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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費利特·奧爾罕·帕慕克的《純真博物館》（Masumiyet Muzesi），再次將故事場景設置在伊斯坦堡。在這部作品中，男主人公凱末爾計劃在1975年6月中旬與其女友、曾留學法國的富家女子茜貝爾舉行訂婚儀式。1975年4月27日晚，時年30歲的凱末爾與茜貝爾在伊斯坦堡約會時，後者相中瓦里科納大街香舍麗榭精品店櫥窗中的傑尼·科隆品牌包。翌日中午，凱末爾走進香舍麗榭精品店買包，卻意外碰到在店裡打工的遠房表妹芙頌。芙頌是凱末爾遠房表姑內希貝與塔勒克先生的女兒，家境貧寒，年方二九，美麗聰慧，正準備幾個月後參加高考，幼年時就認識比她大12歲的凱末爾。1975年5月凱末爾與芙頌暗戀偷情，卻並不願意迎娶芙頌。凱末爾與茜貝爾的訂婚儀式極盡奢華之能事，並邀請芙頌參加。此後，芙頌突然失蹤。凱末爾良心發現，毅然與茜貝爾解除婚約，然而芙頌卻並未現身。凱末爾沉湎情慾，思念成疾，在伊斯坦堡的大街小巷窮追不捨，雖險象環生卻終於如願，在兩年後找到了芙頌，發現後者已嫁作他人婦。為了撫平心中的痛苦，凱末爾開始收集芙頌扔掉的菸蒂和觸碰的一切。7年後，回心轉意的芙頌與丈夫離婚，與凱末爾一起赴法國自駕游，準備與後者結婚。不料凱末爾表示，結婚已經毫無意義。芙頌悲痛欲絕，開車撞樹，自殺身亡。凱末爾大難不死，追悔不已，將芙頌生前所用的發卡、頂針、鑰匙、紙牌和菸灰缸，連同此前收集的菸蒂等物，一起悉心珍藏於芙頌的博物館。這個博物館超越年齡差別、職業歸屬、性格差異、貧富貴賤，因而是“純真博物館”。
總體來看，費利特·奧爾罕·帕慕克的系列文學作品特別關注伊斯坦堡，並聚焦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歷史與現實、屈辱與自尊、依附與獨立、輝煌與衰敗之間的關係，而這座城市與這些關係，無一例外是異常複雜的，成為觀照伊斯坦堡、奧斯曼帝國與土耳其共和國、伊斯蘭文明與基督教文明、亞洲文明與歐洲文明、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多面鏡子。正如費利特·奧爾罕·帕慕克所言：“我關心的是複雜性、混雜性和事物的豐富性。”“我所有的小說都是關於東西方之間隔閡與融通的作品”。“在這個意義上我想成為一座橋樑，一座不屬於任何大陸和文明的橋樑，這樣可以有特殊的機遇在兩種文明之外觀察兩種文明”。“也許我唯一想教給我的讀者、土耳其讀者和國際讀者的是：東西方之間的區別是一件很假的事。即使不是假的，東西方的事物也可以容易地結合，產生新的東西。如果我能在讀者的思想中灌注這點，讓他們認識到這一新式特別的事物，那麼對我也就足夠了”。[32]
作者點評：
土耳其共和國時期，既有面朝西方的語言、文字和教育改革，也有與時俱進的宗教思想；既有豐富多彩的藝術形式，也有蜚聲全球的小說成就。形形色色的政治家、宗教思想家、教育家、文學家和藝術家，對東方與西方、中東伊斯蘭文明與西方基督教文明、傳統與現代、歷史與現實、繼承與革新、宗教與世俗、精神與科技、自尊與屈辱、獨立與依附之間的關係，普遍進行深刻思索。土耳其共和國國父凱末爾及其後繼者推行的語言、文字、教育、美術和音樂改革，長期貶低東方、中東伊斯蘭文明、傳統、歷史、繼承、宗教、精神，在贏得政治獨立和物質進步的同時，造成土耳其在歐洲諸國面前產生屈辱和依附心理。相比之下，賽義德·努爾西和法圖拉·葛蘭兩位宗教思想家，費利特·奧爾罕·帕慕克等小說家，以魯特菲·歐麥爾·阿卡德、伊爾馬茲·居內依、賽米·卡普拉諾格魯為傑出代表的電影導演，則冷靜思索土耳其共和國走西方式現代化道路的缺陷並針砭時弊，提出融合東方與西方、中東伊斯蘭文明與西方基督教文明、傳統與現代、歷史與現實、繼承與革新、宗教與世俗、精神與科技的寬容理念，使土耳其人在政治和物質領域獲得自尊和獨立的同時，在宗教和精神方面擺脫屈辱和依附狀態，可謂異曲同工，殊途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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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國）伯納德·劉易斯著，范中廉譯：《現代土耳其的興起》，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291頁。
[2] （英國）伯納德·劉易斯著，范中廉譯：《現代土耳其的興起》，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292頁。
[3] 王遠新：《土耳其的語言改革》，《語言與翻譯》1992年第3期，第59頁。
[4] 王遠新：《土耳其的語言改革（續）》，《語言與翻譯》1992年第4期，第65頁。
[5] （英國）伯納德·劉易斯著，范中廉譯：《現代土耳其的興起》，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293頁。
[6] 任婷婷、蔣苑昕：《世俗化改革與土耳其宗教教育的發展》，《世界歷史》2012年第5期，第41頁。
[7] 姜士林、陳瑋主編：《各國憲法大全》上卷，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89年版，第426—448頁。
[8] （美國）《穆斯林世界》，1999年7—10月合刊，第255頁；轉引自敏敬：《從努爾西到努爾庫運動——土耳其文化伊斯蘭概說》，《西亞非洲》2004年第2期，第44頁。
[9] 李艷枝：《現代土耳其伊斯蘭復興運動思想家——賽義德·努爾西》，《世界宗教文化》2007年第4期，第1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