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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紀西歐的許多地區，在經歷了多少世紀以來的憎恨、懷疑和迫害之後，啟蒙運動為猶太人帶來新宗教制度的希望。與宗教迷信不同，這一標誌著人類新紀元的運動將強調的重點放在人類理性的力量和科學方法上——最重要的是放在普遍人權這一思想上。這個強調的重點，無論是對猶太人還是非猶太人來說，都是一個諾言，一個將人們從過去的黑暗生活中解救出來的諾言。
對於猶太人來說，這是一個特別意味深長的年代，因為一些有影響力的歐洲思想家和作家開始支持他們的事業。當這些主張與那些更加久遠和難以駕馭的各種偏見交織在一起時，看起來，由新教改革所播下的歐洲人文主義的種子可能終於要結出果實了。這將允許猶太人毫無保留地進入到那個幾百年來一直排斥他們的社會。這個社會一直認為猶太人是險惡的具有毀滅性的局外人，並且認為他們是撒旦的同盟。
法國是這個新趨勢的中心。社會和政治哲學家孟德斯鳩（1689—1775）在1748年提出這樣的主張，他認為從中世紀以來，基督教對猶太人所有權的限制歪曲了他們的貿易天才。實際上，猶太人的納稅對基督教皇室的富有做出了很大貢獻。他總結說，基督教徒希望別人怎麼對他們，猶太人就應該怎麼被對待。羅伯斯庇爾評論道，“猶太人的邪惡是你們使他們陷入其中的，當他們能夠發現身在其中的一些好處時，他們就會變好。”盧梭在將猶太人作為“最卑鄙的人”批評時， 還極力主張要寬容。雖然伏爾泰（1694—1778）在抱怨猶太人的無知與野蠻時對天主教的偏執表現出類似的鄙視，但他隨後又更理智地說，“我們不應該焚燒他們——猶太人。”
法國並不是新寬容風行的惟一國家。更早一些， 在英格蘭，生於愛爾蘭的自由思想家約翰。托蘭得認為屬於猶太人的真正的基督教已被更多的非猶太人壓制和破壞。他對猶太人移民的支持使他受到亞歷山大。蒲柏（1688—1744）的嘲弄。諷刺家喬納森。斯威夫特奚落他是“反基督教的偉大聖賢”。甚至在德國的18世紀後期，當普魯士的歷史學家凡。多姆強烈主張取消對猶太人進入除了商業以外其他行業的限制時，戲迷還可以看到以反映猶太人請求宗教上的寬容（儘管這樣的請求只是一種遮遮掩掩的請求）為內容的新穎的戲劇演出。
這些變化不僅僅是一些空想家的烏托邦沉思，因為它們指向了深遠的政治上的變化。1782年，神聖的羅馬帝國皇帝約瑟夫二世頒布了《寬容法令》，承認了猶太人通過移民入籍成為公民的權利，並企圖將在奧地利和匈牙利帝國的不同民眾混合起來，以實現分散的領土的融合。不到10年之後，在1791年，法國的猶太人被宣布解放了。之後，儘管拿破崙。波拿巴對他所認為是膽小民眾的猶太人並無好感，但他還是向前邁了一大步。在對猶太人的經商活動做了一些嚴厲限制的條件下，他提出了一個正式的權利法案，並在1807年召集全法國的猶太人領袖來審查他們的公民地位，巴黎的猶太人組織大公會成為其高潮。
18世紀末，在德國的部分地區，猶太人中一些富有的同行加入到柏林的上層社會，這為猶太人展開了新的地平線。與此同時，猶太人自己也採取行動，使自己傳統的敬神方式適應當時的情況。這些行動包括翻譯宗教經文，甚至接受基督教的洗禮，並倡導了一次現在仍在繼續的充滿活力的猶太人和非猶太人同化問題的辯論。進入19世紀，宗教與民族性的舊連接越來越被人們所忽略。在法國和德國的猶太人稱自己為法國人或德國人， 就宗教而言是猶太人， 而不像過去，稱自己為居留在這些國家的分散的猶太民族的一分子。
在這些激變中的一個重要人物，巴魯克。斯賓諾莎，是一個猶太人。他是一個徹底的17世紀荷蘭籍猶太裔思想家。由於他的反宗教聖辯，他被拉比法令開除了教籍。他原是一個鏡片拋光工，後來逐漸贏得了令人欽佩的知識分子聲譽。在他的著作中，他反對任何的“神的選民”的信念，並辯論到任何的宗教都應該由理智之光來評判。由啟蒙運動所推動的最終的轉變是如此的巨大，德籍猶太作家摩西。海斯勒激動地寫道：“感謝這個哲理的世紀，那個一提到‘猶太人’這個詞就露出鄙夷怪相的野蠻時代已經過去了。”然而，在距希特勒執掌大權的3個世紀之前，這句歌頌理性的啟蒙力量的話和它有利的社會效應最終被證明是致命的、過於樂觀的。
在東歐的半封建地區，情況卻大不相同。雖然從中世紀開始就有波蘭人和平共處的悠久傳統，但在17世紀的後期和18世紀的早期，在波蘭和烏克蘭，野蠻的哥薩克人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卻依然存在。在這些地方，猶太人被當地的農民視為貪婪和暴虐的貴族的代理人。而波蘭籍的猶太人也在抵制通過暴力轉變他們的企圖。在俄國沙皇的統治下，有兩個多世紀， 俄國官方禁止猶太人進入到境內。 1772年在波蘭領土被吞併後，這些沙俄敕令沒有涉及的猶太人後來被允許在波羅的海和黑海間的安置區居住。他們在當地取得了一定的自治權，卻在50年後因為當地農民的貧窮和農村沙皇封建制度的腐朽而受到譴責，繼而被驅趕出來。
猶太人的苦難及自由 300 B.C.—194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