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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大多數國人意想不到的是，批判胡適運動正酣，又橫空降下了一個批判胡風運動。這胡風原名張光人，湖北蘄春人氏，不知為何半道上改為胡風，是否為了幾十年後促成與大名鼎鼎的胡適成為本家，並被捆綁在一起供人批鬥這一段“大事因緣”而修名改姓？世人所知的是，這位張光人青年時代曾留學日本，因其對革命的滿腔熱情和一些功績，一度出任過“左聯”宣傳部長，屬於中國左翼文化代表人物之一。這個已由張光人轉化為胡風的青年人，自加入“左聯”之後，以為自己化蛹為蝶，成了一個惹人愛憐，眾星捧月式的人物，雖在政治上擁護中共，但在文藝理論的主張中多次與中共在文藝界的代表，特別是周揚等輩觀點相衝突，更不把一般的所謂“左翼作家”放在眼裡，認為他們皆是拍馬溜須、吹喇叭、抬轎子、阿諛奉承、曲學阿世之輩，不足引為同道。因了這一性情與觀念，從1945年起，胡風開始受到“左聯”幾條漢子的圍毆，延續到1955年終於大禍來臨。這年1月，中共中央批轉中央宣傳部《關於開展批判胡風思想的報告》。2月，中國作協主席團擴大會議決定對胡風文藝思想進行全面批判。聞風而動的作家舒蕪在接受《人民日報》編輯約稿的過程中，把胡風給他的私人信件悄悄交了上去，隨後在中共宣傳部門高層人物林默涵等人的施壓引誘下，舒蕪見風使舵，四處搜集材料，並於黑暗的夜幕中，採取“打槍的不要，悄悄地進村”的方式，躲在一間呈洞狀的小黑屋裡揮汗如雨地大幹起來，未過多少時辰，就製造出了一枚重磅炸彈。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報》以《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為題，公布了舒蕪輯錄的部分胡風在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前寫給他的信，以及胡風《我的自我批判》，並在毛澤東親自定調的編者按語中指出:“從舒蕪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讀者可以看出，胡風和他領導的反黨反人民的文藝集團是怎樣老早就敵對、仇視和痛恨中國共產黨和非黨的進步作家。”於是，胡風等人被打成了“反黨集團”。5天後的5月18日，經過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胡風被捕入獄。《人民日報》又將胡風同一些人在新中國成立後的來往信件分類摘錄，以“胡風反革命集團”第二批、第三批材料予以公布。隨後，又把這三批材料彙編成書，由毛澤東親自揮毫作序發行全國。自此，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聲勢浩大的揭露、批判、清查“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最終導致2100餘人受到牽連，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離審查，73人被停職反省，後有78人正式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主要骨幹23人。胡風本人入獄十年後被正式判刑14年，後在“文革”時期再度改判為無期徒刑。蹲大獄期間，胡風受盡非人折磨，獄警打落了他的全部牙齒，落得耳聾眼花，重病纏身，奄奄一息，直至1978年才被釋放出獄，關押監禁長達28年。
南渡北歸：離別（第四章勝利的犧牲品）但願來生不姓胡（3）
胡風冤案平反後，人們從一張當時拍攝的照片上看到，在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逮捕胡風之時，在滿目同仇敵愾、齊刷刷叢林一樣舉起的手臂中，只有一位鬚髮飄飄的老人不合時宜地根雕一樣坐在椅子上一動不動，以沉默與不合作的方式表示了他的抗議和文化良知。——這個人就是與胡風同姓，幾百年前是一家的60歲的胡厥文。
胡風案發下獄後，胡適的批判仍如疾風勁草，正斗在興頭上。如此這般，胡適與胡風兩個本來毫不干且不在一股道行走，甚至思想作風完全相反的人，被生纏硬套地捆綁在一起，像串起一對不能張口喊叫的蛤蟆，扔到一個鍋里水煮油烹起來。對於外界把“二胡”弄在一起蒸骨熬湯的不解與迷惑，作為與周揚同為運動前敵總指揮的郭沫若專門作過解釋：“胡適和胡風在外表上是有所不同，他們一個公開地販賣著美國貨，一個走私地販賣著日本貨，然而貨色是一樣的。他們在本質上的一個共同點：便是想用資產階級的主觀唯心論來奪取領導地位。他們想解除我們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武裝，叫我們失掉思想立場，失掉工作方向，向帝國主義和買辦資產階級投降。”解釋過後，又做怒氣沖沖狀斥罵道：“胡適要我們少談些主義，我們的正面回答就是：胡說！我們正要多談些主義！胡風要我們不要思想立場，拒絕思想改造，我們的正面回答就是：胡說！我們正要堅決地爭取工人階級立場和共產主義世界觀，毫無保留地進行思想改造。”[2]經郭沫若一番解說與痛罵，眾人終於開竅，一群大小嘍囉蜂擁而上，緊跟高舉，從各個角度以不同的文筆、文風、文法，向“二胡”展開了大規模討伐。直批得“二胡”一佛出世，二佛涅槃，三佛成了不喘氣的死狗不得動彈。
