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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萊布尼茨與德國哲學和中國儒家學說,已經到了難分難解的地步。萊布尼茨在數學上的成就,也受到中國易經的啟示。他曾設法從法國傳教士白晉手中得到兩張卦易圖,即《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和《伏羲六十四卦分位圖》,從中研究中國的卦算,認為八卦的排列,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提出數學上的“二進位”思想,由此寫出《論二進位計算》這篇宏文,為數理邏輯和計算機科學的建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的英國劍橋學者李約瑟曾指出:萊布尼茨成為數理邏輯的老前輩,而對其觀念的啟發,則公認來自中國特殊的表意符號的性質。

  萊布尼茨是一位極具遠見卓識的學者,他非常敏感地意識到中西文化交流的巨大意義。他當時就極力建議開展中西文化交流,他曾經寫信給康熙皇帝,建議中國成立科學院,並表示願意鼎力相助。他認為中德兩大民族相互學習,取長補短,都會獲得益處。

  萊布尼茨的深情厚意在今天看來是一件不朽的壯舉,但當時的中國王朝並沒有能夠理解他的良苦用心。西方各國其時正處於農業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過渡的轉型階段,社會經濟和科技文化迅速進步,殖民主義注意力集中在美洲和非洲大陸,對實力雄厚的中國尚未敢有非份之想,對中國採取和平平等的交往態度。國際環境是極其有利的。然而中國社會正處於康乾時期的封建盛世,陶醉在天朝大國、萬邦來朝、唯我獨尊的美好感覺中,對遙遠異域傳來的新鮮信息根本沒能引起重視。西方之於中國,正如充滿活力的新式青年和富有的封建老財,一個積極開拓進取,一個卻依然陳舊。若是中國那顆封建腦瓜能夠清醒一下,認真考慮這位西方聖賢的意見,或許可以注人一股嶄新的活力,繼續在世界文明的軌道領跑。然而十分可惜的是,這顆洋溢著封建文化再也裝不下其他東西的腦瓜斷然予以回絕了。一代明君康熙為了維護滿族的一統江山,以“免得多事”禁止了西方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關閉了中西接觸的大門。中國與一次絕對的近代化機會擦肩而過,令後人扼腕嘆息。

  今天,世界潮流浩浩蕩蕩,中國又一次站在中西交貫的路口,面對三百年失而復得的機會,我們該如何把握?這是一個必須好好回答的問題。

  德國文豪兼思想家歌德,一生也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歌德和他的作品,對於中國廣大讀者來說早已不陌生。本世紀初,我國就開始了對歌德詩歌和小說的譯介。五四時期郭沫若翻譯的《少年維特之煩惱》一問世,牽動了多少少男少女的心。然而,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對歌德創作生涯的影響,卻鮮為國人所知。

  歌德的父親是一個中國文化的崇拜者,歌德自幼即接受中國文化的薰陶,特別是中國的文學和哲學。今天歌德故居二樓的主廳就叫“北京廳”,廳中陳列和布置一如中國民居。歌德通過拉丁文譯本閱讀了《大學》、《中庸》、《論語》等中國經典。他在《威廉.表斯特漫遊時代》中所謂的“教育省”的描寫,其楷模就是孔子的天、地、君、親、師組成的理想國。由於歌德崇敬孔子,深受孔子思想的影響,被德國稱為“魏瑪的孔夫子”。

  通過他的作品、回憶以及和另一位德國文壇巨匠席勒的一些通信,我們知道他讀過《好逑傳》、《花箋記》、《玉嬌梨》、《趙氏孤兒》等中國小說和詩歌,並對這些作品讚嘆不已。歌德在溝通中德文學方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曾沒法將中國的抒情詩移植到德國,他創作的十四首中國風格的抒情詩題名《中德四季晨昏吟詠》,詩中流露了對孔子、老子哲理的傾慕,這些哲理詩形成了中西文學在19世紀初的共鳴。

  中國古代文學對歌德的影響是如此之深,今天歐美有些學者甚至從他的詩歌中逐字逐句找出了中國的影響。

  歌德對中國的倫理道德也佩服得五體投地。他繪聲繪色向別人介紹:“一對鍾情的男女在長期的相愛中貞潔自恃,有一次他們不得不在同一間房裡過夜,就談了一夜的話,誰也不惹誰!”他對中國發達的古代文化仰慕不已:“當中國擁有小說的時候,我們的祖先還在樹林裡生活呢。”

  歌德非常喜歡中國唐詩,曾將唐明皇梅妃所作的《梅妃詩》譯成德文,這是中國舊體詩翻譯成德文的開端。他還將《趙氏孤兒》的故事改編成悲劇,席勒曾對此給予很高的評價。歌德是具有世界眼光的大家,他從中德文化交流中,預見到了民族文學向世界文學發展的前景,發出“世界文學時代己快來臨”的吶喊。由於當時東西天各一方,交通和信息極為困難,歐洲對中國的了解始終是不夠全面和確切的。萊布尼茨和歌德同其他著名思想家、政治家一樣,把西方看作是一個正在發展中的社會,中國則是達到人類文明頂峰的世界,中國文明屬於不能再進一步發展的文明,成為一種“結晶”。

  由於對中國的崇拜和熱愛,他們沒有能清醒地認識到中國傳統文化的不足和缺憾。到19世紀末,歐洲對中國研究的熱潮不可避免地逆轉了。“18世紀初,人們認為中國是人類知識的發源地,但到了世紀之未,希臘人被崇拜為人類最偉大的教師了”。對中國文化態度的轉變,是西方科學文化和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理性選擇。德國的智者在接受中國文化的薰陶之後,他們把觸覺伸向了自己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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