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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烏拉維教團是13世紀著名神秘主義詩人麥烏拉納·賈拉倫丁·魯米（Mevlânâ Celâleddin Mehmed Rumi，1207—1273年）在安納托利亞創建的蘇非教團，科尼亞是麥烏拉維教團的中心所在。麥烏拉納·賈拉倫丁·魯米被其追隨者稱為毛拉，該教團故而得名。旋轉舞是麥烏拉維教團最具特色的宗教儀式，麥烏拉維教團的成員因此被稱作“舞蹈的苦行僧”。奧斯曼帝國時期，麥烏拉維教團的道堂遍布帝國各地，宗教政治影響十分廣泛。
麥烏拉納·賈拉倫丁·魯米教導弟子
土耳其最具影響力的教團，是納格什班迪教團（Nageshibande）。該教團系塔吉克人穆罕默德·白拉丁於14世紀創建於中亞的布哈拉，15世紀傳入安納托利亞。納格什班迪教團的標誌性修煉方式，是在胸前劃線以示淨化心靈，穆罕默德·白拉丁則被其追隨者稱作納格什班德，意為畫家，該教團故而得名。納格什班迪教團是典型的遜尼派教團，明顯區別於具有什葉派濃厚色彩的拜克塔什教團，以積極入世、關注現實、參與社會和干預政治而著稱。納格什班迪教團於1925年因涉嫌參與庫德人叛亂而遭到取締，20世紀50年代逐漸取得合法地位。納格什班迪教團長老穆罕默德·扎希德·科特庫於1958—1980年任伊斯坦堡的伊斯坎德爾帕夏清真寺伊瑪目，與包括內切梅廷·埃爾巴坎和圖爾古特·厄扎爾（Turgut Sunalper）在內的土耳其政壇精英來往密切，長期支持民族秩序黨和救國黨，致力於伊斯蘭教育的發展，伊斯坎德爾帕夏清真寺則成為納格什班迪教團的重要據點。1980年穆罕默德·扎希德·科特庫死後，納格什班迪教團轉向支持祖國黨和繁榮黨。納格什班迪教團具有現代伊斯蘭主義的政治傾向，主張恢復伊斯蘭教法，重建伊斯蘭教的政權，抵制西方影響，被土耳其世俗界視為最具顛覆形象的蘇非教團。
努爾朱教團（Nurcus）是納格什班迪教團的重要分支，形成於20世紀60年代，尊奉庫爾德學者賽義德·努爾西（Said Nursî，1878—1960年）作為教團的奠基人和精神領袖，強調神秘主義的信仰方式，捍衛伊斯蘭文化，反對世俗主義的國家體制，主張以《古蘭經》作為憲法和回歸教法治理下的社會秩序。賽義德·努爾西一生歷經奧斯曼帝國、凱末爾時代和多黨制民主化時代，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支持土耳其民族獨立運動，繼而因反對世俗主義改革與凱末爾政權分道揚鑣，多次被土耳其共和國政府以反對世俗主義的罪名判處監禁，而政府的迫害無疑擴大了賽義德·努爾西的影響，提高了賽義德·努爾西的聲望。賽義德·努爾西強調《古蘭經》與現代科學的一致性和非矛盾性，主張隨著時代的變遷和進步而重新解讀《古蘭經》，不可拘泥於傳統的詮釋，致力於非暴力的政治參與，倡導不同信仰和不同教派之間的宗教寬容，呼籲伊斯蘭世界與基督教世界之間的文明對話。