成了死狗的“二胡”並未逃脫被窮追猛打和水煮油煎的命運，特別是對胡適更是不能有一絲一毫的放過。對於這樣做的目的，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翦伯贊於校內召開的一場名為“批胡適，打死狗”座談會上，專門作了如下解釋：“胡適已經是一條死狗，我們現在是打死狗，也許有人說打死狗何必用這樣大的力氣來干，理由很簡單，因為這條死狗和其他死狗不同，他的陰魂未散，還在新中國作怪，他還企圖在新中國借屍還魂。現在胡適的陰魂也許已經附在我的身上，也許已經附在在座的某些同志的身上。因此，我們都要好好的檢查一下，在我們身上有沒有胡適的陰魂，如果有就要把他趕走，因此，打這條死狗比打活狗更要困難，所以必須投些力量。”[3]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報》以《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為題，公布了舒蕪輯錄的部分胡風在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前寫給他的信，以及胡風《我的自我批判》，並在毛澤東親自定調的編者按語中指出:“從舒蕪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讀者可以看出，胡風和他領導的反黨反人民的文藝集團是怎樣老早就敵對、仇視和痛恨中國共產黨和非黨的進步作家。”於是，胡風等人被打成了“反黨集團”。5天後的5月18日，經過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胡風被捕入獄。《人民日報》又將胡風同一些人在新中國成立後的來往信件分類摘錄，以“胡風反革命集團”第二批、第三批材料予以公布。隨後，又把這三批材料彙編成書，由毛澤東親自揮毫作序發行全國。自此，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聲勢浩大的揭露、批判、清查“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最終導致2100餘人受到牽連，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離審查，73人被停職反省，後有78人正式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主要骨幹23人。胡風本人入獄十年後被正式判刑14年，後在“文革”時期再度改判為無期徒刑。蹲大獄期間，胡風受盡非人折磨，獄警打落了他的全部牙齒，落得耳聾眼花，重病纏身，奄奄一息，直至1978年才被釋放出獄，關押監禁長達28年。
南渡北歸：離別（第四章勝利的犧牲品）但願來生不姓胡（3）
胡風冤案平反後，人們從一張當時拍攝的照片上看到，在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逮捕胡風之時，在滿目同仇敵愾、齊刷刷叢林一樣舉起的手臂中，只有一位鬚髮飄飄的老人不合時宜地根雕一樣坐在椅子上一動不動，以沉默與不合作的方式表示了他的抗議和文化良知。——這個人就是與胡風同姓，幾百年前是一家的60歲的胡厥文。
胡風案發下獄後，胡適的批判仍如疾風勁草，正斗在興頭上。如此這般，胡適與胡風兩個本來毫不干且不在一股道行走，甚至思想作風完全相反的人，被生纏硬套地捆綁在一起，像串起一對不能張口喊叫的蛤蟆，扔到一個鍋里水煮油烹起來。對於外界把“二胡”弄在一起蒸骨熬湯的不解與迷惑，作為與周揚同為運動前敵總指揮的郭沫若專門作過解釋：“胡適和胡風在外表上是有所不同，他們一個公開地販賣著美國貨，一個走私地販賣著日本貨，然而貨色是一樣的。他們在本質上的一個共同點：便是想用資產階級的主觀唯心論來奪取領導地位。他們想解除我們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武裝，叫我們失掉思想立場，失掉工作方向，向帝國主義和買辦資產階級投降。”解釋過後，又做怒氣沖沖狀斥罵道：“胡適要我們少談些主義，我們的正面回答就是：胡說！我們正要多談些主義！胡風要我們不要思想立場，拒絕思想改造，我們的正面回答就是：胡說！我們正要堅決地爭取工人階級立場和共產主義世界觀，毫無保留地進行思想改造。”[2]經郭沫若一番解說與痛罵，眾人終於開竅，一群大小嘍囉蜂擁而上，緊跟高舉，從各個角度以不同的文筆、文風、文法，向“二胡”展開了大規模討伐。直批得“二胡”一佛出世，二佛涅槃，三佛成了不喘氣的死狗不得動彈。
成了死狗的“二胡”並未逃脫被窮追猛打和水煮油煎的命運，特別是對胡適更是不能有一絲一毫的放過。對於這樣做的目的，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翦伯贊於校內召開的一場名為“批胡適，打死狗”座談會上，專門作了如下解釋：“胡適已經是一條死狗，我們現在是打死狗，也許有人說打死狗何必用這樣大的力氣來干，理由很簡單，因為這條死狗和其他死狗不同，他的陰魂未散，還在新中國作怪，他還企圖在新中國借屍還魂。現在胡適的陰魂也許已經附在我的身上，也許已經附在在座的某些同志的身上。因此，我們都要好好的檢查一下，在我們身上有沒有胡適的陰魂，如果有就要把他趕走，因此，打這條死狗比打活狗更要困難，所以必須投些力量。”[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