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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名字叫紅》將歷史背景設定在16世紀末奧斯曼帝國盛期的首都伊斯坦堡，儘管內容純屬虛構，然而情節跌宕起伏，並且生動描繪了伊斯蘭傳統社會時期的細密畫與基督教世界現代透視法和現實主義個性畫之間的尖銳衝突，從繪畫藝術這個側面深刻揭示了伊斯蘭文明與基督教文明、東方與西方、過去與現在、傳統與現代、保守與開化、自我與他者、現實與理想、獨立與依附、自尊與效法之間的二元對抗。但是，作者在小說中寄託著一種文化寬容的理想情懷，即在正視文化差異和衝突的基礎上努力實現對話甚至融合，正如小說中的人物艾斯特所言：“沒有什麼是純粹的。上帝同屬於東方和西方。”這正是帕慕克的過人之處。2002年，《我的名字叫紅》榮獲法國優秀外國作品獎（Prix du Meilleur Livre Etranger）和義大利格林扎納·卡佛文學獎（Premio Grinzane Cavour）。2003年，《我的名字叫紅》贏得愛爾蘭國際IMPAC都柏林文學獎，獎金10萬歐元；獲獎理由是這部小說“邀請讀者切身體驗到東方與西方之間的張力，為讀者打開了一扇了解16世紀奧斯曼帝國的窗戶”。2006年，《我的名字叫紅》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瑞典文學院在頒獎公告中說明為何授予帕慕克諾貝爾文學獎：“他在追求故鄉憂鬱靈魂的過程中，發現不同文明間的衝突以及文化交融的新象徵。”12月8日諾貝爾獎頒獎典禮上帕慕克發表受獎演說《爸爸的手提箱》（Babamin Bavulu）。帕慕克的父親在2000年即去世之前兩年，來到帕慕克的書房，將一隻裝有本人手稿和筆記的小手提箱送給兒子。帕慕克由此引申開來，談論自己對作家的獨特理解：“作家是一種能夠耐心地花費多年時間去發現一個內在自我和造就‘他的世界’的人。當我談到寫作時，我腦子裡想到的不是小說、詩歌或文學傳統，而是一個把自己關在房間裡，單獨面對自己內心的人；在內心深處，他用言語建造了一個新的世界。”“對我來說，做一名作家就是去挖自己內心深處的隱秘傷疤，真正去擁有這些傷和痛，把它們變成我們精神和作品中看得見的部分。一個作家閉門數十載，就是在用這種姿態宣示一個基本的人性，揭示一個沒有中心的世界”。
“兩年前，讀完《我的名字叫紅》之後，即對帕慕克先生嫻熟的文學技巧讚賞不已。在土耳其使館召開的研討會上，我曾經說過：‘天空中冷空氣與熱空氣交融會合的地方，必然會降下雨露；海洋中寒流與暖流交匯的地方，必然會繁衍豐富的魚類；而在多種文化碰撞交流的地方，總是能夠產生優秀的作家和優秀的作品。因此可以說，先有了伊斯坦堡這座城市，然後才有了帕慕克的小說。’這段話被多家報刊引用，我自己也頗為得意。但讀完了他的《雪》之後，我感到慚愧，因為那段看起來似乎公允的話，實際上是對帕慕克創作個性與藝術技巧的忽略。當然，伊斯坦堡這座聯結歐亞大陸，有著悠久歷史，融會了多種文化，匯聚了諸多矛盾和衝突的城市，毫無疑問地對帕慕克的創作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但像帕慕克這樣一個具有優雅氣質、飽讀詩書、對人類命運極為關切的文學天才，即使不在伊斯坦堡，依然會創作傑出的作品，依然會放射出奪目的光彩。”
