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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紐倫堡法庭根本無法確證我違反日內瓦公約的事實，而把企圖損害日內瓦公約的罪名強加在我的身上。
（3 ）相反，德國海軍俘虜營中英國和美國犯人自己的頭兒在戰爭結束被釋放時，曾經書面向德國海軍部證明，他們受到了相當好的照顧和寬待。這些證明都提交給了紐倫堡法庭。
這就是判決我犯有“違反戰時公法罪”的三條理由。
對我判罪的這些理由在法律上是不可理解的，我想在申述之前再舉下面的一些事例：紐倫堡法庭的美國法官弗朗西斯·比德爾在法庭裁判時對我投了無罪釋放的票，當時，比德爾先生的一個助手打算按照美國法庭通常的做法那樣把表決時的這個少數意見記錄下來，但比德爾先生為了不影響盟國之間的合作而沒有讓他這樣做。
1946年9 月底艾森豪將軍作為對德管制委員會的委員，在決定是否要執行對我的判決時，他的美國法律顧問曾經要求他拒絕簽字，撤銷對我的判決。儘管如此，艾森豪還是同意了這個判決。這位未來的美國總統可能有這樣的觀點：政治上的考慮應優先於法律上的判斷。
原倫敦大學教授、英國的國際法學者史密斯就紐倫堡法庭對我判決的依據寫道：“這種言詞看來是這樣的笨拙和含糊不清，它說明法庭成員在處理鄧尼茨案件時是多麼的窘迫，在判決的各個方面要找出充分的事實根據對他定罪並不那麼簡單。”
在國外，特別是英國和美國的卓越的軍人、政治家、歷史學家和法學家都認為對我的判決是不公正的，並且多次稱之為“出自偽善的對法律的公然曲解”。
魏剛將軍在1958年4 月16日的一封信中關於我的判決寫道：“在我看來，對海軍司令鄧尼茨的判決是不公正的。”這封信如果在法國公開發表也許會使人感到興趣。
法國前總理皮埃爾·艾蒂安·弗朗丹在1957年12月 18 日的一封信中寫道：“我完全同意您信中所表明的觀點，我認為對海軍元帥鄧尼茨的判決——正如加勒裏海軍上將在這一照會中所說的那樣——簡直是一種偽善。”
英國軍事歷史學家Ｊ·Ｆ·Ｃ·富勒在1957年7 月3 日的一封信中談到紐倫堡審訊以及關於我的問題時，他所寫的一段話也許同樣會在法國引起人們的興趣。概括起來，富勒對於我的判決也表示了與上面相同的“出自偽善的對法律的公然曲解”這樣一種意見。他在1957年？月3 日的信中寫道：“1870年9 月，德國民族報紙對於被捕的法國皇帝獲得寬大處理表示不滿，這時，俾斯麥卻不這樣看。他說：“民眾感情和社會輿論總是這樣看問題的。人們這樣認為：在國與國的交戰中，征服者理應把戰敗者交付法庭，按照自己傳統的法典對戰敗者所幹過的一切行為（不論這些行為是對戰勝者自身或是對第三者）進行懲罰。這完全是一種沒有理性的要求。
懲和復仇同政治毫不相干。政治不應該同民眾要求報復的呼聲混在一起，也不應該只是謀求行使法官的職權。’遺憾的是，西方盟國沒有能夠為全世界產生一個俾斯麥類型的政治家。’這就是富勒的觀點。他指出，拿破崙第三在1870年的戰爭中受到了德國政治家俾斯麥的完全不同的處理，這位法國皇帝只不過是幽禁在加塞爾城的“威廉高地”皇宮之中而已。
上面講到的幾封信都是寫給紐約的美國人Ｈ·基斯，湯普森先生的。
正因為我認為我在紐倫堡受到了不公正的判決，正因為象我一開始所講的那樣，“破壞和平罪”這一紐倫堡的新法律並沒有被證明為法律上的新發展，從而不能被看作是對判決的合理的改革，所以我對紐倫堡法律第四條“違反人道罪”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
我在本書中早巳作過敘述，當我在1945年5 月7 日作為當時的德國元首第一次得知一個犯罪集團背著德國人民在集中營中大規模殺人時，我立即採取了措施。我曾請求艾森豪將軍儘快地促使德意志帝國法庭能夠審查和處理德國人所犯下的這種罪行。但我一直沒有得到他的答覆。
由於當時德國方面沒有立即審理這些罪行，因此在紐倫堡對這些罪犯們進行審判，比起讓他們消遙法外，當然要好些。我也肯定，對違反人道的罪行實行制裁是倫敦法規的一個革新，因為在我們這個時代，要防止顛覆政府的活動，單靠一個國家的國內法律制度顯然是不夠的。
當紐倫堡法庭結束了審判工作，在宣布判決前一個星期，也就是1946年9 月3 日那一天，我們這些被告獲得了在審判結束語中發表意見的權利。我在結束語中說：“我想講三件事：“1 ．希望你們本著良心來判斷德國潛艇戰是否合法；我認為潛艇戰是合法的，我是按照我的良心去做的，如果有可能，我還會照樣做下去。我的部下出於對我的信任而執行我的命令，他們絲毫也不懷疑這些命令的必要性和合法性。在我看來，無論什麼追加的罪名都不能否定德國士兵的美好信念以及他們志願走上戰場，前仆後繼，奮戰到底的高貴品質。
“2 ．這裡紛紛傳說在戊們這些被告中間曾經進行過密謀活動。我認為這樣的說法是一種政治信條，對這類東西，人們只能是既可信又不可信，而無法加以證實。但是大部分德國人民永遠也不會相信，他們的災難竟然是由這些密謀造成的。
