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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1988年費利特·奧爾罕·帕慕克暫時擺脫文學創作的羈絆，前往美國愛荷華大學（The University of Iowa）國際寫作課程班學習文學創作，沉下心來學習德國現實主義小說家和散文家保爾·托馬斯·曼（Paul Thomas Mann，1875—1955年）、法國意識流小說先驅瓦倫坦·路易·喬治·歐仁·馬塞爾·普魯斯特（Valentin-Louis-Georges-Eugène-Marcel Proust，1871—1922年）、法國文學家兼存在主義哲學家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年）、義大利小說家兼新聞工作者伊塔洛·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1923—1985年）、義大利小說家、哲學家、美學家兼史學家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1932— ）、英國意識流女作家維吉尼亞·伍爾芙（Virginia Woolf，1882—1941年）、阿根廷小說家、散文家、詩人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Jorge Luis Borges，1899—1986年）、關注美歐文化交往的美國小說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年）、美國意識流小說家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1897—1962年）、生於耶路撒冷並移居美國的後殖民批評理論家愛德華·賽義德（Edward Said，1935— ）等人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創作技法，這使他得以在文藝理論上超越其國內同行，對他日後的小說創作大有裨益。後來費利特·奧爾罕·帕慕克坦陳：“我的所有小說都是混雜的完美產物。我把西方現代主義，或者我從西方文學中學到的時尚世俗的東西和伊斯蘭傳統文本混合在一起，和蘇非的寓言放在一起，產生出一種混雜結構。我所有的故事和小說都建立在這個基礎上。”[22]
1990年費利特·奧爾罕·帕慕克的《黑書》（Kara Kitap）的風格與之前幾部小說截然不同，堪稱其系列小說中最晦澀難懂的作品。在這部作品中，20世紀80年代，伊斯坦堡律師加勒普（Galip）的漂亮妻子露雅（Ruya）與露雅的同父異母兄弟、著名新聞記者傑拉爾·薩利克（Jelal）偷歡並失蹤，臨行前只留下一張紙條。加勒普開始在伊斯坦堡的大街小巷漫無目的地尋找愛妻，甚至潛入傑拉爾·薩利克的公寓，穿上他的衣物，接打他的電話，拜讀他的文章，企圖從中追尋蛛絲馬跡，順藤摸瓜找到“姦夫淫婦”的藏身之所，卻一無所獲。與此同時造化弄人，隨著時間的推移，手段升級為目的，目的墮落為手段，追尋失蹤者足跡漸漸成為模仿傑拉爾·薩利克文章的一種手段而非目的，加勒普陷入拜讀並模仿傑拉爾·薩利克文章的泥潭而無法自拔，自我與他者的界限再次模糊起來，如果沒有傑拉爾·薩利克這位他者，加勒普就將喪失自我，至於是否能夠發現露雅和傑拉爾·薩利克的行蹤已經變得無足輕重。正在此時，一天夜晚，加勒普在公寓中獲悉那對姦夫淫婦均已死亡，故事到此戛然而止。帕慕克曾經這樣評價：“在《黑書》里我實現了我多年想要做的。它是一種拼貼畫式的方法。從歷史、未來、現時中取來的片斷，如同彼此之間無關聯的故事……把它們拼貼在一起，是一種用來指明要理解和暗示的意義的好方法。繪畫中使用拼貼法的難度是三維空間因透視法而不能消失。在小說中拼貼法不僅把小說從線性敘事的單調中解救出來，而且也給小說一個三維空間，一個過去、現在、將來的維度。”有的學者認為這部作品可謂一部“元小說”：“《黑書》是一部更關注如何講故事而不是故事本身的小說……一系列關於文學的問題在《黑書》中得到仔細思考：虛構和真實、模仿和原創、抄襲和真誠、互文性及讀者的態度……”[23]1995年，《黑書》榮獲法蘭西文化獎（Prix France Culture）。
