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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爾沒有在人權上給中國製造麻煩，相反，他參觀了平息“6.4事件”的中國軍隊，是1989年以來訪問人民解放軍軍營的第一位西方國家政府首腦。在談到人權時，科爾對江澤民主席說：“聯邦政府認為，在人權問題上關鍵是進行坦誠的對話，以達成共識和制定普遍的人權原則。但要互相尊重，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和不同的文化傳統在制定人權政策和對人權理解上也會有差異。”
◆全面發展友好合作
在中國和西方的關係中，中德關係不像中美、和中日關係那樣有那麼多矛盾，中德關係可以說是碩果纍纍。也許正因為這一點，雙方才倍加珍惜，更看重它的戰略意義和地位。
美國人支持中國的改革開放，但幾乎每一天都在給中國人的對外開放設置障礙，阻撓中國復關就是一例。但德國人顯然比美國真誠。德國願通過接觸，支持中國的開放。他們認為，如果中國被世界孤立，將會對亞洲和世界穩定帶來嚴重的後果。
中國與歐盟關係的發展，德國應記頭功，德國一直積極推動中國與歐盟的合作。科爾指出：“無論在歐盟還是雙邊關係範圍內，德國都主張並將推動歐盟同中國建立更積極的關係”。
另外，德國領導人呂厄還表示：“德國歡迎中國加入地區安全和經濟組織，我們也支持在明智的條件下吸收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在冷戰後的中德關係中，經濟關係是很重要的組織部分，中德經濟關係的現狀及前景使兩國的關係更加緊密。呂厄說：“我們亞太政策的重點是在經濟領域、技術合作領域、通信聯絡和環保領域，以及職業培訓領域、科學和文化領域。”這些領域正是中國在“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中所要重點發展的。
中德兩國經濟的互補性是顯而易見的。德國是一個工業高度發達的國家，資金實力強，技術先進，產品有競爭力，信譽好，但缺乏商品銷售和投資市場。中國是一個正在搞現代化建設的發展中國家，缺少資金和技術，而勞動力便宜，市場廣闊，與德國這個依賴出口貿易的外向型經濟具有很大的互補性，這既符合兩國的利益，又能推動世界經濟的發展。
目前，德國是中國在歐洲最大的貿易夥伴，中國也是德國在亞洲除日本外的最大的貿易夥伴。自1993年9月中德經濟合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在德國舉行以來，兩國之間的貿易和經濟技術合作關係發展相當迅速。科爾執政以來，兩國文化交流逐年深入發展。幾乎年年都有文藝團體互訪，體育交流項目不斷增加，互派留學人員日益增多。足球教練施拉普納和維爾納是不會被中國人忘記的，他們來華是中德文化交流的產物。中德兩國軍事關係逐步恢復正常。1995年10月科爾總理訪華前夕，德國國防部國務秘書舍恩博奴訪華，這標誌著兩國軍事交往重新啟動。科爾總理訪華期間又訪問了“中國軍隊”。科爾提出，為確保今後的國際安全，中德兩國必須加強合作，這為建立兩軍面向未來的新關係開了好頭。
“距離產生美”，這也許適用於國際關係，瓜葛不多的中德兩國，相隔遙遠，冷戰以後則有不少相似的觀點和看法，成為和平與發展的知音。如果說，中德關係還不是全面開花的時期，那麼也可以說是全面播種的時期。中德兩國在高奏和平、友好、合作的主旋律。當然，假如我們傾耳細聽，有時也會有一些不諧之音。
◆不諧之音
人權問題和西藏問題，一直是中國政府的敏感問題。德國社會民主黨外事發言人岡特.費爾霍伊根說：“多年來，科爾在其對華政策中一直迴避人權問題和西藏問題”。
德國政界和新聞界某些人公然聲稱“人權就是干涉”。社民黨代表弗萊穆特.杜沃說，德國納粹時代的歷史表明，在人權問題上需要“外來干涉”。基社盟的一位議員說，中國領導人只懂得“清楚、強有力的語言”。
杜沃說什麼，德國政府總是為了眼前的經濟合同，而犧牲在人權問題上的立場。他以美國為榜樣，要求德國也在經濟與科技合作上，以中國在人權問題上的改善為條件。他聲稱，美國總統在人權問題上立場非常堅定，但美國去年對中國的出口增加13%，而德國在同一時期對中國的出口只增加了3.7%。“抨擊中國的人權並不排斥取得經濟利益”。
德國綠黨一負責人在《世界報》上發表文章說：“政府常常必須根據現實政策的需要來衡量其行動，而議會可以並且應該制定更高的要求。”
瑙曼基金會主席拉奴斯多夫說得更明確，作為民間團體，比政府有更多的活動餘地，瑙曼基金會正是要充分利用這一點。言下之意，政府對中國可以用胡蘿蔔，但民間團體和議會則可以用大棒。除了科爾以外，德國人在西藏問題和人權問題上“捅了太多的漏子”，以致於1996年鬧得沸沸揚揚。
德國統一以後，有人立即就忘了中國人曾經一貫支持德國的統一的立場，做出了過河拆橋的舉動。統一後的第一天，即1990年10月4日，德國總統赫爾佐克在柏林會見達賴喇嘛。10月6日，中國外交部西歐司負責人就此事向德國駐華大使提出嚴正交涉，指出，德總統會見鼓吹西藏獨立，從事分裂中國活動的達賴，嚴重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違背了德國政府一再宣稱的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的立場，違背了互不干涉內政的國際關係準則，給正在改善的兩國關係帶來損害。要求德國政府以大局為重，採取切實措施，防止類似的事情發生。但就在同月的31日，德國議會又通過決議，誣指中國在西藏侵犯人權。對此，中國駐德國大使不得不致信德國議會領導人，予以批駁。
