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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人的苦難及自由 300 B.C.—1948（4）
從16世紀開始，傳統的憎恨猶太人的思想與商業競爭結合了起來。在歐洲的許多國家，貴族間有明顯的利益衝突。這些貴族越來越發現他們可以利用猶太人的專長來處理錯綜複雜的國際財政與經濟政策問題，對於這個新誕生的中產階級來說，他們僅僅是商業競爭對手。1670年，一群從維也納被驅逐出來的富有的猶太家庭有選擇地被普魯士的選帝侯邀請到了德國，但他們的到來激起了基督教商人的怒火，招致了對猶太教堂的攻擊。
雖然大多歐洲國家認為猶太人會對虔誠的基督教道德系統產生深刻的消極影響，但還沒有採取任何措施，這時，猶太人中處於領導地位的有識之士已經感覺到在歐洲將會有大量的經濟收益，基於這種考慮，猶太人又再次回到歐洲各國的首都。
這時的法國和英國都已經廢除了在中世紀頒布的反對猶太人法令。法國是在17世紀初，路易十三（1601—1643）統治時期實施撤銷的，但在那之後，又有人對新實行的縮減方案提出了異議。到了17世紀中期，克倫威爾（1599—1658）統治下的英國頂住了人民大眾普遍的反對情緒，允許一批馬拉諾（指中世紀時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境內被迫改信基督教而暗地依然信奉原來宗教的猶太人或摩爾人）在倫敦以非法定的身份定居，但是反對情緒最終在一個世紀之後占了上風，並促成新猶太移民法的倉促廢止。也是在17世紀中期，宗教裁判所的勢力範圍已經遠及巴西，而被無情追捕的猶太人在逃亡中，發現紐約歡迎他們。這可能是由於當時的美國清教徒急於想使這些信奉猶太教的猶太人皈依基督，所以與歐洲相比，美國顯示了一種出於同情心的容忍，而且這也使新生的美國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猶太人的最佳避難地。
如果說啟蒙運動給予了在歐洲的猶太人一個做民主夢的機會，但這場運動的結果卻是砰然一聲斷絕了他們的任何非分之想。在19世紀，對這種自由化的大眾民主最大的諷刺是，它助長了反猶太主義的復甦。但是這次它表現為一種新的形式。1807年，拿破崙召集猶太最高評議會，這加劇了猶太人想奪取世界霸權的謠言的流傳。
在俄國，很多教士聲明，這次集會對拿破崙來說，是一個表現他救世主野心的信號。歐洲人所擔心的猶太人密謀奪取世界統治權的種種徵兆在19世紀頻頻浮現出來，且在接近100年後因一篇由沙俄警察鼓動而寫成的卑劣偽造文章《錫安山長者草案》的發表而達到高潮。這篇贗作在歐洲範圍內廣泛傳閱，文中聲稱猶太人正秘密地控制著歐洲國家政策，而且想把一種新的世界秩序建立在非猶太人奴隸制上。
在19世紀初期，4/5在歐洲的猶太人定居在俄國西部。沙皇政府已經注意到他們人口的快速增長，並認為這對於斯拉夫農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威脅。因此沙俄政府採取了表面上與歐洲同化政策相一致的措施：對50，000個12歲及以上的猶太兒童採取非宗教教育，學習歐洲語言，進入大學學習，直至在俄國軍隊服完25年義務兵役。雖然沙俄政府捨棄傳統的猶太地方政府，但是仍然要求猶太人替沙皇政府徵稅，猶太式的服裝和髮型遭到了禁止。持續的流放政策使猶太人相信政府的真正意圖是要他們徹底滅絕。迫於壓力，俄國不再閉關鎖國，革命思想趁機有了立足之地。1881年，因為猶太人被指控參與亞歷山大二世的謀殺，第一波對猶太人的大屠殺開始了。緊接著又發生二次大屠殺，這兩次中的後一次發生在蘇聯時期。
1819年，在這個後拿破崙時代，在歐洲——德國、法國、荷蘭和丹麥，人們對猶太人的妄想狂性的歧視導致了大規模的暴亂，成群的暴徒鞭打猶太群眾，並且搗碎猶太人的教堂，所有的一切又再次發生了。反猶太主義直到19世紀晚些時候還斷斷續續地爆發。但是這次，猶太人民對歷史文化所做的貢獻被積極地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維多利亞女王的猶太籍首相，班傑明。迪士累利（1804—1881），在他的小說《康寧絲比》中借讚美“在世的希伯來智者”表達了他作為猶太人的自豪。
隨著時間流逝，在對人類學的種族研究方面，一種新的思維方式預示一輪新的基於種族而不是宗教的敵視即將來臨。理論學者吸取了德國哲學家以伊曼紐爾。康德（1724—1804）的思想以及查理。達爾文（1809—1882）的科學發現，雖然他們本人都沒促進種族分類體系的發展，但條理清楚的理論都從他們那裡汲取支持，來證明歐洲的白種人，特別是雅利安人，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優越性。一位理論學者爭論說黃頭髮、白皮膚的德國人註定是要征服那些低劣的、次等的斯拉夫人。另一個重大的影響是在優生學方面，這是由一位叫弗朗西斯。高爾頓（1822—1911）的英國人首先發起的。德國科學家在利用高爾頓見解的基礎上，大肆宣揚人種選擇、種族滅絕，來保護“種族血統”。當這種思想現在已經被當作胡言亂語而遭到丟棄時，在那時卻作為納粹種族計劃的一個基礎，既支撐著希特勒的想消滅猶太人的企圖，還堅定德國人民的信念，也就是俄國必然要屈服於強大的德國。
然而，早在這之前，其他的一些事變就使一部分猶太人相信他們在歐洲的處境不可能有保障，這初次促使他們採取猶太復國主義道路——回到他們的祖居地以色列。兩件濃墨重彩的醜聞起到了一些作用：首先是所謂的1840年大馬士革醜聞，在敘利亞首都，一位聖方濟各會托缽僧的失蹤使人們回想起早在中世紀就有所懷疑的發生在宗教儀式上的猶太兇殺事件；第二件是發生在50年後的1894年的法國。一位清白的猶太軍官，單憑著他的筆跡，就被宣告犯有叛國罪，然後被流放到惡魔島（屬法屬蓋亞那）。儘管有清楚的證據顯示他是清白的，但是通過偽造的證據，他還是被關進監獄，而他最終的無罪釋放在歐洲大陸上反響強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