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頁
我在大學當了一年的反器官徵募運動主席。我們是軀體神聖聯盟在國內組織的第6個或第7個地方分會，是名副其實的積極分子。主要活動是在器官徵募委員會辦公室前面來回遊行，舉著的標語牌上寫著：
衛護腎的機能和：
軀體是人的堡壘以及：
徵募器官的權力
即毀滅生命的權力
可是，我從來沒有採取過像用炸彈炸掉器官移植中心啦，或者劫持冷藏卡車啦等暴力行動。和平鼓動，這就是我們的格言。一次，有兩個成員想讓我們轉而採取更加激烈的方針，我便做了兩個小時的即席發言，申明採取穩健行動的理由。不消說，我一達到了條件，便被徵募了。
“我理解你對徵募所抱的敵對情緒，”我的大學顧問說，“為交出軀體上的重要器官而感到不安，當然是正常的現象。但是，你應當考慮到它所帶來的補償的有科條件。一旦你獻出了一個器官，你就會列入6-A等級，成為優先受植者，並且永遠載入6.A花名冊。你當然懂得，這意味著即使你個人和職業上其他資歷並不符合標準(比方說，你的前程不能達到預定的目標而淪為體力勞動者)，一旦你自己需要器官移植的話，你就會自然而然地有權利享受器官移植。一般說來，如果你得了心臟病。你不會首先得到惠顧的，但是，你的優先受植者的地位將解救你。你將得到再生，我的孩子。”
我指出了這件事所固有的謬誤。隨著應徵者人數的增加——這將會囊括人口的大部分甚至全部人口——最後，每個人都由於供獻器官而取得6-A優先受植者的地位，優先受植者一語就失去了任何意義，這又有什麼用呢?獻過器官者的健康惡化時，每個人都會把賭注押在器官移植權利上面，這終將導致可供移植器官的短缺。到時候，他們為了在6-A等級中決定誰先誰後，不得不根據個人以及職業上的成就來排順序。我們就又會回到現在的地位了。
腎臟同種異體移植前和移植後頭4個月內，接受抗淋巴細胞球蛋白(ALG)療法的患者的病程。供獻器官者是患者的兄長。沒有出現早期排斥反應。手術後40天開始強的松治療。球蛋白治療停止後，不知不覺地突然出現了後期排斥反應。對這一反應進行了類固醇治療，劑量在維持量內緩慢增加。這種治療，在20例接受ALG治療的家族內植片受植患者中，僅有2例推遲了併發症的發生。在對其後的病例觀察中，其比率之低大致相同。(原載《婦產科學》126期，1968年，第1023頁，經准許摘引如上。)
於是，今天我準時到了器官移植廳，進行身體檢查。我的幾位朋友認為我前去報到是一種失策。他們說，如果你想抵制，那就應該在這一過程的每一環節上進行抵制。用純粹理想的(和意識形態的)話來說，我覺得他們的話是對的。等著讓他們說：“我們需要你的腎臟，年輕人。”到那時候，如果我最終選擇了抵制這一條路的話，我就可以抵制。(我為什麼左右搖擺呢?難道我不是完全相信整個器官徵募制度是不公平的嗎?我不曉得是否公平。我甚至確定不了我是否在搖擺不定。前去報到體檢並不當真就是出賣給這一制度。)我終於去了。他們用手叩叩這裡。用X光照照那裡，又瞧瞧別的地方。請張開嘴巴。請彎腰。請咳嗽。請伸出左臂。他們叫我在一套診斷機前面走過，我站在那裡等著紅燈閃光——歪一歪，走吧!——然而，像預料的那樣，我的健康情況完好，合乎應徵條件。之後，我見到凱特，我們手拉手在公園裡漫步，觀看落日的餘暉，商量著一旦下達了召令，而且真的下達召令時，我該怎麼辦。真的?那是痴心妄想，小伙子!
