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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說法只能使德國人民從這次審訊中更加難以得出對於認識過去和未來都是極為重要的教訓，這個教訓就是：以領袖原則作為政治原則的這種認識是錯誤的。
“領袖原則在全世界所有軍隊的軍事領導中已得到了最好的考驗。據此經驗，我曾經認為領袖原則在政治領導中也是正確的，特別是在1932年德國人民正處於絕望境地的時候。
新政府的巨大成就，整個民族中出現的一種前所未有的幸福感，似乎可以說明這一原則是對的。可是，儘管德國人民極大多數富於理想，行為正直，具有獻身精神，最後，領袖原則卻把災難帶給了德國人民。由此看來，這樣的原則是錯誤的，這- 個原則之所以錯誤，是因為人的本性顯然不可能做到不屈服—於這個原則的權力的誘惑而利用這一權力去干好事。
“3 ．我把我的一生獻給了我的職業，獻給了德國人民。作為德國海軍的最後一個總司令和最後一個德國元首，我感到，我所做的和我所允許做的一切，對德國人民是負責的。”
我認為，從這個結束語中可以看出，我根本沒有想到，那幾條東西竟會成為我受審判的理由，並且據此對我作出判決，我過去和現在都這樣認為，在紐倫堡對我的判決是不公正的。很明顯，唯獨我一個人是出於政治上的原因而不得不坐牢的。
三十五、關於您在施潘道的一段監禁時期，您有什麼要說的嗎?
對這個問題，我想先引用別人對我在施潘道時期的有關評論。
在我獲釋前不久，1956年10月土日，一個美國{ 己者在一本美國周刊中寫道：“獅子①頗為自在。”——“為了保持工作能力和清醒的頭腦，他毫不後悔，滿懷憎恨地做著體操和閱讀書籍。”
①指鄧尼茨。——譯者。
一個英國記者對我作了如下的描寫：“海軍元帥鄧尼茨一直沒有後悔的表現，他仍然是施潘道最危險的人物。”
在信仰和宗教方面，我們在施潘道受到法國神父們十分合乎人道的照顧。神父尼古拉評論我時寫道：“他是一位完美的君子，顯得有點謹慎。人們往往由於他政治上的狂熱和對待盟國監獄看守人員十分謹慎的態度而譴責他。看來，退休的海軍元帥鄧尼茨愈來愈表現出懷有新的政治野心。”
法國教士尚茨在談到我時說：“我一直很同情鄧尼茨，雖然他還是所有人中最狂熱的一個，不過他不象赫斯①那樣是病態的，而是有理智和有自衛意識的。他被監禁以來就竭力使自己具有頑強不屈的精神。他肯定會想，你們從我身上是得不到什麼東西的，我是不會屈服的。”
①魯道夫·赫斯，德國納粹黨魁之一。——譯者。
以上所引的法文是我從米歇爾·Ｃ·韋瑟爾的重要著作《紐倫堡的脫險》一書中摘錄出來的。
米·韋瑟爾在這本書中說，我這種十分謹慎的舉止會使人們設想，我在釋放後會重新有政治企圖。對此，他寫道，人們在作這樣假設時忘記了這樣一個事實：我在被任命為希特勒的繼承人（這件事使全世界都感到驚奇）之前，從來不是一個政治家。
韋瑟爾說對了。我在施潘道時期，以及早在。1945年5 月 22 日作為國家元首被拘捕後，根本沒想到重登政治舞台，因為這在當時的情況下以及從戰後的形勢發展來看，顯而易見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在施潘道的克制態度並不是出於政治上的野心，而是由於我個性方面的原因。首先，如我在前面已講過的那樣，我根本不知道我有什麼罪。因此，我認為，我之所以由於政治上的原因而受到無辜的判決，不得不在施潘道坐牢，可能是盟國的政治家們認為，作為國家元首希特勒的繼承人在戰後的德國是不容許有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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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施潘道時期，我個人的觀點是，讓一切照原樣保存著。
如同在戰爭結束時一樣，我也曾這樣命令過德國海軍：不要銷毀任何文件，因為我們的行動一直是光明磊落的、崇高的、沒有什麼可隱瞞的；在紐倫堡受審時，我一直堅持這一看法，在審訊結束時，我還是這樣明確地表示，我是被非法監禁的。
——這裡我想引用我的辯護律師考茨比勒在公布判決之後對記者所作的解釋。他說：‘在我看來，紐倫堡法庭對一個被證明為無罪的人判刑十年要算是最輕的懲罰了。”——這同我在施潘道時期對我罪責問題的看法完全一致。因此，我並不感到有任何義務由於對我非法的監禁還要去為“款待”我的“主人們”效勞並對他們表示親熱。這就是我採取克制態度的主要原因！可是，這一態度對看守人員和監獄管理處卻產生了完全相反的結果。看守們顯然尊敬我。即使不是全部也是極大部分的監獄長也這樣。例如：如果我向一個看守打破沉默而向他提出任何一個要求時）那末這個看守——多半是個老兵——總是馬上很好地滿足我的要求。當然，看守們的這些舉動偶而也被監獄當局發覺，以致我由於在監獄裡膽敢使用“命令權”而受到兩次警告。——對此我當時只能報之一笑，因為，天曉得，這種權力不是我，而是監獄當局才配有的。
“領袖原則在全世界所有軍隊的軍事領導中已得到了最好的考驗。據此經驗，我曾經認為領袖原則在政治領導中也是正確的，特別是在1932年德國人民正處於絕望境地的時候。
新政府的巨大成就，整個民族中出現的一種前所未有的幸福感，似乎可以說明這一原則是對的。可是，儘管德國人民極大多數富於理想，行為正直，具有獻身精神，最後，領袖原則卻把災難帶給了德國人民。由此看來，這樣的原則是錯誤的，這- 個原則之所以錯誤，是因為人的本性顯然不可能做到不屈服—於這個原則的權力的誘惑而利用這一權力去干好事。
“3 ．我把我的一生獻給了我的職業，獻給了德國人民。作為德國海軍的最後一個總司令和最後一個德國元首，我感到，我所做的和我所允許做的一切，對德國人民是負責的。”
我認為，從這個結束語中可以看出，我根本沒有想到，那幾條東西竟會成為我受審判的理由，並且據此對我作出判決，我過去和現在都這樣認為，在紐倫堡對我的判決是不公正的。很明顯，唯獨我一個人是出於政治上的原因而不得不坐牢的。
三十五、關於您在施潘道的一段監禁時期，您有什麼要說的嗎?
