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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法國大革命從攻占巴士底獄進行解放鬥爭時的歡心喜悅發展成了對一個整個階級的血腥大屠殺。屠殺玷污了革命中“解放、平等、友愛”的呼聲，並震動了歐洲各國統治階層的精英。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更加殘忍的領袖，包括像雅各賓派領導人羅伯斯庇爾（Maximilien Robespierre，1758—1794）等這樣受過教育的人，僅僅是運用了從他們立誓要顛覆的統治階級身上學到的教訓去推翻他而已——這些權貴幾個世紀以來都用威脅和暴力來維護他們的政權。法國大革命把這個經驗推廣到有計劃的屠殺，同時建立了所謂“紅色恐怖”式的暴政——很多人發現這樣的統治形式其實就是革命領導人原來聲稱反對的。這就是羅馬人非常熟悉的古老邏輯“這可能發生在你身上”：一個殘酷、獨裁的邏輯，當然，在本質上這不是新的了。大規模地對異己者的屠殺，無論是宗教還是政治的，在歐洲早期歷史上都不少見。
直到3/4個世紀或更長的時間以後，法國恐怖統治的新伎倆才變得明顯。血腥的動亂中，一種發動戰爭的新方式已經成型，雖然是次要的，但是是有公開計劃的。這種新方式被及時地定義成柏克為了形容過度革命而創造出的新詞：“恐怖主義。”柏克宣布法國恐怖主義革命為“地獄式緝捕”，但是一些形式的恐怖主義在此後很久才和真正的解放運動聯繫起來。同古老的帝國戰爭不同的是，以前的戰爭雙方是在國家平等實力和地位的基礎上進行的，這時戰爭雙方不平等，恐怖主義這種方式就提供了一個回擊壓迫和蹂躪的一方的機會。當所有實力包括軍隊、警力、司法、金錢都集中於一方，另一方什麼都沒有時，就是這樣。當法國的貴族被拖上了斷頭台，當然原來的角色已被顛倒了：現在是人民或者說是他們的領袖享有權力——遺憾的是，這些新生的統治者有時僅僅是一群暴徒而已。
現代恐怖主義 1789—2001（2）
恐怖主義已經成為了20世紀最大的災難。人們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就在繁華的大街上被引爆的汽車炸彈炸得粉碎，或是從被劫持的飛機上扔下去，恐怖襲擊引起了成千上萬的無辜者的死傷。恐怖主義者發明了一大堆花招：他們往往會有選擇地進行政治暗殺、在公共場合向手無寸鐵的平民施暴，以創造一種恐怖氣氛，通過綁架、劫持人質、折磨、謀殺、劫機、陰謀破壞公共設施，他們相信這種恐怖氣氛會促使政府讓步。到目前為止，這些方式是否有效還是一個爭論的焦點。政府喜歡說他們從沒和恐怖主義者談判過。但是如果恐怖主義可以
並定義為一種形式的戰爭，那麼沒有和敵對的一方談判的戰爭是很少見的。
另外，恐怖分子們也不斷發明出新的作案方式，如新芬黨的“投票箱爆炸”事件就使愛爾蘭民族主義分子通過暴力威脅參與正式的政治活動。這種有點傾向於同歸於盡的歇斯底里的做法，使得精明但惡劣的克勞塞維茨思想大大改變，使得民族主義者得以當政，同時讓他們選出的政治代表否認他們曾參與暴行。國家贊助的，例如由利比亞總統卡扎菲支持的恐怖分子，可以使一個國家在本國內通過支持恐怖主義打擊另外一個國家，以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前蘇聯因為多次運用這種方法被美國譴責，但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同樣在拉美做這種事，儘管政治暗殺在20世紀70年代就被明令禁止了。在利比亞案中，就是用資金和武力支持。但是有這種行為的不僅利比亞一國。另一個發展是“國家恐怖主義”，表現為某些人突然消失、受虐和被殺。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與法國大革命更相似，但是事實上這些行為是富有的，有權力的右翼分子對付無防禦性的人。
在恐怖分子的心中，一直有個謎題，即“一方的恐怖主義者是另一方的自由衛士”。這個觀點被那些爭論說現代恐怖主義者對無辜的市民和非戰爭者實施恐怖行動違反了戰爭基本原則的人所反對。在任何一種情況下，當恐怖主義與犯罪組織成為同盟時，即使是這個有爭論的自相矛盾的觀點也變得模糊。恐怖分子也經常訴諸其他犯罪手段，如搶劫或敲詐，以此贊助他們的非法組織和活動。這給了他們一個經濟刺激來完成與他們原來政治目的無關的事情。此外，越來越多的小組織和小派別，加入恐怖主義行動。例如，日本極度瘋狂的奧姆真理教信徒團伙在東京地鐵釋放沙林毒氣。另一個例子是一場奇怪的針對美國的“一個人的戰爭”，實施者是一個住在荒野中小木屋裡的一個戴眼鏡的，中年的無政府主義者，被稱為“連環郵包炸彈殺手”。
恐怖主義不易被鎮壓，不僅因為它有很強的隱秘性，而且因為它本質上易變，會根據環境變換形式。例如，“恐怖分子”和“游擊隊員”有何不同？很多人認為，恐怖主義發生在城市，因為它是通過大眾媒介迅速擴散恐怖暴行帶來的效果，通常由警方鎮壓。但是游擊隊的情況則另當別論，例如古巴游擊隊運動就主要在農村進行，由軍隊鎮壓。恐怖主義是不是都發生在那些再也沒有其他反抗壓迫的途徑的地方？形式上的激進之所以被那些通過普通民主途徑無法得到支持的人所偏愛，是因為他們唾棄民主，認為民主是銀行家、大型企業主、軍工廠老闆等社會的幕後操縱者共同耍弄的把戲？還是兩者都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