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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9至1942年間，我是潛艇指揮官，按當時的軍事組織系統是隸屬於德國艦隊司令之下的。因此，在人事管理以及有關的規章紀律方面都受制於上級，但在作戰時，我是獨立的並且直接對海軍總司令負責。
在上述這段時期內，艦隊司令官有伯姆上將、施尼溫德上將、呂特晏斯上將（後來陣亡於“俾斯麥號”艦上），他們作為我的軍事上級，都對我作過鑑定。在這些鑑定中寫道：一個“擬可授予最高領導職位的旗艦司令”，一個“可於日後擔任艦隊司令或海軍總司令的軍官”，“根據我的看法，這是一個可提拔到最高領導職位的合適的人物”。
為什麼我在回答這個問題時要提這些事情呢？我認為有以下兩個原因： 1．自1942年年底以來，我作為潛艇司令和海軍總司令雷德爾元帥之間在公事和私人關係方面發生了分歧。分歧的原因是，在我看來十分迫切的建造潛艇問題在裝備方面沒有得到優先重視，這樣就使得我長期以來憂心仲忡。我擔心，儘管德國潛艇在數量很少的情況下取得了戰果，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頑固的防禦力量和英國、美國所增添的商船終將打敗德國的潛艇戰。由於在總戰略方面我和雷德爾之間的分歧愈來愈大，致使在海軍作戰中並沒有把重點堅定地放在我認為是正確的潛艇噸位戰上面。例如，把潛艇調遣到收效不大的地方去，從而使擊沉的數字從1941~1942 年總噸位約為一百萬噸的高度降下來，如我在回答第十五個問題時所說的那樣。
雷德爾和我之間的分歧當然在海軍中保不了密，不言而喻，上面提到的幾位艦隊司令對此是知道的。
儘管這位海軍總司令和我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分歧，但上面提到的幾位艦隊司令在關於我的鑑定中還是堅持了他們自己的看法，認為我當海軍總司令是合適的。同時，儘管雷德爾和我有分歧，但他本人在給希特勒的信中還是推薦我當海軍總司令。在我看來，這充分證明了海軍高級軍官具有尊重客觀的正直的作風，他們都是非常客觀地看問題，而不是從私人分歧來決定他們行動的，這種分歧對他們的行動可說是毫無影響，最好的證明就是雷德爾本人。他在辭呈中對我做出了十分客觀的結論而沒有考慮到多年來他和我在公事和私人關係方面所發生的分歧。
2 ．為什麼我要引用雷德爾的信和三個艦隊司令對我的三種評語的第二個原因是，我力圖使本書在關於這一問題的解答方面有助於說明歷史的真相。有一些人片面而輕率地聲稱，希特勒任命我為雷德爾的繼任人是出於政治上的原因，而與海軍元帥雷德爾的願望和想法背道而馳。這完全不符合事實。所以，我引證了1943年1 月14日雷德爾海軍元帥的信，這封信現在存放在弗賴堡的聯邦檔案館軍事檔案里。
這樣，在1943年1 月30日，我當上了海軍總司令。我要滿懷信心地強調，雷德爾交給我的那部分國防軍在思想感情、同志關係和遵守紀律方面都是團結一致的。根據1917和1918年兵變的經驗以及1920年卡普叛亂的經驗，德國海軍對於內部協調一致，無疑特別重視，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直到這場艱苦戰爭的最後一天，德國海軍的戰鬥力始終沒有被摧毀。結果是：1939年9 月大戰突然爆發後，德國海軍在對付英國這個海上強國時，雖然作戰力量很弱，但卻無疑取得了比預期大得多的戰績。就這樣，為數不多的、比起英國來居於劣勢的大型兵艦在雷德爾的英勇而盡職的指揮下投入了戰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擊沉了敵艦三十三萬四千噸。
同樣，以敵軍噸位作為戰鬥目標的輔助巡洋艦擊毀了敵人艦艇八十五萬七千噸。
1943年春天，戰爭已進行了三年半，德國潛艇數字還未達到1939年計劃的四分之三，這一計劃對英國在大西洋上的生命線進行適合時機的決定性的打擊，我認為是必要的。就是這些為數不多的德國潛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擊沉了盟國商船二千八百八十二艘，總噸位為一千四百五十萬噸左右，約占盟國在戰爭中損失的二千二百萬噸總噸位的百分之六十五。這個數字足以顯示德國潛艇武器的巨大威力，並且證明，德國要是能夠及時地把重點放在潛艇裝備的建造方面，大西洋的戰局將會別開生面。
這裡還要提一下，海軍大型軍艦和魚雷艇在占領挪威時所起的決定性作用。
德國海軍在戰爭最後階段往返頻繁的運輸任務中也經受了考驗，它率領一批商船穿越波羅的海，把二百多萬士兵、傷員、難民、婦女和兒童，從東方運到西方。德國海軍竭盡全部力量直到戰爭的最後一天。戰爭末期為支援陸戰而成立的若干海軍師，儘管缺少陸戰經驗，卻英勇地經受了考驗。
我相信，歷史總有一天會稱頌和肯定德國海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表現的英勇氣概；同時，歷史將會證明，德國海軍沒有完成也不可能完成它的總體戰略任務：如果我們至遲在戰爭爆發初期加速建造潛艇，使我們能夠不失時機地以較大數量的潛艇投入戰鬥，如果我們在作戰方面把一切措施都完全服從於意義超過一切的潛艇噸位戰，那末，這場海戰，這場以攻擊英國生命線為目標的大西洋戰役將會出現另一個局面。邱吉爾在他的回憶錄第4 卷第110 頁有一段簡短明了、十分確切的話：“潛艇戰對我們來說是致命的災害。德國人本應把全部力量放在這上面，好好地干一下的。”如果我們能照邱吉爾的話，也就是前面已經說過的那樣去做，該有多好。
