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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經濟政策的後果是經濟領域的劇烈波動，貧富分化加劇，由此產生廣泛的社會影響和深刻的政治影響，是為伊斯蘭主義在土耳其政壇異軍突起的歷史背景。1988—1994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為2.6%，其中1988年達到9.1%，1994年下降為5.4%。通貨膨脹率，20世紀80年代初低於40%，1987年上升為70%，1992年達到120.7%。1987年，20%的富人擁有49.9%的收入；1994年，20%的富人擁有54.9%的收入。
六、城市化進程
1927年，土耳其共和國的鄉村人口共計1 140萬人，規模超過萬人的城市人口共計220萬人，規模超過萬人的城市人口在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為16.4%。1950年，鄉村人口共計1 710萬人，規模超過萬人的城市人口共計390萬人，規模超過萬人的城市人口在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為18.5%。其間，鄉村人口年均增長1.7%，城市人口年均增長2.4%；城市人口的增長速度與總人口的增長速度大體持平，城市化水平低於同時期的中東國家埃及和伊朗。
自20世紀50年代以後，土耳其的人口增長速度明顯加快，從1950年的2 100萬人增至1970年的3 485萬人，1990年達到5 610萬人。流通領域的活躍和市場經濟的成長密切了鄉村與城市之間的經濟聯繫，產業結構的轉型導致人口分布的相應變化，工業化和農業市場化的長足進步加速了土耳其的城市化進程。工業化進程產生了城市對於勞動力的巨大需求，而農業機械化程度的提高導致鄉村農業勞動力的大量剩餘，城市化可謂兩者的合力疊加的結果。
1950—1970年，土耳其出現了空前的人口流動浪潮，大量人口離開鄉村，湧入城市，城市規模由此迅速擴大。儘管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實行優先發展農業的政策和大幅度增加農業投資，20世紀50年代仍然出現鄉村人口流向城市的明顯趨勢，約150萬人離開土地，其中60萬人移入4個最大的城市。1950—1960年，城市人口從524萬人增長到886萬人，城市人口在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從25%上升為32%。1970—1980年，城市人口從1 369萬人增長到1 965萬人，城市人口在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從38.5%上升為44%。至1997年，城市人口在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達到65%。
1950—1975年，土耳其人口年均增長率2.7%。其間，儘管鄉村人口出生率高於城市40%，然而鄉村人口年均增長率僅為1.3%，城市人口年均增長率高達6%，其中規模超過10萬人的大城市人口年均增長7.4%。大量鄉村人口移入城市，無疑是城市人口增長速度高於鄉村人口增長速度的直接原因。據統計，1970年，超過60%的城市人口，其出生地系其他省份，屬於外來移民。移入城市的鄉村人口，主要來自無地或少地的農民。1950年以前，鄉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具有明顯的季節性；1950年以後，移入城市的鄉村人口大都轉化為城市常住居民。
城市化進程加快的突出表現，是城市規模的擴大。20世紀20年代，人口超過10萬人的城市只有伊斯坦堡和伊茲密爾；20世紀40年代，人口超過10萬人的城市也只有伊斯坦堡、伊茲密爾和安卡拉，另有人口5萬—10萬人的城市6個，人口2.5萬—5萬人的城市21個。1955年，人口超過10萬人的城市增至6個，人口5萬—10萬人的城市增至11個，人口2.5萬—5萬人的城市增至26個。1960年，人口超過10萬人的城市增至9個，人口5萬—10萬人的城市增至18個，人口2.5萬—5萬人的城市增至30個。1940年，城市的平均規模為3.3萬人；1975年，城市的平均規模達到5.7萬人。1950—1980年，規模超過10萬人的城市增至29座；1980年伊斯坦堡、安卡拉和伊茲密爾三大城市人口占城市總人口的36%，其餘規模超過10萬人的城市人口占城市總人口的27%。安卡拉的人口由1950年的29萬人增至1970年的124萬人，1990年達到256萬人。伊斯坦堡的人口由1950年的98萬人增至1970年的214萬人，1990年達到622萬人。伊茲密爾的人口由1950年的23萬人增至1970年的52萬人，1990年達到176萬人。阿達納的人口由1950年的12萬人增至1970年的35萬人，1990年達到92萬人。1997年，人口超過50萬人的城市達到10個，其中伊斯坦堡900萬人，安卡拉360萬人，伊茲密爾310萬人，布爾薩190萬人，阿達納160萬人。土耳其的大城市主要分布於經濟發達的色雷斯、馬爾馬拉海沿岸、愛琴海沿岸和地中海沿岸，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意味著土耳其的人口分布自安納托利亞中東部的高原內陸農業地區向西部工業地區及伊斯坦堡、伊茲密爾和阿達納諸多大城市的人口移動。相比之下，黑海沿岸和安納托利亞東部及東南部的貧困地區沒有人口超過20萬人的城市，16個城市中只有5個城市人口在10萬—20萬人之間。
19世紀末伊斯坦堡街道
作為人口迅速增長和工業化長足進步的歷史結果，城市化導致社會結構的相應變化，塑造著嶄新的社會階層。一方面，現代產業工人逐漸崛起，成為舉足輕重的社會勢力；另一方面，鄉村移民居住的棚戶區逐年擴大，城市貧困人口急劇膨脹。1950年，城市周邊的棚戶區住戶約5萬戶，居住人口約25萬人，棚戶區人口約占城市總人口的4.7%。1960年，城市周邊的棚戶區住戶約24萬戶，居住人口約120萬人，棚戶區人口約占城市總人口的16.7%。1970年，城市周邊的棚戶區住戶約60萬戶，居住人口約300萬人，棚戶區人口約占城市總人口的23.6%。1980年，城市周邊的棚戶區住戶約115萬戶，居住人口約575萬人，棚戶區人口約占城市總人口的26.1%。1990年，城市周邊的棚戶區住戶約175萬戶，居住人口約875萬人，棚戶區人口約占城市總人口的33.9%。以上數字表明，20世紀50年代是城市化進程最快的階段，而20世紀80年代，城市周邊的棚戶區數量、居住人口數量和占城市人口的比例均呈明顯上升的趨勢。隨著城市周邊棚戶區的逐年擴大和城市貧困人口的急劇膨脹，城市社會的貧富對立日趨凸顯，加之傳統秩序的崩壞導致從鄉村移入城市的下層民眾處於無助的狀態以及嚴重的失業現象，提供了激進勢力和極端傾向滋生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