如果叫到你的號碼的話，那麼你就會免除服役，他們就會特別獎賞你，每年少納750美元的稅款。太妙了! 至本書目錄上一頁下一頁收藏本書
他們引以自豪的另一件事情，是不成雙器官的自願捐獻計劃。這與徵募毫無關係。徵募——起碼到目前為止——只是徵用成雙的器官，即獻出之後不會危及生命的器官。過去20年以來，隨便走進美國哪一家醫院，簽署一張簡單的讓渡書，就可以讓外科大夫給你開刀。眼睛、肺臟、心臟、腸子、胰腺、肝臟——任何器官，你全都可以給他們。這種辦法常常稱為較為單純時代的自殺。特別是在勞動力短缺的時代，它遭到了社會的反對。現在我們勞動力過剩了，儘管從本世紀中葉以來，我們的人口增長十分緩慢，而取代勞動力的機械化裝置和過程的發展，卻相當迅速，甚至成幾次冪地發展。因此，這種自願全部捐獻被認為是對社會最有效的功績。它把年輕的健康軀體從勞動大軍中除去，同時還保證了年長的政治家主要器官的供應不會相對減少。當然你要自願捐獻的話，那你必定是發了瘋，可是在我們社會裡，從來不缺少瘋子。
如果憑了某種僥倖，你在21歲的時候並沒有被徵募，那你就安全了。人們告訴我，確有一些人進出過羅網。現在在全部徵募庫中，我們的人數超過了需要移植的患者。可是比率在迅速地變化。相對來說，徵募立法還是比較新的立法。不久，他們就會使合格的應徵者庫趨於枯竭，那時又怎麼辦呢?如今出生率低下;潛在的應徵者數目有限。死亡率則更加低下;而對器官的需求則是無休無止的。如果我要活下去，那我只能給你一隻腎;可是，由於你不斷地活下去，可能不只需要一次腎移植。一些受植者可能需要五六副腎和肺，直到他們最後活到170歲左右，再也沒有希望進行修補為止。又由於器官捐獻者在生命後期也開始徵用器官，對21歲以下的人群的壓力甚至會更大。需要移植者的人數將超過能夠捐獻器官的人數，應徵者庫中的每一個人都要受到宰割。然後呢?唔，他們就把應徵年齡降低到17歲，或者16歲，甚至降到14歲。即使如此，那也只是短期的解決辦法。捐獻的器官遲早會不夠分配的。
衛護腎的機能和：
軀體是人的堡壘以及：
徵募器官的權力
即毀滅生命的權力
可是，我從來沒有採取過像用炸彈炸掉器官移植中心啦，或者劫持冷藏卡車啦等暴力行動。和平鼓動，這就是我們的格言。一次，有兩個成員想讓我們轉而採取更加激烈的方針，我便做了兩個小時的即席發言，申明採取穩健行動的理由。不消說，我一達到了條件，便被徵募了。
“我理解你對徵募所抱的敵對情緒，”我的大學顧問說，“為交出軀體上的重要器官而感到不安，當然是正常的現象。但是，你應當考慮到它所帶來的補償的有科條件。一旦你獻出了一個器官，你就會列入6-A等級，成為優先受植者，並且永遠載入6.A花名冊。你當然懂得，這意味著即使你個人和職業上其他資歷並不符合標準(比方說，你的前程不能達到預定的目標而淪為體力勞動者)，一旦你自己需要器官移植的話，你就會自然而然地有權利享受器官移植。一般說來，如果你得了心臟病。你不會首先得到惠顧的，但是，你的優先受植者的地位將解救你。你將得到再生，我的孩子。”
我指出了這件事所固有的謬誤。隨著應徵者人數的增加——這將會囊括人口的大部分甚至全部人口——最後，每個人都由於供獻器官而取得6-A優先受植者的地位，優先受植者一語就失去了任何意義，這又有什麼用呢?獻過器官者的健康惡化時，每個人都會把賭注押在器官移植權利上面，這終將導致可供移植器官的短缺。到時候，他們為了在6-A等級中決定誰先誰後，不得不根據個人以及職業上的成就來排順序。我們就又會回到現在的地位了。
