一樣四處漫延，最後演化成一些極左地區的胡姓青年失去了當兵入伍和進工廠做工的資格，而正處於找對象年齡的胡姓青年，許多因自己姓胡而遭到對方譏諷並最終告吹。對飄蕩於社會各階層，看不見卻能清晰感受到的恐怖氣氛，有的胡姓人家在大罵胡適、胡風與胡漢三等胡氏宗族不肖子孫的同時，一併發出了“但願來生不姓胡”的激憤之語。
南渡北歸：離別（第四章勝利的犧牲品）萬葉千聲皆是恨（1）
為總結和展示1949年以後多階段、多波次、多形式、多階層“批胡運動”的成果，北京三聯書店奉命調集多名編輯，對已發表的各種批胡文章收集彙編，陸續出版了八大本，洋洋300多萬言的《胡適思想批判》論文彙編。批胡人物以文化教育科學界人士為多，其名流大腕有郭沫若、胡繩、艾思奇、金岳霖、孫定國、楊鍾健、王若水、范文瀾、嵇文甫、侯外廬、陳玉森、馮友蘭、沈尹默、蔡尚思、唐蘭、顧頡剛、羅爾綱、任繼愈、何其芳、余冠英、潘懋元、黎澍、李達、汪子嵩、曾文經、陳元暉、周一良、楊正典、陸侃如、榮孟源、游國恩、羅根澤、李長之、蔡儀、吳景超、王元化、、周谷城、賀麟、白壽彝、王瑤、黃藥眠、趙儷生、夏鼐等，可謂陣容齊整，成就斐然，蔚為大觀。[5]
此舉創下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為批判一人發表文章字數最多的紀錄，而這些僅僅是散布於大報大刊、眾人皆知並在社會產生一定影響的“雄文巨章”，尚有相當一部分以大小字報和內部談話記錄等形式，在小範圍和小圈子裡出現的文章尚未計算在內。據初步估計，若把後一類文字收集加入，字數將達到3000萬甚至5000萬之多，需要幾十大本才能裝下。儘管這些小字報或談話記錄僅局限於小範圍與小圈子，但作為批胡人物以及與胡適的親近關係，許多並不比大圈子如李慎之等輩號稱“短兵相接”的積極分子遜色。如胡適曾熱情提攜過的學生，後來成為著名作家、名教授的沈從文，在受邀與上海市電影局“魯迅傳創作組”談話中，對胡適大半生為人處世和治學成就作了如下評價：
胡適實際上很淺薄，他的一些文學上的見解和幾位大弟子一樣的，他發表什麼，提倡什麼，有時候自己也莫名其妙的。他一會兒忽然想搞《水經注》，一會兒又忽然想收洋火盒子了。非常淺薄無聊，他連卞之琳的十四行詩也讀不懂的，他從來不敢想過搞中國文化史，在文學上也沒有什麼抱負，因為他本身沒有多大能耐。他看了他的學生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嚇得連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下卷也不敢寫了。[6]他是依靠控制庚款起家的，慣於吹捧，到處拉手，周旋於英美公使、買辦、政客、軍閥、官僚之間，吹拍逢迎，他靠了用庚款津貼的幾個大學，以及中央研究院等機構，成為學界一霸，他是“對內學閥，對外買辦”。
他的一些弟子，靠了他庚款的勢力，分布國內，像羅家倫掌燕京大學，傅斯年打入研究院……胡適每年要做一次生日，分布在各地的弟子都趕來賀生日。他的弟子，想利用胡適這個買辦去國際上走走，都對他捧場。胡適當時他不想做官，因為做官不上算，做了什麼長，一有變動就要下來，他想造成在野名流地位，自己執牛耳，和英美密切聯繫，靠庚款，抓學會，名利雙收。胡適在上海時，住極司非爾路三號，每天要接見許多客人，外國的多，中國的也不少，談論天下古今，言不及義，應酬時連聲“嗯、嗯、嗯”不時打哈哈，談到一些小問題，眉飛色舞。到晚上，從口袋裡掏出自己的《嘗試集》之類的新詩來自我欣賞，以為是最大的樂趣。有一次客人走後，他拿一首《我就來了》的新詩在燈下念，得意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