1950年民主黨在大選中獲勝後，發布特赦令，釋放賽義德·努爾西。獲釋後的賽義德·努爾西成為民主黨的支持者，在1954年大選期間為民主黨爭取選票。努爾朱教團於20世紀50年代支持民主黨，20世紀60—70年代支持正義黨和救國黨，80—90年代支持正確道路黨和祖國黨。努爾朱教團大約包括10個分支，持不同的宗教和政治傾向，其中最具影響力的分支是法特胡拉·葛蘭的追隨者。葛蘭1941年出生於東部埃爾津詹省的克魯庫克村，1958年任職於埃迪爾內清真寺，1962年任職於伊茲密爾清真寺，1971年因從事非法的宗教宣傳被判處7個月監禁，20世紀90年代初成為擁有眾多追隨者的精神領袖。90年代初，葛蘭的追隨者控制著遍布全國的公司、非政府組織、慈善基金會、學校、媒體，人數約為50萬—100萬。
蘇萊曼哲教團也屬於納格什班迪教團的分支，由蘇萊曼·希勒米·圖納罕（1888—1959年）創立，反對凱末爾主義、世俗化和共和制，具有明顯的極端傾向，支持正義黨和祖國黨。
與諸多伊斯蘭極端主義組織和蘇非教團相比，具有合法地位的伊斯蘭政黨普遍表現為溫和的政治傾向，承認現存的政治秩序和社會制度，崇尚伊斯蘭教的治國方略和伊斯蘭文化的普世原則。多黨制時代第一個伊斯蘭政黨是伊斯蘭民主黨（Islamic Democratic Party），始建於1951年年初，創始人是切弗特·里法特·阿提爾罕，持反對猶太復國主義的立場，6個月後遭到取締。
民族行動黨（Nationalist Movement Party）興起於20世紀60年代，創建者是阿爾帕斯蘭·圖爾克斯，宣傳泛伊斯蘭主義的政治思想，譴責凱末爾的世俗主義。
20世紀60年代中葉，蘇萊曼·德米雷爾領導的正義黨帶有濃厚的伊斯蘭教色彩，伊斯蘭主義與世俗主義的抗爭構成正義黨與共和人民黨角逐政壇的重要內容。諸多伊斯蘭政黨的政治實踐，標誌著土耳其的伊斯蘭主義運動步入新的歷史階段。
伊斯蘭主義的復興，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土耳其現代化進程的長足發展呈同步的趨勢，具有廣泛的社會基礎，包括諸多傳統社會勢力和新興社會群體。“土耳其伊斯蘭復興運動是伴隨著資本主義發展進程而產生發展的。它在不發達地區捍衛占主導地位的社會經濟群體的利益，在較發達地區則代表了受資本主義急速發展的消極影響而出現的個人或群體的抗議運動”。[13]土耳其早期的伊斯蘭主義政黨，主要代表“安納托利亞那些在以伊斯坦堡作為據點的現代部門的衝擊下尋求保護的店主、手工業者以及小商人”的利益和要求。[14]相比之下，“繁榮黨訴諸社會福利、社會公正和政治自由……進而試圖接近政府職員和工人，以便在將來使他們成為自己的支持者”。[15]然而，土耳其伊斯蘭復興運動和諸多伊斯蘭政黨的領導人大都缺乏宗教的身世，而是出自世俗的階層，具有中產階級的社會背景，普遍受過良好的世俗教育。以1973年大選中的救國黨為例，參與競選議會席位的450名救國黨成員中，自由職業者占33.7%，公職人員占19.2%，工商界人士占21.2%，而教職人員僅占2.8%；當選議員的48名救國黨成員中，自由職業者占55.8%，公職人員占20.7%，工商界人士占10.4%，而教職人員僅占12.4%。如同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一樣，土耳其的諸多伊斯蘭組織強調保障弱勢群體的利益，致力於慈善互助事業和社會救濟活動，在社會中下層民眾中具有廣泛的影響。另一方面，土耳其的伊斯蘭主義和宗教政治不同於伊朗，缺乏眾望所歸的宗教領袖和完整嚴密的組織體系，無論是伊斯蘭極端主義組織和蘇非教團還是伊斯蘭政黨皆各行其是，難以形成否定世俗政治的廣泛社會基礎和政治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