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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8年至1986年，傅樂淑曾幾次回國探親併到北大、中央民族學院、內蒙古大學等高校訪問故舊、作學術交流。雖終身未婚，獨處異域五十餘年，傅樂淑依然心向故土，掛懷祖國的教育事業，除了像傅斯年一樣想方設法資助親屬中的子侄輩及其子女到海外留學或在國內接受高等教育，還於1999年從微薄的積蓄中捐獻四萬美元，在中央民族大學設立“春暉”、“花萼”獎學金，每年資助蒙、藏、滿、回四個少數民族各兩名家境貧寒、品學兼優的學子。另把自己花費多年心血與金錢購置的藏書先後捐贈國內高校(1999年捐贈《清實錄》一套53冊）及內蒙古大學（2000年、2005年分兩批捐贈給內蒙古大學共1300餘冊中外文圖書）。
傅樂淑初治元史，後兼治清史，並曾專注於清初中西關係史，在海內外有影響的著述十幾種之多。1995年，傅樂淑自費在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出版過她的一部舊作《元宮詞百章箋注》，並列入“清慎堂叢書·射集·初集”。對這部集子的命名，傅樂淑在“後序”中曾作過這樣敘述：“清慎堂者，聊城傅氏之書屋也。三百年前傅氏盛時有一府邸，中有書屋，名清慎堂焉。堂有寶焉，右軍之常侍帖也，凡四十五字，有開元年間牛仙客等題跋。清慎堂久已圯矣，傅氏子孫離鄉背井百餘年矣，仍用清慎堂三字為傅姓人著述之名者，師周公謹自稱齊人之意。”又說：“《清慎堂叢書》有禮、樂、射、御、書、數六集。禮集乃傅姓人所撰之書；樂集乃傅姓人所譯之書；射集乃傅姓人所注之書；御集乃傅姓人所編之書；書集乃傅姓人所輯之書；數集乃傅姓人所述之書；各有數種。《元宮詞百章箋注》乃射集之第一卷，暫稱初集。”這段敘述除了印證傅氏家族自大清到民國“傅臚姓名無雙士，文章開代第一家”的輝煌，還表明這個家族延續到傅樂淑一代，詩書之家優美的家風尚未盪盡，文化香火併未滅絕，只是以另一種方式在民族刀光火色的衰微中艱難延續。
關於這部著作的寫作和出版經過，傅樂淑作了如下敘述：“這本箋注是我在國立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作碩士論文時寫的，我的論文題目是《元代斡耳朶生活考》，宮詞箋注是論文的附錄，但因在報端陸陸續續地印了（南按：曾在《禹貢》周刊和《經世日報》發表過一部分），繳論文時便把附錄略去。我的論文一共抄寫了三份，全繳給了考試委員會了。考試及格後，我便匆匆出國了。四十年後重回母校，希望能找到我的論文，準備整理一下，予以發表。不幸我因流落異國，功不成，名不就，萬分潦倒，學業荒疏久矣，岩穴寒士之舊業，不為母校重視，竟將當日所呈之三份論文皆當作廢紙棄之久矣。我回北大三次，交涉良久，始終未能找到自己的心血。言之心痛！論文亡矣，論文之附錄因曾已發表於報端，尚可收回一部（此稿僅印過一部分，我因出國，便停止投稿了），現在勉強把四十年前的文章補全，此乃敝帚自珍，留此以紀念抗日期間斷齏畫粥時代的一點讀書成績。”
南渡北歸：離別（第二章浮海說三千弟子）注釋（7）
從論文研究課題和附錄內容可以看出，傅樂淑與其兄傅樂煥研究領域幾乎相同。傅樂煥的《遼代四時捺缽考》論文和《捺缽與斡魯朶》一書，曾名重一時，所達到的學術高度至今尚無人超越。傅樂淑在這個領域是下過一番苦功的，而兄妹二人研究道路的相同絕非偶然，當與傅斯年的指導或指令有關。事實上，假如不是傅樂煥於“文革”一開始投湖自盡，傅樂淑流落異邦而難以施展更大抱負，這對兄妹的學術成就比現在人們看到的要大得多。但僅所見成就，亦從另一個側面顯出傅斯年學術眼光的獨特和深邃。只是傅樂兄妹生不逢時，最後落了個陳寅恪《王觀堂先生輓詞並序》所云“今日吾儕皆苟活”的悲愴結局。悲夫！
