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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留下來呢，逃跑呢，還是到法院申訴呢?時間快沒有了。再過幾周，召令肯定會下達的。我不由地覺得脊梁骨上有一種難耐的感覺，似乎什麼人在一聲不響地鋸我的腎臟。
同類相食。本世紀初，古人類學家在北京東南25英里龍骨山的周口店，發掘了一個洞穴，發現了北京人(Pithacanthro-pus Pekinensis)的顱骨化石。頭蓋骨是從底部斷裂下來的。這使得龍骨山發掘工作指揮弗蘭茲·魏登里希推測，北京人是食人肉者。北京人殺掉同類，從頭蓋骨底部的開口把受害者的腦漿吸出來，燒熟了享宴一番——現場還有爐子和木炭——然後把頭蓋骨當做戰利品放在洞穴中。吃敵人的肉來吸收他的技藝、力量、知識、成就和美德。
人類花了50萬年的時間，才從同類相食的習性中掙扎出來。然而我們並沒有丟掉往昔的渴求，對嗎?吞噬那些比你年輕、健壯、敏捷的人，以圖有所收益，依然是心安理得的。我們僅僅是改進了技術而已。因此，他們現在生吃我們，那些老傢伙，他們把我們吞下去，吞下一個器官又一個悸動著的器官。這難道算是改善?
起碼來說，北京人還是把肉煮熟了來吃的。
在我們美好的新社會裡，大家都平等地分享醫學成果。那些身立功勳的年長公民，不必慮及他們的美德和聲望將只會以冰冷的墓穴作為報答——我們一直在讚美著墓穴。所有的人對於器官徵募都非常高興——當然，幾個掃興的被徵募者例外。
棘手的是優先權問題。誰得到貯存的器官呢?他們有一套精心炮製的系統，以便規定各種等級。假如利用一台大的計算機進行抽籤，就能保證絕對的、神奇的公正。你用優秀的工作成績獲得拯救，職業上的成績或者日常生活中的善行，使你獲得沿階梯把你推上去，一直達到最高優先等級，達到4-G或者更高的分數。毋庸置疑，分級系統是不偏不倚的，也是公正地分級的。可是，這種分級究竟是合理的嗎?它為什麼人的需求服務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1943年，北非的美國軍事人員，缺乏新發明的藥物青黴素。有兩部分士兵需要用它治療：在戰鬥中負傷而感染的士兵和生性病的士兵。一名低級醫官出於顯然的道德原則，決定負傷的英雄比放縱自己的梅毒患者更需要治療。但是，責任醫官否決了他的決定。他說，如果治療性病患者，那他們會更快地恢復健康投入戰鬥。此外，倘若他們得不到治療，他們就會成為進一步傳染的媒介。於是，他把青黴素投給了性病患者，讓負傷的士兵躺在床上痛苦呻吟。戰場上的邏輯是不可變更，也是不容置疑的。
生命的巨大鎖鏈。小浮游生物為大浮游生物吞食，大浮游生物是小魚的犧牲品，而小魚又是大魚的犧牲品，由此類推直至金槍魚、海豚和鯊魚。我吃海豚的肉，因而健壯，朝氣蓬勃，養肥了自己，並且在充滿活力的器官中將精力貯存起來。可是我又被枯萎凋謝的長者所吃掉。一切生命都聯繫在一起。我看到了我的歸宿。
早先，被植器官受到的排斥反映是一大難題。這是多大的浪費!軀體不能夠區分異體的卻是有益的器官和一個入侵的、敵對的微生物。稱之謂免疫反應的機制被調動起來，去驅逐入侵者。在入侵時刻，酶起了作用，進行了旨在撕碎、溶化異物的局部戰爭。白血球經由循環系統大量進入戰鬥，警覺的吞噬細胞向前挺進。從淋巴網絡開來了抗體，這是一種高能蛋白質飛彈。
在器官移植技術發展之前，必須找到抵制免疫反應的措施。藥物、放射線治療和代謝作用休克——非此即彼。
器官排斥反應早就被克服了。可是，我卻不能克服我的徵募排斥反應。年邁、貪婪的立法者，我排斥你們，也排斥你們的立法。
我的應召通知下達了。就在今天。他們需要我的一隻腎臟。這是一種司空見慣的要求。
“你很幸運，”吃午飯的時候有人說，“他們本來可以要一葉肺的。”
我和凱特到蔥寵晶瑩的山間散步，佇立在盛開的夾竹桃、蕪萎和雞蛋花叢中。生活著，呼吸著這種芬芳，把身體暴露在燦爛的陽光下是多麼的美好!她的皮膚黃褐發光。她的美麗使我啜泣。她不能倖免，我們誰也不能倖免。首先是我，然後就輪到她?或許她在我前面吧?他們從那兒下刀呢?在她平滑滾圓的背上?還是在她平坦結實的腹部?
