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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場政治運動的魯迅喪事(3)
“要把葬禮搞成一個運動”1936年10月19日晨五時許，魯迅病逝。關於魯迅喪事，有許許多多的介紹。這裡，我們選取馮雪峰、宋慶齡、夏衍和胡子嬰的回憶。
1936年4月，馮雪峰以中共中央的“欽差大臣”身份，從陝北來到上海，領導上海的地下黨工作。一到上海，馮雪峰就與魯迅密切接觸。馮雪峰迴憶說，魯迅逝世後30分鐘，他就趕到了，“不久宋（慶齡）先生就到了，當即商量成立了治喪委員會------毛澤東同志的名字也是列在治喪委員會裡面的，此外是宋慶齡、蔡元培、沈鈞儒、茅盾等先生，還有其他幾個人；但毛澤東同志的名字，當時除了一個報紙曾披露過一次以外，其他報紙都不敢披露；後來，我看見別人記錄魯迅先生喪事的文章，也沒有把毛澤東同志的名字列入，這是因為當時上海是在反動國民黨政權統治之下的緣故。第二天，我黨中央的弔唁的電報就到上海了------我是遵奉我黨的指派去參與喪事的處理的，但我只能藏在周建人先生的家裡同沈鈞儒先生以及許廣平先生、周建人先生等商量問題，連出殯我都不可能參加。”（7）宋慶齡則這樣回憶：“------一天早晨，我忽然接到馮雪峰的電話，在魯迅家我曾見過馮一面。當我這次去魯迅家裡，馮同我走進臥房，只見這位偉大的革命家，躺在床上溘然長逝了。他夫人許廣平正在床邊哭泣。”“馮雪峰對我說，他不知怎樣料理這個喪事，並且說如果他出面就必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殺害。當時我想到一位律師，他就是年邁的沈鈞儒。我立即到沈的律師辦事處，要求他幫助向虹橋公墓買一塊墓地。沈一口答應，並馬上去辦理。”（8）夏衍其時是中共在文化界的領導者之一，他這樣回憶：“不幸的事終於到來了。兩天之後，我正在吃早飯，章漢夫急匆匆地打電話給我，說魯迅先生在這天清晨去世了，要我立即到周揚家去。------當天晚上，我和漢夫又去找了沙千里，知道喪事已由宋慶齡和沈鈞儒在主持，並說馮雪峰已向黨中央發了電報。治喪委員會的名單也已由雪峰和許廣平商定，還決定停靈在萬國殯儀館，定於十月二十三日出殯（按：實為22日）。”“在宋慶齡幫助下，商定了魯迅治喪委員會名單，------在商定名單時，馮雪峰提了毛澤東的名字，宋慶齡也表示同意，但當時一般報紙都不敢刊登，只有日文的《上海日日新聞》在這一報導的副題中特地標明毛澤東也是治喪委員會委員。”（9）胡子嬰是當時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的理事會總幹事和婦女救國會的領導者之一，她回憶說：“一九三六年十月魯迅先生逝世，上海各界聯合會決定為魯迅先生舉行葬禮。當天，我們婦女救國會正在史良家開會，我接到宋慶齡的電話，告訴我這個噩耗，並說魯迅先生的遺體將送到萬國殯儀館，要把葬禮搞成一個運動。”（10）綜合這幾人的回憶，可推斷出魯迅喪事的“決策”過程，也可看出其中的疑問：一、馮雪峰來到魯迅家中，見魯迅已逝世，他來不及悲傷，立刻思量喪事該如何辦的問題。而他立即打電話通知宋慶齡，說明他此刻頭腦是很清醒的，的確具備地下黨高層領導的素質。他與其說是通知宋慶齡來弔唁，毋寧說是要宋慶齡儘快趕來商量喪事，或者說，是要宋慶齡趕來“接受任務”。馮希望宋慶齡等人出面主持喪事，宋答應了，並“立即”赴沈鈞儒律師辦事處，請沈代購墓地。