2003年，傅樂淑病逝於美國加州。根據“葉落歸根，魂歸故里”的遺願，2004年7月，傅樂淑侄子、在美國的傅翔奉骨灰回國，遵照遺願，葬於聊城傅氏祖塋。
[32]《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耿雲志主編，黃山書社1994年出版。
[27、29、35、32]《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六冊，胡頌平編，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91年出版。
[28]《胡適日記全編》第七冊，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30]轉引自陳漱渝《飄零的落葉——胡適晚年在海外》，《新文學史料》1991年第4期。
[33、34]周質平《胡適的黯淡歲月》，載《東方》，1994年3期。
[36]早年曾得過美國華盛頓大學碩士學位並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進修的湖南人朱經農，歸國後曾任北京大學教授、湖南省教育廳長、中央大學教育長、國民政府教育部政務次長等職。1948年年底赴美。關於朱在美國的遭遇，胡適有過如下記載。1950年5月22日：“朱經農來談。經農說，他曾寫二十封信向各大學找事，十五處回信沒有事，只有五封信說信已轉經主管學系，如有需要，再寫信通知。此事使我感嘆。”1951年3月9日：“從Princeton[普林斯頓]回寓，已過七點，看了許多來信，其中一封是朱經農三月六日的信。到了十一點，忽得朱庭祺夫人電，說，經農今天下午心臟不濟，就死了！極慘極慘。經農天性最忠厚，待人以誠，愛國愛人，忠於所事。去年東來，竟無以為生！最近始得FCA[聯合國]非洲經濟委員會的資助，在Hart-ford,Coun.[哈特福德，康乃狄克州]的SerninaryFoun-dation[神學院基金會]安居讀書。豈料今天我剛看他的信，他已死了。我同經農在中國公學同學，又在中國新公學同事，四十五年來，我們的友誼從沒有間斷。”（《胡適日記全編》，第八冊，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傅樂淑初治元史，後兼治清史，並曾專注於清初中西關係史，在海內外有影響的著述十幾種之多。1995年，傅樂淑自費在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出版過她的一部舊作《元宮詞百章箋注》，並列入“清慎堂叢書·射集·初集”。對這部集子的命名，傅樂淑在“後序”中曾作過這樣敘述：“清慎堂者，聊城傅氏之書屋也。三百年前傅氏盛時有一府邸，中有書屋，名清慎堂焉。堂有寶焉，右軍之常侍帖也，凡四十五字，有開元年間牛仙客等題跋。清慎堂久已圯矣，傅氏子孫離鄉背井百餘年矣，仍用清慎堂三字為傅姓人著述之名者，師周公謹自稱齊人之意。”又說：“《清慎堂叢書》有禮、樂、射、御、書、數六集。禮集乃傅姓人所撰之書；樂集乃傅姓人所譯之書；射集乃傅姓人所注之書；御集乃傅姓人所編之書；書集乃傅姓人所輯之書；數集乃傅姓人所述之書；各有數種。《元宮詞百章箋注》乃射集之第一卷，暫稱初集。”這段敘述除了印證傅氏家族自大清到民國“傅臚姓名無雙士，文章開代第一家”的輝煌，還表明這個家族延續到傅樂淑一代，詩書之家優美的家風尚未盪盡，文化香火併未滅絕，只是以另一種方式在民族刀光火色的衰微中艱難延續。
