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頁
漢武帝立皇子鉤弋夫人男為太子，雖然考慮許久，但是最後的決策，其實是比較倉促的。他同時指令大將軍霍光、車騎將軍金日、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田千秋並受遺詔，輔佐少主。
一個新的政治結構，在漢武帝的謀劃下建立了起來。
歷史進入漢昭帝時代，發生了一些轉折。
宋代學者錢時在《兩漢筆記》中曾經這樣評價漢武帝對自己後事的安排：“武帝好大喜夸多欲之主也。一時人材紛然蝟集，凡有以中其欲者，皆得而從臾之。”認為漢武帝好大喜功，多欲有為，又特別喜歡聽讚美順從之辭。所以許多人迎合漢武帝的心理，所提建議都能落實。方士致力求仙，江充大治巫蠱，都是由於迎合漢武帝之心，導致了行政原則的不確定。“東飄西泊，泛泛然如風萍之在江湖，略無主宰，良可憫笑”。政治的失誤，往往留下笑柄。但是，晚年漢武帝對身後政治結構的設計，卻表現出異常的清醒。“身後之謀，先事而定，所見卓然，斷不他屬。”看來，漢武帝確實是一代英主，“於此見帝天姿本高，從前浮念，至是掃滅，而真見特達乃如此，漢祚之所以未艾歟！”漢王朝的統治之所以又能夠繼續，實在是因為他“所見卓然，斷不他屬”，即判斷的準確和執行的果斷。
御史大夫桑弘羊
漢武帝臨終時囑託輔佐新主的另一位重臣桑弘羊，早已是著名的理財名臣。
漢景帝四年(前153)，桑弘羊出生在洛陽的一個商人家庭中。他任侍中長達26年。後來出任大農丞，制定和執行算緡告緡政策，又建議整頓幣制，將鑄幣權完全收歸中央。
漢武帝時代由中央鑄作的五銖錢，成為中國古代最穩定的通行年代最長久的幣種。
元封元年(前110)，漢武帝提升桑弘羊任治粟都尉，並且代理大農令，承擔了總管國家財政經濟的重任。天漢元年(前100)，桑弘羊被正式任命為大司農。在代理大農令到任大司農這一期間，他制定和推行了鹽鐵官營、均輸平準和酒類專賣等重要的經濟政策。
桑弘羊主持推行的史稱“均輸”的制度，對於漢武帝時代的經濟進步有重要的作用。
專制國家在官營運輸組織方面的弊病，曾經成為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的直接導因。西漢人回顧秦史，往往重視秦王朝組織長途運輸對民眾造成的沉重負擔，《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甚至說，正是因為“道路死者相望”，於是“天下始畔秦也”，天下民眾才奮起反抗秦的暴政。
西漢王朝建立之後，依然繼承了秦的這一弊政。年代為漢景帝四年(前153)的湖北江陵10號漢墓，出土了記載當利里正月至三月算錢帳目的木牘。木牘上面的文字告訴我們，僅所謂“給轉費”一項，就高達每月定算的3652％。據《漢書·枚乘傳》保留的資料，當時中央政府和各諸侯國的官營運輸行為，“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為滿足漢王朝統治中樞需求的由東而西的糧食運輸，“陸行不絕，水行滿河”。漢武帝時代對西南夷和北邊的經營，也使民眾承受了沉重的運輸負擔。運輸費用的支出，致使府庫空虛。到了桑弘羊推行均輸制度之前，甚至已經出現了天下賦輸有時不能抵償運輸費用的嚴重局面。
均輸法，就是大農向若干郡國派遣均輸官，進行官營運輸業的經營，改進調整以全國為規模的運輸調度，扭轉了以往重複運輸、過遠運輸、對流運輸等不合理運輸所導致的天下賦輸運費甚至超過貨物所值的現象。漢武帝元鼎年間，河渭漕運糧食四百萬石，再加上官府自行購買穀物，方能夠滿足需求，在桑弘羊以均輸法調整運輸政策以後，元封年間，關東漕運的運輸量增加到歲六百萬石。六百萬石粟，按照漢代一車載25斛的運載規格，用車可達24萬輛次。交通運輸的合理組織，促使財政形勢也大大改觀。
漢代數學專著《九章算術》中有《均輸》章，其中的算題，反映了當時官營運輸業的組織者和管理者制定詳密計劃分派運量、調度運力，並且嚴格規定運輸行程的情形。
平準法，就是由大農在京師設平準官，進行官營商業的管理，平抑物價，調劑供需，節制市場。
均輸法和平準法的制定和推行，體現出西漢王朝的國家經濟管理水平有了飛躍的進步。
漢武帝的有關經濟政策，在當時曾經引起過激烈的爭議。反對派指責這些經濟政策是導致民間疾苦的主要原因，呼籲予以廢止。漢昭帝始元六年(前81)，曾經作為漢武帝經濟改革實際主持者的御史大夫桑弘羊等與郡國所推舉到中央任職的“賢良”、“文學”就有關施政方向進行辯論。“賢良”、“文學”力主罷鹽鐵、均輸官等新經濟政策，以為這些政策的實質是“與民爭利”，桑弘羊等仍然堅持漢武帝時代的經濟原則，認為興鹽鐵、置均輸，擴大了政府的財源，是抗擊匈奴、消除邊患的經濟保證，同時，這些經濟改革的形式，也有益於民生。他說，先帝建鐵官以贍農用，開均輸以足民財；鹽鐵和均輸，都是萬民所擁護並且從中得到利益的制度，如果罷除，則不利於國家和社會。