二、在宋慶齡離開魯迅寓所去托沈購買墓地時，馮雪峰也應該離開了魯迅寓所，去向其時在陝北保安的中共中央發電報，報告魯迅逝世並請示如何應對，而中共中央也立即回電，對喪事做了指示。這裡的疑問是，治喪委員會名單的商定是在中共中央的指示到來之前還是在此之後。宋慶齡並未談及商定名單事，只說在馮雪峰希望由她出面主持喪事後，她“立即”去找沈鈞儒，似乎名單的商定是稍後的事。而馮雪峰則回憶說在宋慶齡聞訊趕來後，“當即”商定了治喪委員會名單。如果名單商定是在中共中央指示到來之前，那就意味著馮雪峰提議毛澤東列名治喪委員會是自作主張；如果是在指示到來之後，那馮雪峰很可能就只是奉命行事。不過，不管是馮雪峰自作主張還是奉命行事，提議將毛澤東列名魯迅治喪委員會，都是十分高明的一步棋。中共在國民黨統治區發動各種各樣的“救國運動”，意在“逼蔣抗日”。而“逼蔣抗日”的真正目的是“逼蔣聯（容）共”，是迫使蔣介石停止對共產黨的圍剿，並承認共產黨及其武裝存在的合法性。儘管面臨很大的壓力，蔣介石在此時仍然不肯讓步，仍然視共產黨及其武裝為“匪”並視毛澤東為“匪首”，仍然想著要“滅此朝食”。此時讓毛澤東以魯迅治喪委員的名義出現在各種報紙上，就會給國民黨出一個大大的難題。如果不予理睬，就等於承認毛澤東和共產黨存在的合法化。但魯迅喪事，就其本義來說，與政治無關，“治喪”本身也不是一種政治行為，即便毛澤東在國民黨眼裡是“匪首”，他也有哀悼魯迅和為魯迅治喪的權利，國民黨如果對刊有毛澤東名字的報紙嚴加追究，又有些師出無名，並且很失人心。令馮雪峰們遺憾的是，各種報紙都感到了茲事體大，以致於此招未能成功。從此事也可看出，在魯迅喪事上，馮雪峰們是很善於算政治帳的。
“要把葬禮搞成一個運動”1936年10月19日晨五時許，魯迅病逝。關於魯迅喪事，有許許多多的介紹。這裡，我們選取馮雪峰、宋慶齡、夏衍和胡子嬰的回憶。
1936年4月，馮雪峰以中共中央的“欽差大臣”身份，從陝北來到上海，領導上海的地下黨工作。一到上海，馮雪峰就與魯迅密切接觸。馮雪峰迴憶說，魯迅逝世後30分鐘，他就趕到了，“不久宋（慶齡）先生就到了，當即商量成立了治喪委員會------毛澤東同志的名字也是列在治喪委員會裡面的，此外是宋慶齡、蔡元培、沈鈞儒、茅盾等先生，還有其他幾個人；但毛澤東同志的名字，當時除了一個報紙曾披露過一次以外，其他報紙都不敢披露；後來，我看見別人記錄魯迅先生喪事的文章，也沒有把毛澤東同志的名字列入，這是因為當時上海是在反動國民黨政權統治之下的緣故。第二天，我黨中央的弔唁的電報就到上海了------我是遵奉我黨的指派去參與喪事的處理的，但我只能藏在周建人先生的家裡同沈鈞儒先生以及許廣平先生、周建人先生等商量問題，連出殯我都不可能參加。”（7）宋慶齡則這樣回憶：“------一天早晨，我忽然接到馮雪峰的電話，在魯迅家我曾見過馮一面。當我這次去魯迅家裡，馮同我走進臥房，只見這位偉大的革命家，躺在床上溘然長逝了。他夫人許廣平正在床邊哭泣。”“馮雪峰對我說，他不知怎樣料理這個喪事，並且說如果他出面就必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殺害。當時我想到一位律師，他就是年邁的沈鈞儒。我立即到沈的律師辦事處，要求他幫助向虹橋公墓買一塊墓地。沈一口答應，並馬上去辦理。”