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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士官生,接著!等戰後拿回去嚇唬嚇唬自己的老婆。”他用小刀起出那塊深嵌在樹幹上的彈片,預備扔給我。

  “我沒有老婆!”我嚴正地聲明。

  “女朋友也行。”

  “我沒有女朋友!”

  他笑了,知道我在表示抗議。

  “那就讓它見鬼去吧!”他把彈片扔到了老遠的草叢裡,又回身摸了摸那已豁開口子的橡膠樹,“唉,你明天再來看,這兒准有一行眼淚,乳白色的。你真的沒有女朋友?”

  我肯定地點點頭。

  “沒有也好,有了還是個負擔。”他說著回坑道去了。

  團前沿指揮所設在一條十來米長的水泥被復坑道里。比起前沿戰壕,我們這要算天堂了。三天前,二連從242高地上換下來,路過我們這裡,那情景簡直不忍看,整支連隊剩下的人數且不去說,倖存者們那些形象就夠讓人心酸的了。一個個頭髮長得像刺蝟似的,顴骨尖得要挑破那層焦黑的臉皮。衝鋒鎗生滿了紅鏽,作戰服像汽車苫布一樣骯髒粗糙,襪子脫下來可以直挺挺地站著。渾身上下只有貼在左胸上的標有血型的膠布還帶點白色。其中的一個小兵手裡還抱著枚巨大的越軍160炮彈的尾翼——因為後方人不相信那裡落過如此口徑的炮彈。張副團長原想對二連的同志說幾句話的,可他往隊列前一站,他不敢說了,他想哭,最後揮揮手說:“去吧,到後面好好睡它三天三夜!”事後,他對我說:“犧牲在242上並不算最大的困難!”

  至此,我發現張副團長是個很有人情味的指揮官。是呀,判斷一個人得像球場上的裁判員一樣,必須和場上隊員拉開距離,從各個角度上去觀察,執法才能公允。季剛的理論。

  他是負責一線指揮的副團長,成天背支微型衝鋒鎗從這個陣地轉到那個陣地,只帶個警衛員。有時,他手上也玩著根探雷針,像紳士手上的文明棍一樣。可傍晚從陣地上下來時,那手裡像提溜一串蟹子似的全是些拔掉引信的各種地雷。他枕邊有六七封同一筆跡的家信,地址都是杭州市湖濱路XX號。可是這個黑心的傢伙居然連一封也沒拆。倒是一個負傷的副連長從後方醫院來了封信,他即刻就拆看了,當下就寫了回信。他的脾氣可真有點怪。前天,劉參謀把一個口令傳達錯了,致使一個軍工排把五十箱八二迫擊炮彈送到了一個根本沒那種炮的高地上。氣得他當時就發火了,厲聲問道:

  “你是想處分呢,還是想挨一腳?”

  “你就給我一腳吧,怎麼辦呢?”劉參謀可憐巴巴地選擇了後者。

  “轉過身去!”他喝道。

  劉參謀調過那圓滾滾的屁股。於是,張副團長的翻毛皮鞋毫不留情地在上面踹了一大腳。二號鞋印。“記住了沒有?”他還追問了一句。

  “記住了!”昔日神乎其神的劉參謀的臉上露出了誇張的痛苦。這兩天,劉參謀果然認真多了,連我都覺得那一腳算是沒白挨。

  張副團長對我倒挺客氣。昨天,通信連的兩個電台兵要到前觀位置上去,我跑去請示他,想問問讓他們帶哪些裝具。他對我招招手,說:“來來,我給你講個故事:有一天,兒子撿到了兩分錢,跑來問父親該怎麼辦?父親說:你愛怎麼辦就怎麼辦!”說完,他調頭就走掉了。

  今天,我就聰明多了,有兩件事我打著他的旗號處理了,只到他那兒備個案。他很滿意,盯著我問到:“你對軍中的一套還挺熟嘛!”我說我是在軍營長大的,他聽了點點頭。

  同坑道指揮的,還有炮團的陳團長。這傢伙是個老粗。他有幾句口頭禪:“質量差!”“降低威信!”“你別腰裡別了三把‘壺’——不在乎!不甩乎!不買乎!”他還有許多文學語言。無聊時也看看小人書。昨天,他老婆來了封信,信上說了件她最擔心的事:“……昨晚上我做了個夢,夢見一個持槍的越南女特工在追你,追呀追,可把我急壞了。後來你被她追上了,我一下子嚇醒了……”後來,這信的內容不知怎麼傳出去了,搞得滿坑道的人都知道團長老婆的那個夢。可炮團長卻不在乎,好像他老婆那夢純是出於對他的一片忠心。

  團前指也算是個信息中心,我們那一夥兒士官生的消息,我差不多都得到了。

  今天野戰救護所反映,說這兩天從242下來的傷員包紮都特別好,據說,高地上去了個學醫的大學生排長,很在行。我一猜就是前中醫,立即和他通了話。我對他說,你真是“穿了紅色球衣,要了左邊場地”,跑到全線最危險的高地上去了。他在電話里又來了他的陰陽理論,說什麼陽中有陰,險中有夷,大家都認為險的地方反而就不險。不過,這兩天來,他在陣地上共寫了八封情書,分別寄給他過去的八位女同學,信紙一律採用殘缺的芭蕉葉兒、鳳尾竹葉兒,吃剩的乾糧紙、罐頭商標等陣地特產,以示環境的險惡,妄圖打動那些往昔不曾被他打動過的女性。我在電話里哈哈大笑,笑完,又覺得一陣辛酸,因為那畢竟是全線最危險的高地,儘管它也有短時的平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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