（3 ）相反，德國海軍俘虜營中英國和美國犯人自己的頭兒在戰爭結束被釋放時，曾經書面向德國海軍部證明，他們受到了相當好的照顧和寬待。這些證明都提交給了紐倫堡法庭。
這就是判決我犯有“違反戰時公法罪”的三條理由。
對我判罪的這些理由在法律上是不可理解的，我想在申述之前再舉下面的一些事例：紐倫堡法庭的美國法官弗朗西斯·比德爾在法庭裁判時對我投了無罪釋放的票，當時，比德爾先生的一個助手打算按照美國法庭通常的做法那樣把表決時的這個少數意見記錄下來，但比德爾先生為了不影響盟國之間的合作而沒有讓他這樣做。
1946年9 月底艾森豪將軍作為對德管制委員會的委員，在決定是否要執行對我的判決時，他的美國法律顧問曾經要求他拒絕簽字，撤銷對我的判決。儘管如此，艾森豪還是同意了這個判決。這位未來的美國總統可能有這樣的觀點：政治上的考慮應優先於法律上的判斷。
原倫敦大學教授、英國的國際法學者史密斯就紐倫堡法庭對我判決的依據寫道：“這種言詞看來是這樣的笨拙和含糊不清，它說明法庭成員在處理鄧尼茨案件時是多麼的窘迫，在判決的各個方面要找出充分的事實根據對他定罪並不那麼簡單。”
在國外，特別是英國和美國的卓越的軍人、政治家、歷史學家和法學家都認為對我的判決是不公正的，並且多次稱之為“出自偽善的對法律的公然曲解”。
魏剛將軍在1958年4 月16日的一封信中關於我的判決寫道：“在我看來，對海軍司令鄧尼茨的判決是不公正的。”這封信如果在法國公開發表也許會使人感到興趣。
法國前總理皮埃爾·艾蒂安·弗朗丹在1957年12月 18 日的一封信中寫道：“我完全同意您信中所表明的觀點，我認為對海軍元帥鄧尼茨的判決——正如加勒裏海軍上將在這一照會中所說的那樣——簡直是一種偽善。”
英國軍事歷史學家Ｊ·Ｆ·Ｃ·富勒在1957年7 月3 日的一封信中談到紐倫堡審訊以及關於我的問題時，他所寫的一段話也許同樣會在法國引起人們的興趣。概括起來，富勒對於我的判決也表示了與上面相同的“出自偽善的對法律的公然曲解”這樣一種意見。他在1957年？月3 日的信中寫道：“1870年9 月，德國民族報紙對於被捕的法國皇帝獲得寬大處理表示不滿，這時，俾斯麥卻不這樣看。他說：“民眾感情和社會輿論總是這樣看問題的。人們這樣認為：在國與國的交戰中，征服者理應把戰敗者交付法庭，按照自己傳統的法典對戰敗者所幹過的一切行為（不論這些行為是對戰勝者自身或是對第三者）進行懲罰。這完全是一種沒有理性的要求。
懲和復仇同政治毫不相干。政治不應該同民眾要求報復的呼聲混在一起，也不應該只是謀求行使法官的職權。’遺憾的是，西方盟國沒有能夠為全世界產生一個俾斯麥類型的政治家。’這就是富勒的觀點。他指出，拿破崙第三在1870年的戰爭中受到了德國政治家俾斯麥的完全不同的處理，這位法國皇帝只不過是幽禁在加塞爾城的“威廉高地”皇宮之中而已。
上面講到的幾封信都是寫給紐約的美國人Ｈ·基斯，湯普森先生的。
正因為我認為我在紐倫堡受到了不公正的判決，正因為象我一開始所講的那樣，“破壞和平罪”這一紐倫堡的新法律並沒有被證明為法律上的新發展，從而不能被看作是對判決的合理的改革，所以我對紐倫堡法律第四條“違反人道罪”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
我在本書中早巳作過敘述，當我在1945年5 月7 日作為當時的德國元首第一次得知一個犯罪集團背著德國人民在集中營中大規模殺人時，我立即採取了措施。我曾請求艾森豪將軍儘快地促使德意志帝國法庭能夠審查和處理德國人所犯下的這種罪行。但我一直沒有得到他的答覆。
由於當時德國方面沒有立即審理這些罪行，因此在紐倫堡對這些罪犯們進行審判，比起讓他們消遙法外，當然要好些。我也肯定，對違反人道的罪行實行制裁是倫敦法規的一個革新，因為在我們這個時代，要防止顛覆政府的活動，單靠一個國家的國內法律制度顯然是不夠的。
當紐倫堡法庭結束了審判工作，在宣布判決前一個星期，也就是1946年9 月3 日那一天，我們這些被告獲得了在審判結束語中發表意見的權利。我在結束語中說：“我想講三件事：“1 ．希望你們本著良心來判斷德國潛艇戰是否合法；我認為潛艇戰是合法的，我是按照我的良心去做的，如果有可能，我還會照樣做下去。我的部下出於對我的信任而執行我的命令，他們絲毫也不懷疑這些命令的必要性和合法性。在我看來，無論什麼追加的罪名都不能否定德國士兵的美好信念以及他們志願走上戰場，前仆後繼，奮戰到底的高貴品質。
“2 ．這裡紛紛傳說在戊們這些被告中間曾經進行過密謀活動。我認為這樣的說法是一種政治信條，對這類東西，人們只能是既可信又不可信，而無法加以證實。但是大部分德國人民永遠也不會相信，他們的災難竟然是由這些密謀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