（8）夏衍其時是中共在文化界的領導者之一，他這樣回憶：“不幸的事終於到來了。兩天之後，我正在吃早飯，章漢夫急匆匆地打電話給我，說魯迅先生在這天清晨去世了，要我立即到周揚家去。------當天晚上，我和漢夫又去找了沙千里，知道喪事已由宋慶齡和沈鈞儒在主持，並說馮雪峰已向黨中央發了電報。治喪委員會的名單也已由雪峰和許廣平商定，還決定停靈在萬國殯儀館，定於十月二十三日出殯（按：實為22日）。”“在宋慶齡幫助下，商定了魯迅治喪委員會名單，------在商定名單時，馮雪峰提了毛澤東的名字，宋慶齡也表示同意，但當時一般報紙都不敢刊登，只有日文的《上海日日新聞》在這一報導的副題中特地標明毛澤東也是治喪委員會委員。”（9）胡子嬰是當時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的理事會總幹事和婦女救國會的領導者之一，她回憶說：“一九三六年十月魯迅先生逝世，上海各界聯合會決定為魯迅先生舉行葬禮。當天，我們婦女救國會正在史良家開會，我接到宋慶齡的電話，告訴我這個噩耗，並說魯迅先生的遺體將送到萬國殯儀館，要把葬禮搞成一個運動。”（10）綜合這幾人的回憶，可推斷出魯迅喪事的“決策”過程，也可看出其中的疑問：一、馮雪峰來到魯迅家中，見魯迅已逝世，他來不及悲傷，立刻思量喪事該如何辦的問題。而他立即打電話通知宋慶齡，說明他此刻頭腦是很清醒的，的確具備地下黨高層領導的素質。他與其說是通知宋慶齡來弔唁，毋寧說是要宋慶齡儘快趕來商量喪事，或者說，是要宋慶齡趕來“接受任務”。馮希望宋慶齡等人出面主持喪事，宋答應了，並“立即”赴沈鈞儒律師辦事處，請沈代購墓地。
二、在宋慶齡離開魯迅寓所去托沈購買墓地時，馮雪峰也應該離開了魯迅寓所，去向其時在陝北保安的中共中央發電報，報告魯迅逝世並請示如何應對，而中共中央也立即回電，對喪事做了指示。這裡的疑問是，治喪委員會名單的商定是在中共中央的指示到來之前還是在此之後。宋慶齡並未談及商定名單事，只說在馮雪峰希望由她出面主持喪事後，她“立即”去找沈鈞儒，似乎名單的商定是稍後的事。而馮雪峰則回憶說在宋慶齡聞訊趕來後，“當即”商定了治喪委員會名單。如果名單商定是在中共中央指示到來之前，那就意味著馮雪峰提議毛澤東列名治喪委員會是自作主張；如果是在指示到來之後，那馮雪峰很可能就只是奉命行事。不過，不管是馮雪峰自作主張還是奉命行事，提議將毛澤東列名魯迅治喪委員會，都是十分高明的一步棋。中共在國民黨統治區發動各種各樣的“救國運動”，意在“逼蔣抗日”。而“逼蔣抗日”的真正目的是“逼蔣聯（容）共”，是迫使蔣介石停止對共產黨的圍剿，並承認共產黨及其武裝存在的合法性。儘管面臨很大的壓力，蔣介石在此時仍然不肯讓步，仍然視共產黨及其武裝為“匪”並視毛澤東為“匪首”，仍然想著要“滅此朝食”。此時讓毛澤東以魯迅治喪委員的名義出現在各種報紙上，就會給國民黨出一個大大的難題。如果不予理睬，就等於承認毛澤東和共產黨存在的合法化。但魯迅喪事，就其本義來說，與政治無關，“治喪”本身也不是一種政治行為，即便毛澤東在國民黨眼裡是“匪首”，他也有哀悼魯迅和為魯迅治喪的權利，國民黨如果對刊有毛澤東名字的報紙嚴加追究，又有些師出無名，並且很失人心。令馮雪峰們遺憾的是，各種報紙都感到了茲事體大，以致於此招未能成功。從此事也可看出，在魯迅喪事上，馮雪峰們是很善於算政治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