2002年費利特·奧爾罕·帕慕克的《雪》（Kar）是關於20世紀90年代土耳其東部邊境卡爾斯城政治鬥爭的一部小說。這部小說中的“雪”具有多層含義，從而使這部作品給人以層巒疊嶂之感。一是自然界的雪，無論是雪花還是積雪；二是小說主人公卡（Ka）創作的《雪》；三是小說中出現的一位介於作者帕慕克與主人公卡（Ka）之間的人物“奧爾罕”刻意追尋的《雪》；四是帕慕克創作的《雪》。卡進入卡爾斯城不久，紛紛揚揚的雪花使這座城市一度與外界交通中斷，鋪天蓋地的積雪為卡爾斯城平添幾分神秘色彩：“雪無處不在，人物在雪中活動，愛情和陰謀在雪中孕育，思想在雪中運行。雪使這個小城與世隔絕，雪製造了小城裡的撲朔迷離、變幻莫測的氛圍。”“他在書中數百處寫了雪，每一筆寫的都是雪，但因為他的雪都與Ka的心境、Ka的感受密切結合著寫，因此，他的雪就具有了生命，象徵也就因此而產生”。例如小說中這樣寫道：“雪在一種神秘甚至是神聖的寂靜中飄著，除了自己時隱時現的腳步聲和急促的呼吸聲，卡聽不到任何聲音……有的雪花緩緩地向下墜落，而另外一些則堅決地向上，向黑暗深處升去，然而大廳里一片死寂……大家像蠟燭一樣一動不動地坐著……”莫言稱之為“豐富的象徵”與“神奇的比喻”，“這樣的描寫，既是物理的，更是心理的。這樣的比喻，既是熟悉的，又是陌生的”。“寫過雪的作家成千上萬，但能把雪寫得如此豐富，帕慕克是第一人”。[27]
小說的主人公卡（Ka）是一位詩人，曾流亡德國12年，回國後計劃前往卡爾斯城，尋找生活在那裡的愛人伊派克。卡來到卡爾斯城後，特別關注部分女學生因無法戴頭巾而憤然自殺的社會問題，而這一問題與教俗衝突和女權運動等政治鬥爭交織在一起。1980年9月軍人政變之後，政府發布針對公務人員的《服飾和衣裝法》，嚴禁婦女戴頭巾。1983年土耳其高等教育委員會嚴禁戴頭巾的女大學生聽課和考試。1984年土耳其國家安全委員聲稱，戴頭巾的女大學生是共和國世俗主義原則的敵人和婦女解放的障礙，因此理應被開除。1988年祖國黨控制的議會表決通過一項法令，允許在校女大學生戴頭巾，但軍人出身的總統柯南·埃夫倫和憲法法院均認定這一法令違背凱末爾確立的世俗主義原則，因此加以否決。進入20世紀90年代，關於女學生是否可以戴頭巾的爭論愈演愈烈。1997年年初土耳其軍方再度干政，解散繁榮黨與正確道路黨的聯合內閣，宣布取締頭巾。1998年秋土耳其高等教育委員會三令五申，嚴禁女大學生和女教師戴頭巾。1999年議會選舉中，戴著頭巾的當選女議員一律被剝奪議員資格。正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帕慕克在《雪》中描繪了一些女大學生因堅持戴頭巾而被迫自殺的社會現象。與此同時，受其好友、一位日報記者之邀，卡（Ka）正在撰寫一篇關於卡爾斯市選舉的文章，著力剖析穆斯林與異教徒和無神論者，軍隊與政府和民間，世俗政黨與伊斯蘭復興主義者，庫爾德民族主義者與土耳其民族主義者之間的尖銳對抗。初來乍到的卡被迅速捲入卡爾斯城的紛繁聒噪和殘酷鬥爭之中，最後以出逃和死亡告終。“讀者跟隨著Ka，一步步深入迷宮，先是像Ka一樣迷茫，繼而像Ka一樣驚悚，然後伴隨著他，體驗著幸福、痛苦、企盼、焦慮、猶豫、嫉妒等感受，直至逃離這座城市。Ka直到死時，大概也沒弄明白他這次愛情之旅何以演變成了死亡之旅，但讀者卻明白了他的失敗，在於他的看似純潔無瑕的愛，其實包藏著貪慾、自私和怯懦”。莫言稱之為“敘事的迷宮”。[28]在帕慕克看來，《雪》是其第一部政治小說：“小說寫了關於土耳其的各種問題：一方面是貧困、沮喪、失業、文化身份問題；另一方面是暴力傾向、成為英雄的渴望、試圖得到愛、宗教、偉大思想拯救的願望以及不能理解他人等問題。”沒錯，帕慕克作為一位觀察細緻、思想敏銳、悲天憫地的傑出作家，的確對上述問題具有獨立見解，但是作者在小說中並未跳將出來進行道德說教，他曾說：“《雪》沒有打算做任何宣傳或提供任何政治教訓。”[29]2006年，《雪》獲得法國梅迪契外國作品獎（Prix Medicis Etrang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