腎臟同種異體移植前和移植後頭4個月內，接受抗淋巴細胞球蛋白(ALG)療法的患者的病程。供獻器官者是患者的兄長。沒有出現早期排斥反應。手術後40天開始強的松治療。球蛋白治療停止後，不知不覺地突然出現了後期排斥反應。對這一反應進行了類固醇治療，劑量在維持量內緩慢增加。這種治療，在20例接受ALG治療的家族內植片受植患者中，僅有2例推遲了併發症的發生。在對其後的病例觀察中，其比率之低大致相同。(原載《婦產科學》126期，1968年，第1023頁，經准許摘引如上。)
於是，今天我準時到了器官移植廳，進行身體檢查。我的幾位朋友認為我前去報到是一種失策。他們說，如果你想抵制，那就應該在這一過程的每一環節上進行抵制。用純粹理想的(和意識形態的)話來說，我覺得他們的話是對的。等著讓他們說：“我們需要你的腎臟，年輕人。”到那時候，如果我最終選擇了抵制這一條路的話，我就可以抵制。(我為什麼左右搖擺呢?難道我不是完全相信整個器官徵募制度是不公平的嗎?我不曉得是否公平。我甚至確定不了我是否在搖擺不定。前去報到體檢並不當真就是出賣給這一制度。)我終於去了。他們用手叩叩這裡。用X光照照那裡，又瞧瞧別的地方。請張開嘴巴。請彎腰。請咳嗽。請伸出左臂。他們叫我在一套診斷機前面走過，我站在那裡等著紅燈閃光——歪一歪，走吧!——然而，像預料的那樣，我的健康情況完好，合乎應徵條件。之後，我見到凱特，我們手拉手在公園裡漫步，觀看落日的餘暉，商量著一旦下達了召令，而且真的下達召令時，我該怎麼辦。真的?那是痴心妄想，小伙子!
如果叫到你的號碼的話，那麼你就會免除服役，他們就會特別獎賞你，每年少納750美元的稅款。太妙了! 至本書目錄上一頁下一頁收藏本書
他們引以自豪的另一件事情，是不成雙器官的自願捐獻計劃。這與徵募毫無關係。徵募——起碼到目前為止——只是徵用成雙的器官，即獻出之後不會危及生命的器官。過去20年以來，隨便走進美國哪一家醫院，簽署一張簡單的讓渡書，就可以讓外科大夫給你開刀。眼睛、肺臟、心臟、腸子、胰腺、肝臟——任何器官，你全都可以給他們。這種辦法常常稱為較為單純時代的自殺。特別是在勞動力短缺的時代，它遭到了社會的反對。現在我們勞動力過剩了，儘管從本世紀中葉以來，我們的人口增長十分緩慢，而取代勞動力的機械化裝置和過程的發展，卻相當迅速，甚至成幾次冪地發展。因此，這種自願全部捐獻被認為是對社會最有效的功績。它把年輕的健康軀體從勞動大軍中除去，同時還保證了年長的政治家主要器官的供應不會相對減少。當然你要自願捐獻的話，那你必定是發了瘋，可是在我們社會裡，從來不缺少瘋子。
如果憑了某種僥倖，你在21歲的時候並沒有被徵募，那你就安全了。人們告訴我，確有一些人進出過羅網。現在在全部徵募庫中，我們的人數超過了需要移植的患者。可是比率在迅速地變化。相對來說，徵募立法還是比較新的立法。不久，他們就會使合格的應徵者庫趨於枯竭，那時又怎麼辦呢?如今出生率低下;潛在的應徵者數目有限。死亡率則更加低下;而對器官的需求則是無休無止的。如果我要活下去，那我只能給你一隻腎;可是，由於你不斷地活下去，可能不只需要一次腎移植。一些受植者可能需要五六副腎和肺，直到他們最後活到170歲左右，再也沒有希望進行修補為止。又由於器官捐獻者在生命後期也開始徵用器官，對21歲以下的人群的壓力甚至會更大。需要移植者的人數將超過能夠捐獻器官的人數，應徵者庫中的每一個人都要受到宰割。然後呢?唔，他們就把應徵年齡降低到17歲，或者16歲，甚至降到14歲。即使如此，那也只是短期的解決辦法。捐獻的器官遲早會不夠分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