在上述這段時期內，艦隊司令官有伯姆上將、施尼溫德上將、呂特晏斯上將（後來陣亡於“俾斯麥號”艦上），他們作為我的軍事上級，都對我作過鑑定。在這些鑑定中寫道：一個“擬可授予最高領導職位的旗艦司令”，一個“可於日後擔任艦隊司令或海軍總司令的軍官”，“根據我的看法，這是一個可提拔到最高領導職位的合適的人物”。
為什麼我在回答這個問題時要提這些事情呢？我認為有以下兩個原因： 1．自1942年年底以來，我作為潛艇司令和海軍總司令雷德爾元帥之間在公事和私人關係方面發生了分歧。分歧的原因是，在我看來十分迫切的建造潛艇問題在裝備方面沒有得到優先重視，這樣就使得我長期以來憂心仲忡。我擔心，儘管德國潛艇在數量很少的情況下取得了戰果，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頑固的防禦力量和英國、美國所增添的商船終將打敗德國的潛艇戰。由於在總戰略方面我和雷德爾之間的分歧愈來愈大，致使在海軍作戰中並沒有把重點堅定地放在我認為是正確的潛艇噸位戰上面。例如，把潛艇調遣到收效不大的地方去，從而使擊沉的數字從1941~1942 年總噸位約為一百萬噸的高度降下來，如我在回答第十五個問題時所說的那樣。
雷德爾和我之間的分歧當然在海軍中保不了密，不言而喻，上面提到的幾位艦隊司令對此是知道的。
儘管這位海軍總司令和我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分歧，但上面提到的幾位艦隊司令在關於我的鑑定中還是堅持了他們自己的看法，認為我當海軍總司令是合適的。同時，儘管雷德爾和我有分歧，但他本人在給希特勒的信中還是推薦我當海軍總司令。在我看來，這充分證明了海軍高級軍官具有尊重客觀的正直的作風，他們都是非常客觀地看問題，而不是從私人分歧來決定他們行動的，這種分歧對他們的行動可說是毫無影響，最好的證明就是雷德爾本人。他在辭呈中對我做出了十分客觀的結論而沒有考慮到多年來他和我在公事和私人關係方面所發生的分歧。
2 ．為什麼我要引用雷德爾的信和三個艦隊司令對我的三種評語的第二個原因是，我力圖使本書在關於這一問題的解答方面有助於說明歷史的真相。有一些人片面而輕率地聲稱，希特勒任命我為雷德爾的繼任人是出於政治上的原因，而與海軍元帥雷德爾的願望和想法背道而馳。這完全不符合事實。所以，我引證了1943年1 月14日雷德爾海軍元帥的信，這封信現在存放在弗賴堡的聯邦檔案館軍事檔案里。
這樣，在1943年1 月30日，我當上了海軍總司令。我要滿懷信心地強調，雷德爾交給我的那部分國防軍在思想感情、同志關係和遵守紀律方面都是團結一致的。根據1917和1918年兵變的經驗以及1920年卡普叛亂的經驗，德國海軍對於內部協調一致，無疑特別重視，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直到這場艱苦戰爭的最後一天，德國海軍的戰鬥力始終沒有被摧毀。結果是：1939年9 月大戰突然爆發後，德國海軍在對付英國這個海上強國時，雖然作戰力量很弱，但卻無疑取得了比預期大得多的戰績。就這樣，為數不多的、比起英國來居於劣勢的大型兵艦在雷德爾的英勇而盡職的指揮下投入了戰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擊沉了敵艦三十三萬四千噸。
同樣，以敵軍噸位作為戰鬥目標的輔助巡洋艦擊毀了敵人艦艇八十五萬七千噸。
1943年春天，戰爭已進行了三年半，德國潛艇數字還未達到1939年計劃的四分之三，這一計劃對英國在大西洋上的生命線進行適合時機的決定性的打擊，我認為是必要的。就是這些為數不多的德國潛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擊沉了盟國商船二千八百八十二艘，總噸位為一千四百五十萬噸左右，約占盟國在戰爭中損失的二千二百萬噸總噸位的百分之六十五。這個數字足以顯示德國潛艇武器的巨大威力，並且證明，德國要是能夠及時地把重點放在潛艇裝備的建造方面，大西洋的戰局將會別開生面。
這裡還要提一下，海軍大型軍艦和魚雷艇在占領挪威時所起的決定性作用。
德國海軍在戰爭最後階段往返頻繁的運輸任務中也經受了考驗，它率領一批商船穿越波羅的海，把二百多萬士兵、傷員、難民、婦女和兒童，從東方運到西方。德國海軍竭盡全部力量直到戰爭的最後一天。戰爭末期為支援陸戰而成立的若干海軍師，儘管缺少陸戰經驗，卻英勇地經受了考驗。
我相信，歷史總有一天會稱頌和肯定德國海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表現的英勇氣概；同時，歷史將會證明，德國海軍沒有完成也不可能完成它的總體戰略任務：如果我們至遲在戰爭爆發初期加速建造潛艇，使我們能夠不失時機地以較大數量的潛艇投入戰鬥，如果我們在作戰方面把一切措施都完全服從於意義超過一切的潛艇噸位戰，那末，這場海戰，這場以攻擊英國生命線為目標的大西洋戰役將會出現另一個局面。邱吉爾在他的回憶錄第4 卷第110 頁有一段簡短明了、十分確切的話：“潛艇戰對我們來說是致命的災害。德國人本應把全部力量放在這上面，好好地干一下的。”如果我們能照邱吉爾的話，也就是前面已經說過的那樣去做，該有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