關於這部著作的寫作和出版經過，傅樂淑作了如下敘述：“這本箋注是我在國立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作碩士論文時寫的，我的論文題目是《元代斡耳朶生活考》，宮詞箋注是論文的附錄，但因在報端陸陸續續地印了（南按：曾在《禹貢》周刊和《經世日報》發表過一部分），繳論文時便把附錄略去。我的論文一共抄寫了三份，全繳給了考試委員會了。考試及格後，我便匆匆出國了。四十年後重回母校，希望能找到我的論文，準備整理一下，予以發表。不幸我因流落異國，功不成，名不就，萬分潦倒，學業荒疏久矣，岩穴寒士之舊業，不為母校重視，竟將當日所呈之三份論文皆當作廢紙棄之久矣。我回北大三次，交涉良久，始終未能找到自己的心血。言之心痛！論文亡矣，論文之附錄因曾已發表於報端，尚可收回一部（此稿僅印過一部分，我因出國，便停止投稿了），現在勉強把四十年前的文章補全，此乃敝帚自珍，留此以紀念抗日期間斷齏畫粥時代的一點讀書成績。”
南渡北歸：離別（第二章浮海說三千弟子）注釋（7）
從論文研究課題和附錄內容可以看出，傅樂淑與其兄傅樂煥研究領域幾乎相同。傅樂煥的《遼代四時捺缽考》論文和《捺缽與斡魯朶》一書，曾名重一時，所達到的學術高度至今尚無人超越。傅樂淑在這個領域是下過一番苦功的，而兄妹二人研究道路的相同絕非偶然，當與傅斯年的指導或指令有關。事實上，假如不是傅樂煥於“文革”一開始投湖自盡，傅樂淑流落異邦而難以施展更大抱負，這對兄妹的學術成就比現在人們看到的要大得多。但僅所見成就，亦從另一個側面顯出傅斯年學術眼光的獨特和深邃。只是傅樂兄妹生不逢時，最後落了個陳寅恪《王觀堂先生輓詞並序》所云“今日吾儕皆苟活”的悲愴結局。悲夫！
2003年，傅樂淑病逝於美國加州。根據“葉落歸根，魂歸故里”的遺願，2004年7月，傅樂淑侄子、在美國的傅翔奉骨灰回國，遵照遺願，葬於聊城傅氏祖塋。
[32]《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耿雲志主編，黃山書社1994年出版。
[27、29、35、32]《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六冊，胡頌平編，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91年出版。
[28]《胡適日記全編》第七冊，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30]轉引自陳漱渝《飄零的落葉——胡適晚年在海外》，《新文學史料》1991年第4期。
[33、34]周質平《胡適的黯淡歲月》，載《東方》，1994年3期。
[36]早年曾得過美國華盛頓大學碩士學位並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進修的湖南人朱經農，歸國後曾任北京大學教授、湖南省教育廳長、中央大學教育長、國民政府教育部政務次長等職。1948年年底赴美。關於朱在美國的遭遇，胡適有過如下記載。1950年5月22日：“朱經農來談。經農說，他曾寫二十封信向各大學找事，十五處回信沒有事，只有五封信說信已轉經主管學系，如有需要，再寫信通知。此事使我感嘆。”1951年3月9日：“從Princeton[普林斯頓]回寓，已過七點，看了許多來信，其中一封是朱經農三月六日的信。到了十一點，忽得朱庭祺夫人電，說，經農今天下午心臟不濟，就死了！極慘極慘。經農天性最忠厚，待人以誠，愛國愛人，忠於所事。去年東來，竟無以為生！最近始得FCA[聯合國]非洲經濟委員會的資助，在Hart-ford,Coun.[哈特福德，康乃狄克州]的SerninaryFoun-dation[神學院基金會]安居讀書。豈料今天我剛看他的信，他已死了。我同經農在中國公學同學，又在中國新公學同事，四十五年來，我們的友誼從沒有間斷。”（《胡適日記全編》，第八冊，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