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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紀末期,在布爾人和高山人、科薩人和班圖人之間不時地發生衝突,下世紀早期演發成由其他非洲部落組織建立的王國之間的大規模鬥爭。非洲人之間的政治手段既是進攻性的,又是防守性的:最令人生畏的領袖是祖魯王國的建國者恰卡(1787—1828),他是一個殘忍的將軍,組建了一支40,000人的常規軍對他的鄰人們發動無情的進攻,直到1828年被暗殺。與此同時,緊隨1795年的入侵之後,英國於1806年對好望角的吞併激起了布爾人的集體外逃,到1835—1843年形成了“大遷徙”的高潮。隨著成千上萬的人坐著牛車出發去納塔爾、德蘭士瓦、奧蘭治自由邦等地建立新的共和國,由於非洲本地人之間的衝突導致了南非內陸高原地區的非洲人的遷徙,這促使了持久的布爾人有關“空白地帶”神話的產生——布爾人認為,那裡乃是一片蠻荒之地。很久以後,他們還宣稱這個地帶在他們到達之前一直是無人居住的。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在整個18世紀,卻是西非人自己充當了奴隸貿易的主力!他們被阿拉伯和歐洲奴隸主以及其他的非洲人以上百萬的數目從自己的村莊中抓走。他們被用繩子或分叉的樹枝拴在一起,被迫長途跋涉或者被塞入獨木舟送到沿海的集會站,在那兒,來自歐洲的貨輪正停泊在港口上等待它們的“貨物”。奴隸們經常要在陰暗狹窄的奴隸要塞中(例如塞內加爾的戈雷島)等很長時間,被塞在臭氣熏天的牢房裡,根本就沒有窗戶或像樣的通風設備。雖然擄掠他們的人儘量保持這些貴重的商品的上市條件,許多人還是死了。一旦交易敲定,他們就被趕到甲板下面,待在粗糙木板拼制的貨艙里,船通常要在公海上顛簸6~8周才到目的地,如果風向不利,那時間還要更長,這期間貨艙粗糙的地板會造成嚴重的擦傷。疾病流行,通常對白人船員造成的危害不亞於對奴隸的。

  殖民者“爭奪非洲”來得要晚一些。1870年,比利時的利奧波德二世國王(1835—1909)發起一次私人行動去剛果開拓殖民地。15年之後,在任命英國探險者亨利。斯坦利(1841—1904)替他在剛果河盆地發布文書之後,他宣布自己為剛果自由邦的領袖,並且開始殘酷地榨取剛果的財富。歐洲各國軍事上極為自負,經濟上貪婪無比,他們開始競爭在非洲的瓜分大權。英國雖然仍然忙於遠東的“大獵物”,也意識到非洲這塊肥肉的誘人之處。19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英國在東方和西方都獲得了新的領土,法國也不甘落後,在新世紀的前15年就進行了第二輪搶奪和交易。非洲地圖上又被重新劃分了界限,不過卻跟這個大陸古老的土著部落的分界形式無關,而是反映了殖民者的貪婪的邏輯。今天再看一眼非洲地圖,就會發現許多不自然的直線界限——分明是用尺子畫的。

  在非洲南部,祖魯跟英國進行了多次的戰爭,1879年祖魯人在伊桑德爾瓦納山取得了勝利,大約2000名祖魯人在戰爭中喪生,而英國人則在對手過於強大的情況下進行了英勇的防禦,這就是後來被寫入電影《祖魯》的洛克灘保衛戰。其他方面的變化也在這片土地上發生,不過在雙方都與軍事無關:19世紀80年代中期在德蘭士瓦發現了大量的金礦,這引起黑人勞動力從農業向工業的轉變,過程儘管緩慢,卻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在19世紀結束前的幾個月,由於布爾人進攻英國人,戰爭又重新在全國爆發。布爾軍隊圍攻了馬弗京和萊迪史密斯,由此點燃了一場雙方力量懸殊的衝突,布爾軍隊的力量要小得多,他們憑藉技術和靈巧作戰,直到最後被迫投降。同時,英國人在戰爭中引入了一種邪惡的革新——集中營,在裡面許多布爾人死於疾病。

  當1902年夏,布爾戰爭結束時,非洲人對新的民權和政治權利的希望被殘酷地粉碎了。這要留給一個未來的白人自治政權了。南非歐洲人的民族主義使他們團結一致、目標明確、意志堅定,英國人很快就放棄了將布爾人英國化的努力,而是試圖尋求他們的合作來維持秩序。1913年通過部落保留地(後來稱為“家鄉”)的方式限定了非洲人的土地所有權,但這些土地最終只占全國土地的13%.這些地區以外的黑人租賃或購買土地的協議都是非法的。10年後又出台了《通行證法》,從此在城市中嚴格地實行種族隔離制,也保證了低廉的非洲勞動力的平穩供應。

  民權運動 73B.C. —1990(5)

  1918年,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的幾個月,納爾遜。霍利拉拉。曼德拉出生於特蘭斯開省烏姆塔塔一個滕布族酋長家裡。他的父親是一個部落首領的首席顧問,後來首領成為他的保護人。他出生於非洲國民議會成立後的第六年,後來他在議會中作為激進的律師、社會運動的推行者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最終成為世界聞名的政治犯。他是不畏艱難反抗壓迫的象徵,在獄中的那些年裡(有好多年是被關在環境惡劣、偏僻的洛賓島,它以前是收容麻風病人和精神病人的地方)表現出驚人的耐心和個人忍耐力,堪稱楷模。

  在世界的另一端,在古老的奴隸貿易航線的另一端,曼德拉出生10年之後馬丁。路德。金(1929—1968)出生了。後者出身於一個黑人中產階級家庭,後來被稱為美國黑人民權運動的積極倡導者,因其堅定的宗教原則和他對於把非暴力直接運動作為政治變革的有用工具的信念而被稱為“美國的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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