《黑書》曾經與足球比賽這一熱門話題失之交臂。2008年6月7—29日，奧地利和瑞士共同舉辦歐洲杯決賽，包括土耳其國家足球隊在內的16支勁旅參賽。在比賽前夕，一貫喜歡足球並多次觀看球賽的費利特·奧爾罕·帕慕克接受德國《明鏡》周刊（Der Spiegel）專訪。當記者詢問費利特·奧爾罕·帕慕克是否準備在其文學作品中描繪球賽時，他不無遺憾地回憶起，《黑書》原稿中曾有一段關於球賽的描繪，但作者最終將這些內容刪除了，現在他頗感後悔：1984年11月14日，成立於1923年並在1962年“脫亞入歐”的土耳其國家足球隊，在伊斯坦堡主場比賽中，以0∶8大比分輸給英格蘭足球隊，蒙受奇恥大辱。當時，正在伊斯坦堡追尋愛妻露雅的加勒普，恰好從廣播中聽到關於這場球賽的實時報導，心情更加沉重。無獨有偶，1987年10月14日，土耳其國家足球隊在倫敦客場比賽中，再次以0∶8輸給英格蘭足球隊。在作者看來，土耳其國家足球隊的兩次慘敗，恰好象徵著土耳其在與西歐交往的歷史、現狀和心理中的“屈辱”。早在2005年秋費利特·奧爾罕·帕慕克因《伊斯坦堡：一座城市的記憶》獲德國書業和平獎（Peace Prize of the German Book Trade）後，作者在德國法蘭克福致辭時就論及土耳其的自豪與屈辱：“當我試圖理解這種恥辱，我總是把它與它的對立面——自豪聯繫起來。”“我們知道，只要有太多的自豪，每當人們太過自豪，總會有恥辱和屈辱的幽靈在遊蕩。因為，無論在哪裡，只要人們深感屈辱，我們就會看到自豪的民族主義出現。我的小說正是取材於這些黑暗的素材，這些恥辱、這些自豪、這些憤怒，還有這些挫敗感”。2006年12月8日費利特·奧爾罕·帕慕克在諾貝爾獎頒獎典禮上發表受獎演說《父親的手提箱》，再提屈辱與自尊的關係。費利特·奧爾罕·帕慕克在這次專訪中從足球談到土耳其國家足球隊，進而再度論及屈辱與自尊、足球與土耳其民族主義的關係。《明鏡》周刊記者提問：“而今土耳其足球隊對這個國家的現狀來說意味著什麼呢？”帕慕克回答：“葡萄牙前獨裁者安塔尼諾·薩拉查（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1889—1970年）曾將足球作為控制全國的工具，變成他麻醉民眾的鴉片，從而維持國內穩定。如果土耳其也是如此，倒還不錯。但是，在土耳其，足球並非鴉片，而是激發民族主義、排外心理和專制主義的機器。我同樣相信，正是球賽失敗而非勝利，才能強化民族主義。”《明鏡》周刊記者追問：“為什麼會是這樣？”帕慕克回答：“正是災難造就民族主義，無論這種災難是地震還是戰敗。托爾斯泰在其系列小說中，曾講述抗擊拿破崙的戰爭究竟怎樣塑造俄羅斯人的民族認同感。土耳其隊以0∶8輸給英格蘭隊，也是同樣的一場災難。”《明鏡》周刊記者提示：“不過土耳其國家足球隊在6年前的世界盃中還獲得季軍呢！”在2002年5月31日—6月30日韓日世界盃決賽周，土耳其國家足球隊在小組賽中以1∶2負於巴西隊、1∶1戰平哥斯大黎加隊、3∶0擊敗首次沖入世界盃的中國國家男子足球隊，在八分之一決賽中以1∶0擊敗東道主日本隊，在四分之一決賽中以1∶0擊敗曾淘汰世界盃上屆冠軍法國隊的塞內加爾隊，在半決賽中再度與巴西隊狹路相逢並以0∶1惜敗於本屆世界盃冠軍之手，在季軍爭奪賽中以3∶2擊敗東道主韓國隊。帕慕克承認上述事實，但是強調土耳其國家足球隊自從喪失2006年德國世界盃參賽資格後，與土耳其媒體一起將失敗原因歸咎於裁判不公和各類陰謀。所以他斷言：“這太可怕了，現在土耳其足球助長著土耳其民族主義，卻不利於整個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