我能夠瞥見高尚的神父站在聖壇上。黎明的第一道光輝，把他的身影投射在她身上。高舉起來的手裡握著黑曜岩的刀子，可怕地閃著火一般的光焰。唱詩班對血神唱出了不協調的讚美詩。刀子在往下落。
這是我逃出邊境的最後機會。我整整一夜沒有睡覺，權衡著得失。我沒有上訴的希望。逃跑使我嘴裡覺得不是滋味。父親、朋友，甚至凱特也說留下吧，留下吧，留下吧，要臨危不懼。這是抉擇的時刻。
我難道當真還有選擇的餘地嗎?沒有選擇的餘地了。一旦到了時候，我就乖乖兒地投降。
我向器官移植廳報了到，三小時後進行徵募捐獻手術。
“說到底，”他不動聲色地說，“一隻腎有什麼了不起。”
你曉得，我還有另一隻呢。如果那一隻發生故障，在任何情況下我都能替換它。我將獲得6-A優先受植者的地位。我明白優先系統在發生什麼情況，我還是保護自己為好。
同類相食。本世紀初，古人類學家在北京東南25英里龍骨山的周口店，發掘了一個洞穴，發現了北京人(Pithacanthro-pus Pekinensis)的顱骨化石。頭蓋骨是從底部斷裂下來的。這使得龍骨山發掘工作指揮弗蘭茲·魏登里希推測，北京人是食人肉者。北京人殺掉同類，從頭蓋骨底部的開口把受害者的腦漿吸出來，燒熟了享宴一番——現場還有爐子和木炭——然後把頭蓋骨當做戰利品放在洞穴中。吃敵人的肉來吸收他的技藝、力量、知識、成就和美德。
人類花了50萬年的時間，才從同類相食的習性中掙扎出來。然而我們並沒有丟掉往昔的渴求，對嗎?吞噬那些比你年輕、健壯、敏捷的人，以圖有所收益，依然是心安理得的。我們僅僅是改進了技術而已。因此，他們現在生吃我們，那些老傢伙，他們把我們吞下去，吞下一個器官又一個悸動著的器官。這難道算是改善?
起碼來說，北京人還是把肉煮熟了來吃的。
在我們美好的新社會裡，大家都平等地分享醫學成果。那些身立功勳的年長公民，不必慮及他們的美德和聲望將只會以冰冷的墓穴作為報答——我們一直在讚美著墓穴。所有的人對於器官徵募都非常高興——當然，幾個掃興的被徵募者例外。
棘手的是優先權問題。誰得到貯存的器官呢?他們有一套精心炮製的系統，以便規定各種等級。假如利用一台大的計算機進行抽籤，就能保證絕對的、神奇的公正。你用優秀的工作成績獲得拯救，職業上的成績或者日常生活中的善行，使你獲得沿階梯把你推上去，一直達到最高優先等級，達到4-G或者更高的分數。毋庸置疑，分級系統是不偏不倚的，也是公正地分級的。可是，這種分級究竟是合理的嗎?它為什麼人的需求服務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1943年，北非的美國軍事人員，缺乏新發明的藥物青黴素。有兩部分士兵需要用它治療：在戰鬥中負傷而感染的士兵和生性病的士兵。一名低級醫官出於顯然的道德原則，決定負傷的英雄比放縱自己的梅毒患者更需要治療。但是，責任醫官否決了他的決定。他說，如果治療性病患者，那他們會更快地恢復健康投入戰鬥。此外，倘若他們得不到治療，他們就會成為進一步傳染的媒介。於是，他把青黴素投給了性病患者，讓負傷的士兵躺在床上痛苦呻吟。戰場上的邏輯是不可變更，也是不容置疑的。
生命的巨大鎖鏈。小浮游生物為大浮游生物吞食，大浮游生物是小魚的犧牲品，而小魚又是大魚的犧牲品，由此類推直至金槍魚、海豚和鯊魚。我吃海豚的肉，因而健壯，朝氣蓬勃，養肥了自己，並且在充滿活力的器官中將精力貯存起來。可是我又被枯萎凋謝的長者所吃掉。一切生命都聯繫在一起。我看到了我的歸宿。
早先，被植器官受到的排斥反映是一大難題。這是多大的浪費!軀體不能夠區分異體的卻是有益的器官和一個入侵的、敵對的微生物。稱之謂免疫反應的機制被調動起來，去驅逐入侵者。在入侵時刻，酶起了作用，進行了旨在撕碎、溶化異物的局部戰爭。白血球經由循環系統大量進入戰鬥，警覺的吞噬細胞向前挺進。從淋巴網絡開來了抗體，這是一種高能蛋白質飛彈。
在器官移植技術發展之前，必須找到抵制免疫反應的措施。藥物、放射線治療和代謝作用休克——非此即彼。
器官排斥反應早就被克服了。可是，我卻不能克服我的徵募排斥反應。年邁、貪婪的立法者，我排斥你們，也排斥你們的立法。
我的應召通知下達了。就在今天。他們需要我的一隻腎臟。這是一種司空見慣的要求。
“你很幸運，”吃午飯的時候有人說，“他們本來可以要一葉肺的。”
我和凱特到蔥寵晶瑩的山間散步，佇立在盛開的夾竹桃、蕪萎和雞蛋花叢中。生活著，呼吸著這種芬芳，把身體暴露在燦爛的陽光下是多麼的美好!她的皮膚黃褐發光。她的美麗使我啜泣。她不能倖免，我們誰也不能倖免。首先是我，然後就輪到她?或許她在我前面吧?他們從那兒下刀呢?在她平滑滾圓的背上?還是在她平坦結實的腹部?
我能夠瞥見高尚的神父站在聖壇上。黎明的第一道光輝，把他的身影投射在她身上。高舉起來的手裡握著黑曜岩的刀子，可怕地閃著火一般的光焰。唱詩班對血神唱出了不協調的讚美詩。刀子在往下落。
這是我逃出邊境的最後機會。我整整一夜沒有睡覺，權衡著得失。我沒有上訴的希望。逃跑使我嘴裡覺得不是滋味。父親、朋友，甚至凱特也說留下吧，留下吧，留下吧，要臨危不懼。這是抉擇的時刻。
我難道當真還有選擇的餘地嗎?沒有選擇的餘地了。一旦到了時候，我就乖乖兒地投降。
我向器官移植廳報了到，三小時後進行徵募捐獻手術。
“說到底，”他不動聲色地說，“一隻腎有什麼了不起。”
你曉得，我還有另一隻呢。如果那一隻發生故障，在任何情況下我都能替換它。我將獲得6-A優先受植者的地位。我明白優先系統在發生什麼情況，我還是保護自己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