◆全面發展友好合作
在中國和西方的關係中，中德關係不像中美、和中日關係那樣有那麼多矛盾，中德關係可以說是碩果纍纍。也許正因為這一點，雙方才倍加珍惜，更看重它的戰略意義和地位。
美國人支持中國的改革開放，但幾乎每一天都在給中國人的對外開放設置障礙，阻撓中國復關就是一例。但德國人顯然比美國真誠。德國願通過接觸，支持中國的開放。他們認為，如果中國被世界孤立，將會對亞洲和世界穩定帶來嚴重的後果。
中國與歐盟關係的發展，德國應記頭功，德國一直積極推動中國與歐盟的合作。科爾指出：“無論在歐盟還是雙邊關係範圍內，德國都主張並將推動歐盟同中國建立更積極的關係”。
另外，德國領導人呂厄還表示：“德國歡迎中國加入地區安全和經濟組織，我們也支持在明智的條件下吸收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在冷戰後的中德關係中，經濟關係是很重要的組織部分，中德經濟關係的現狀及前景使兩國的關係更加緊密。呂厄說：“我們亞太政策的重點是在經濟領域、技術合作領域、通信聯絡和環保領域，以及職業培訓領域、科學和文化領域。”這些領域正是中國在“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中所要重點發展的。
中德兩國經濟的互補性是顯而易見的。德國是一個工業高度發達的國家，資金實力強，技術先進，產品有競爭力，信譽好，但缺乏商品銷售和投資市場。中國是一個正在搞現代化建設的發展中國家，缺少資金和技術，而勞動力便宜，市場廣闊，與德國這個依賴出口貿易的外向型經濟具有很大的互補性，這既符合兩國的利益，又能推動世界經濟的發展。
目前，德國是中國在歐洲最大的貿易夥伴，中國也是德國在亞洲除日本外的最大的貿易夥伴。自1993年9月中德經濟合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在德國舉行以來，兩國之間的貿易和經濟技術合作關係發展相當迅速。科爾執政以來，兩國文化交流逐年深入發展。幾乎年年都有文藝團體互訪，體育交流項目不斷增加，互派留學人員日益增多。足球教練施拉普納和維爾納是不會被中國人忘記的，他們來華是中德文化交流的產物。中德兩國軍事關係逐步恢復正常。1995年10月科爾總理訪華前夕，德國國防部國務秘書舍恩博奴訪華，這標誌著兩國軍事交往重新啟動。科爾總理訪華期間又訪問了“中國軍隊”。科爾提出，為確保今後的國際安全，中德兩國必須加強合作，這為建立兩軍面向未來的新關係開了好頭。
“距離產生美”，這也許適用於國際關係，瓜葛不多的中德兩國，相隔遙遠，冷戰以後則有不少相似的觀點和看法，成為和平與發展的知音。如果說，中德關係還不是全面開花的時期，那麼也可以說是全面播種的時期。中德兩國在高奏和平、友好、合作的主旋律。當然，假如我們傾耳細聽，有時也會有一些不諧之音。
◆不諧之音
人權問題和西藏問題，一直是中國政府的敏感問題。德國社會民主黨外事發言人岡特.費爾霍伊根說：“多年來，科爾在其對華政策中一直迴避人權問題和西藏問題”。
德國政界和新聞界某些人公然聲稱“人權就是干涉”。社民黨代表弗萊穆特.杜沃說，德國納粹時代的歷史表明，在人權問題上需要“外來干涉”。基社盟的一位議員說，中國領導人只懂得“清楚、強有力的語言”。
杜沃說什麼，德國政府總是為了眼前的經濟合同，而犧牲在人權問題上的立場。他以美國為榜樣，要求德國也在經濟與科技合作上，以中國在人權問題上的改善為條件。他聲稱，美國總統在人權問題上立場非常堅定，但美國去年對中國的出口增加13%，而德國在同一時期對中國的出口只增加了3.7%。“抨擊中國的人權並不排斥取得經濟利益”。
德國綠黨一負責人在《世界報》上發表文章說：“政府常常必須根據現實政策的需要來衡量其行動，而議會可以並且應該制定更高的要求。”
瑙曼基金會主席拉奴斯多夫說得更明確，作為民間團體，比政府有更多的活動餘地，瑙曼基金會正是要充分利用這一點。言下之意，政府對中國可以用胡蘿蔔，但民間團體和議會則可以用大棒。除了科爾以外，德國人在西藏問題和人權問題上“捅了太多的漏子”，以致於1996年鬧得沸沸揚揚。
德國統一以後，有人立即就忘了中國人曾經一貫支持德國的統一的立場，做出了過河拆橋的舉動。統一後的第一天，即1990年10月4日，德國總統赫爾佐克在柏林會見達賴喇嘛。10月6日，中國外交部西歐司負責人就此事向德國駐華大使提出嚴正交涉，指出，德總統會見鼓吹西藏獨立，從事分裂中國活動的達賴，嚴重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違背了德國政府一再宣稱的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的立場，違背了互不干涉內政的國際關係準則，給正在改善的兩國關係帶來損害。要求德國政府以大局為重，採取切實措施，防止類似的事情發生。但就在同月的31日，德國議會又通過決議，誣指中國在西藏侵犯人權。對此，中國駐德國大使不得不致信德國議會領導人，予以批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