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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後列強勢力進一步的延伸到了清政府內地,資本輸出成為了主要的侵略載體和銳利武器。干涉清政府內政、踐踏清政府主權的情況更為嚴重。外國教會勢力的為所欲為和不法傳教士、教民肆無忌憚的為害地方,激起整個帝國廣泛的反抗。甲午戰後到處爆發反洋教、反貪官污吏的鬥爭,其勢如烈火燎原。社會下層民眾為主的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也轟轟烈烈的爆發了。儘管它以失敗告終,但它客觀上推動了清末社會的改革,並促使舊式的農民運動向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

  談判逸事

  秘密任務

  1895年3月24日中日第三輪會談後,李鴻章被東洋人刺客小山豐太郎槍擊致傷,引起軒然大波。正如前文所述,此時東洋人最怕的就是李鴻章提前回國,導致歐每進行干涉。東洋人自然不可能坐等李鴻章的下一步的決定,因此陸奧宗光密電川上操六,請他把廣島大本營的陸軍軍醫總監石黑忠惪和佐藤進兩人火速送到馬關,要他們攫取李鴻章的治療權,然後設法挽留他不要回國。當時李鴻章的主治醫生是清政府人林聯輝和法國駐華使館醫生德巴斯,在石黑的爭取下,李鴻章在3月25日下午同意改由東洋人醫生治療。此後石黑和佐藤二人以其精湛的醫術取得了李鴻章的信任,於是石黑趁機向李鴻章進言說:現需要絕對安靜,暗示其不要有大動作。李鴻章表示同意。石黑見李鴻章無回國之意,便面見陸奧宗光報告說:“李鴻章的治療已完全收歸我方,我已經打消了他的回國念頭。”陸奧宗光面呈喜色,多次說“辛苦了”,此項秘密任務遂大功告成。李鴻章當然不可能知曉內幕,反而對二人十分感激,不僅與其酬唱漢詩,還在回國後奏請清廷賞賜石黑忠惪和佐藤進寶星勳章。

  減少賠款

  傳說談判中東洋人要求清政府賠償三萬萬兩白銀,但李鴻章挨了一顆子彈以後,東洋人當即減少一萬萬兩賠款,此說並不屬實。歷史上李鴻章是在第三輪談判後遇刺的,當時日方根本沒有要求清朝賠款三萬萬兩。1895年4月1日第四輪談判時,東洋人才亮出了三萬萬兩白銀的賠款。4月3日,陸奧宗光在致東洋人駐各國使節的電報中明確說:“作為獲得偉大勝利之結果,我方要求之條件決非過高,而提出較次更少之要求,東洋人國民終究不能滿意”,要求他們對列強“相機為我方要求條件進行辯護”。由此可見,東洋人起初是咬定三萬萬兩的賠款條件的。到了4月9日,中方向日方提交了賠款改為一萬萬兩的修正案,與此同時東洋人人在破譯李鴻章電報時看到“倘彼猶不足意,始終堅執……只有罷議而歸”一句時感到恐慌,因為東洋人最害怕的狀況就是李鴻章停止談判歸國,引發列強幹涉,於是伊藤博文等決定作出讓步,明治天皇也說,萬一談判破裂,即便東洋鬼子打到北京,也“難免要受外國的干涉,最後割據的領土也將成為泡影”,遂同意讓步方案。4月10日第五輪談判,東洋人出示的最終修正案中將賠款折中為二萬萬兩白銀,此後不再更改。從東洋人減少賠款的過程可以看出,其關鍵因素是對歐每列強的忌憚,而並非小山豐太郎行刺後為撫慰李鴻章所致的。小山豐太郎行刺所導致的直接後果就是東洋人同意無條件停戰,最多只能看作是減少賠款的間接因素。李鴻章在奏摺中則將東洋人讓步歸結為自己“力與堅持,多方開導”的結果,雖不無自誇之嫌,但也沒提及他是被東洋人人槍擊後才減少了一萬萬兩賠款的。

  不履日地

  李鴻章在《馬關條約》談判時費盡心力,伊藤博文則態度強硬,極盡羞辱之能事。在條約締結前最後一次談判時,李鴻章對伊藤博文說:“沒有想到閣下是如此嚴酷執拗之人!”隨後憤然離去。李鴻章登船回國,發誓終生不再踏上東洋人土地。一年後李鴻章訪問每國時途經東洋人,果然因“銜馬關議約之恨,誓終身不復履日地,從人敦勸萬端,終不許”,終於沒在東洋人上岸。

  棄台傳聞

  傳說李鴻章曾向慈禧太后或光緒皇帝進言“台灣鳥不語,花不香,男無情,女無義,割讓出去並不可惜”,這句話被廣為引用。然而也有相關研究及評論者指出,根據所有可見史料檔案,未能發現李鴻章發表這段評語的記錄。相反,李鴻章在與當時東洋人首相伊藤博文進行《馬關條約》的談判時曾聲明“台灣土地肥沃、物產饒多,民亦服王化,設官署,置吏員,純然如本土”、“擬請所讓之地,如果勒令清政府照辦,兩國子子孫孫永成仇敵,傳至無窮矣”、“台灣已立一行省,不能送給他國”,等等。

  ☆、第三十一章 六個小人物

  第三十一章 六個小人物

  甲午戰爭失敗,威海灣失守,潮 戰場失利,清政府再次遭受割地、賠款,以及大量主權進—步喪失的厄運。

  甲午戰爭的慘敗更加速了清政府社會半殖民地化的進程。亡國滅種的危急形勢迫使一些先進的清政府人開始尋找新的救國救民道路。清政府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

  這一時期民族資本主義得以初步發展的原因有三:一是帝國主義的入侵所帶來的刺激。《馬關條約》中允許列強在通商口岸開設工廠,列強紛紛加緊資本輸出,清政府 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遭到進一步破壞。 這在客觀上促使清政府城鄉的商品經濟有所發展,為清政府民族工業的發展創造了一些條件;二是在洋務運動中,洋務派打著“自強”、“求富”的口號,興辦了一批近代工業企業,對清政府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起到了引導和刺激作用;三是因為一些覺醒的國人把發展民族資本主義、抵制洋商洋廠看作是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之一,他們發出了“實業救國”的呼聲,利用有利時機大力發展民族工業。19世紀末,清政府民族資本主義得到了初步發展,為資產階級開展維新變法運動提供了經濟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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