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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認汪精衛有罪,寫一篇悔過書就可以釋放出獄。陳璧君卻立即拒絕:汪精衛無罪。她寧

  可坐牢,也不承認汪精衛有罪。1959年6月17日,68歲的陳璧君死於監獄中。

  與陳公博相比,周佛海要隨機應變得多。早在日本呈現敗跡時,周佛海就暗自與重慶聯繫

  ,為自己留好了退路。當年汪精衛與日本密談基本上是周佛海一手包辦,陳公博不僅沒有

  參與,而且還表示反對。最後汪精衛組建政府時,陳公博感到汪精衛正值用人之際,出於

  與汪精衛的私人情誼才接受了汪精衛的邀請,到南京政府任職。如果論“賣國罪”的話,

  與日本簽定密約的周佛海,顯然要大於沒有參與密約的陳公博。但最後周佛海卻比陳公博

  罪輕一等,只判了一個無期監禁,而官職比周佛海小得多的林柏生、梅思平等人都判了死

  刑,可見當時的漢奸審判亦不公正。

  儘管蔣介石抗戰後成為中國的民族英雄,但蔣介石在抗戰時期也多次和日本進行過秘密和

  談。除了抗戰初期德國大使陶德曼的調停外,1939年12月蔣介石密令戴笠手下的軍

  統特務曾廣冒充財政部長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在香港與日方舉行秘密談判。日方對

  此會談十分重視,要求繼續舉行高級別的談判。1940年3月7日至10日,雙方在香

  港舉行了高級別的秘密會談,中方代表除了假“宋子良”外,還有重慶行營參謀處副處長

  陸軍中將陳超霖,最高國防會議主任秘書章友三,副侍從長陸軍少將張漢年。

  會議開始時,日方出示了陸軍大臣的證明書,而中方陳超霖、章友三兩人只出示了最高國

  防會議秘書長張群的證明書,卻沒有蔣介石的證明書,說明蔣介石不願直接承擔和談的責

  任。但陳超霖說蔣介石親自過問此事,並在他離開重慶前,特別囑咐他三件事:(一)必

  須取得日本撤兵的保證;(二)明確日本的條件;(三)會談在秘密中進行。日方答應考

  慮蔣介石的撤軍要求,但提出了幾項撤軍條件:(一)原則上承認偽滿洲國;(二)放棄

  抗日容共政策;(三)以密約規定日軍在內蒙及華北若干地區駐軍防共;(四)停戰後與

  汪精衛一派合作。

  據參加會談的日方代表今井武夫在回憶錄中透露,這次會談爭論的中心是滿洲國的承認問

  題、撤軍問題、以及與汪精衛合作的問題。重慶方面表示:“滿洲問題中國原則上同意考

  慮,但方式如何另詳商議”;“關於撤兵問題,日本應將在華軍隊儘快全部撤退,不得另

  找藉口延遲撤退(撤兵步驟另細訂);“關於汪精衛問題,純屬中國內政問題。在恢復和

  平後,根據汪氏與國民黨的歷史關係,中國將適當處置,無須提為和平條件之一。”但後

  來重慶方面表示在承認滿洲國問題上政府內部意見對立,要求會談延期。後來重慶方面一

  拖再拖,談判也就不了了之。

  1943月11月23日,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邱吉爾和蔣介石在開羅舉行會議,

  會後發表的《開羅宣言》中聲明三國將聯合向日本侵略勢力作最後的反攻,在戰爭勝利後

  ,把中國東北、台灣和澎湖列島歸還中國。但1945年2月美、英、蘇三國首腦在雅爾

  塔舉行制定最後對日作戰方針的最高會議時,卻沒有邀請蔣介石參加。1945年8月,

  美、英、蘇三國發表敦促日本政府立即無條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時,竟然也沒有邀請

  中國這個對日作戰最久的國家一起敦促日本投降。這些使蔣介石感到一種屈辱感,也是弱

  國無外交的另一種表現。

  不過蔣介石又對美英蘇三國不邀請中國參加最後對日作戰方針會議表示擔心:三國是不是

  準備出賣中國的利益對日講和?蔣介石最怕日本與三國進行有條件投降的談判,把保存汪

  精衛政府作為日本從中國撤軍的條件。另外蔣介石也擔心蘇聯對日宣戰,出兵中國戰場和

  日軍作戰,這樣中國就要成為共產黨的天下了。在擔心被美英出賣和擔心蘇聯出兵的情況

  下,蔣介石通過地下渠道,派南京政府的考試院副院長繆斌赴日與日本秘密談判單獨講和

  。繆斌表面是汪精衛的人,背後卻又是蔣介石的人。1945年3月,繆斌受蔣介石的重

  托,化名“佐藤”來到東京,開始了“佐藤工作”。日本對這次談判非常重視,當時的首

  相小磯國昭親自領導與繆斌的談判。

  中國方面提出的與日本單獨講和的條件是:日本從中國全面撤軍,解散南京政府和取消滿

  洲國國號,中國即可與日本單獨簽署和平條約。小磯首相對中國的方案很感興趣,有意接

  受中國的條件。當時日本正準備進行本土決戰,如果能和平體面地解決中國問題,把幾十

  萬大軍撤回日本,可以有效地解決兵員不足的問題。此外和中國單獨講和還有助於瓦解同

  盟國陣營,在外交上也是一大勝利。但日本的軍部卻極力反對與中國單獨講和,小磯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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