對這個問題，我想先引用別人對我在施潘道時期的有關評論。
在我獲釋前不久，1956年10月土日，一個美國{ 己者在一本美國周刊中寫道：“獅子①頗為自在。”——“為了保持工作能力和清醒的頭腦，他毫不後悔，滿懷憎恨地做著體操和閱讀書籍。”
①指鄧尼茨。——譯者。
一個英國記者對我作了如下的描寫：“海軍元帥鄧尼茨一直沒有後悔的表現，他仍然是施潘道最危險的人物。”
在信仰和宗教方面，我們在施潘道受到法國神父們十分合乎人道的照顧。神父尼古拉評論我時寫道：“他是一位完美的君子，顯得有點謹慎。人們往往由於他政治上的狂熱和對待盟國監獄看守人員十分謹慎的態度而譴責他。看來，退休的海軍元帥鄧尼茨愈來愈表現出懷有新的政治野心。”
法國教士尚茨在談到我時說：“我一直很同情鄧尼茨，雖然他還是所有人中最狂熱的一個，不過他不象赫斯①那樣是病態的，而是有理智和有自衛意識的。他被監禁以來就竭力使自己具有頑強不屈的精神。他肯定會想，你們從我身上是得不到什麼東西的，我是不會屈服的。”
①魯道夫·赫斯，德國納粹黨魁之一。——譯者。
以上所引的法文是我從米歇爾·Ｃ·韋瑟爾的重要著作《紐倫堡的脫險》一書中摘錄出來的。
米·韋瑟爾在這本書中說，我這種十分謹慎的舉止會使人們設想，我在釋放後會重新有政治企圖。對此，他寫道，人們在作這樣假設時忘記了這樣一個事實：我在被任命為希特勒的繼承人（這件事使全世界都感到驚奇）之前，從來不是一個政治家。
韋瑟爾說對了。我在施潘道時期，以及早在。1945年5 月 22 日作為國家元首被拘捕後，根本沒想到重登政治舞台，因為這在當時的情況下以及從戰後的形勢發展來看，顯而易見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在施潘道的克制態度並不是出於政治上的野心，而是由於我個性方面的原因。首先，如我在前面已講過的那樣，我根本不知道我有什麼罪。因此，我認為，我之所以由於政治上的原因而受到無辜的判決，不得不在施潘道坐牢，可能是盟國的政治家們認為，作為國家元首希特勒的繼承人在戰後的德國是不容許有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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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施潘道時期，我個人的觀點是，讓一切照原樣保存著。
如同在戰爭結束時一樣，我也曾這樣命令過德國海軍：不要銷毀任何文件，因為我們的行動一直是光明磊落的、崇高的、沒有什麼可隱瞞的；在紐倫堡受審時，我一直堅持這一看法，在審訊結束時，我還是這樣明確地表示，我是被非法監禁的。
——這裡我想引用我的辯護律師考茨比勒在公布判決之後對記者所作的解釋。他說：‘在我看來，紐倫堡法庭對一個被證明為無罪的人判刑十年要算是最輕的懲罰了。”——這同我在施潘道時期對我罪責問題的看法完全一致。因此，我並不感到有任何義務由於對我非法的監禁還要去為“款待”我的“主人們”效勞並對他們表示親熱。這就是我採取克制態度的主要原因！可是，這一態度對看守人員和監獄管理處卻產生了完全相反的結果。看守們顯然尊敬我。即使不是全部也是極大部分的監獄長也這樣。例如：如果我向一個看守打破沉默而向他提出任何一個要求時）那末這個看守——多半是個老兵——總是馬上很好地滿足我的要求。當然，看守們的這些舉動偶而也被監獄當局發覺，以致我由於在監獄裡膽敢使用“命令權”而受到兩次警告。——對此我當時只能報之一笑，因為，天曉得，這種權力不是我，而是監獄當局才配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