“賢良”、“文學”之議，對於繼續實行“休養生息”的經濟原則，以維持安定局面，有積極的意義，但是他們對取消鹽鐵、均輸等方面的具體要求，並沒有被西漢政府採納。
一個新的政治結構，在漢武帝的謀劃下建立了起來。
歷史進入漢昭帝時代，發生了一些轉折。
宋代學者錢時在《兩漢筆記》中曾經這樣評價漢武帝對自己後事的安排：“武帝好大喜夸多欲之主也。一時人材紛然蝟集，凡有以中其欲者，皆得而從臾之。”認為漢武帝好大喜功，多欲有為，又特別喜歡聽讚美順從之辭。所以許多人迎合漢武帝的心理，所提建議都能落實。方士致力求仙，江充大治巫蠱，都是由於迎合漢武帝之心，導致了行政原則的不確定。“東飄西泊，泛泛然如風萍之在江湖，略無主宰，良可憫笑”。政治的失誤，往往留下笑柄。但是，晚年漢武帝對身後政治結構的設計，卻表現出異常的清醒。“身後之謀，先事而定，所見卓然，斷不他屬。”看來，漢武帝確實是一代英主，“於此見帝天姿本高，從前浮念，至是掃滅，而真見特達乃如此，漢祚之所以未艾歟！”漢王朝的統治之所以又能夠繼續，實在是因為他“所見卓然，斷不他屬”，即判斷的準確和執行的果斷。
御史大夫桑弘羊
漢武帝臨終時囑託輔佐新主的另一位重臣桑弘羊，早已是著名的理財名臣。
漢景帝四年(前153)，桑弘羊出生在洛陽的一個商人家庭中。他任侍中長達26年。後來出任大農丞，制定和執行算緡告緡政策，又建議整頓幣制，將鑄幣權完全收歸中央。
漢武帝時代由中央鑄作的五銖錢，成為中國古代最穩定的通行年代最長久的幣種。
元封元年(前110)，漢武帝提升桑弘羊任治粟都尉，並且代理大農令，承擔了總管國家財政經濟的重任。天漢元年(前100)，桑弘羊被正式任命為大司農。在代理大農令到任大司農這一期間，他制定和推行了鹽鐵官營、均輸平準和酒類專賣等重要的經濟政策。
桑弘羊主持推行的史稱“均輸”的制度，對於漢武帝時代的經濟進步有重要的作用。
專制國家在官營運輸組織方面的弊病，曾經成為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的直接導因。西漢人回顧秦史，往往重視秦王朝組織長途運輸對民眾造成的沉重負擔，《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甚至說，正是因為“道路死者相望”，於是“天下始畔秦也”，天下民眾才奮起反抗秦的暴政。
西漢王朝建立之後，依然繼承了秦的這一弊政。年代為漢景帝四年(前153)的湖北江陵10號漢墓，出土了記載當利里正月至三月算錢帳目的木牘。木牘上面的文字告訴我們，僅所謂“給轉費”一項，就高達每月定算的3652％。據《漢書·枚乘傳》保留的資料，當時中央政府和各諸侯國的官營運輸行為，“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為滿足漢王朝統治中樞需求的由東而西的糧食運輸，“陸行不絕，水行滿河”。漢武帝時代對西南夷和北邊的經營，也使民眾承受了沉重的運輸負擔。運輸費用的支出，致使府庫空虛。到了桑弘羊推行均輸制度之前，甚至已經出現了天下賦輸有時不能抵償運輸費用的嚴重局面。
均輸法，就是大農向若干郡國派遣均輸官，進行官營運輸業的經營，改進調整以全國為規模的運輸調度，扭轉了以往重複運輸、過遠運輸、對流運輸等不合理運輸所導致的天下賦輸運費甚至超過貨物所值的現象。漢武帝元鼎年間，河渭漕運糧食四百萬石，再加上官府自行購買穀物，方能夠滿足需求，在桑弘羊以均輸法調整運輸政策以後，元封年間，關東漕運的運輸量增加到歲六百萬石。六百萬石粟，按照漢代一車載25斛的運載規格，用車可達24萬輛次。交通運輸的合理組織，促使財政形勢也大大改觀。
漢代數學專著《九章算術》中有《均輸》章，其中的算題，反映了當時官營運輸業的組織者和管理者制定詳密計劃分派運量、調度運力，並且嚴格規定運輸行程的情形。
平準法，就是由大農在京師設平準官，進行官營商業的管理，平抑物價，調劑供需，節制市場。
均輸法和平準法的制定和推行，體現出西漢王朝的國家經濟管理水平有了飛躍的進步。
漢武帝的有關經濟政策，在當時曾經引起過激烈的爭議。反對派指責這些經濟政策是導致民間疾苦的主要原因，呼籲予以廢止。漢昭帝始元六年(前81)，曾經作為漢武帝經濟改革實際主持者的御史大夫桑弘羊等與郡國所推舉到中央任職的“賢良”、“文學”就有關施政方向進行辯論。“賢良”、“文學”力主罷鹽鐵、均輸官等新經濟政策，以為這些政策的實質是“與民爭利”，桑弘羊等仍然堅持漢武帝時代的經濟原則，認為興鹽鐵、置均輸，擴大了政府的財源，是抗擊匈奴、消除邊患的經濟保證，同時，這些經濟改革的形式，也有益於民生。他說，先帝建鐵官以贍農用，開均輸以足民財；鹽鐵和均輸，都是萬民所擁護並且從中得到利益的制度，如果罷除，則不利於國家和社會。
“賢良”、“文學”之議，對於繼續實行“休養生息”的經濟原則，以維持安定局面，有積極的意義，但是他們對取消鹽鐵、均輸等方面的具體要求，並沒有被西漢政府採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