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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60年軍事政變與1961年憲法
共和人民黨與軍方之間具有密切的歷史淵源，行伍出身的共和人民黨領導人伊斯梅特在土耳其軍中素有極高的威望。相比之下，民主黨領導人凱拉勒·拜亞爾和阿德南·門德列斯均為文官出身，並無軍旅生涯，排斥軍人的政治干預。民主黨於1950年執政伊始，首先更換包括武裝部隊總參謀長在內的軍方高層將領，以求消除軍事政變的隱患。20世紀50年代後期，阿德南·門德列斯的獨裁統治導致軍方的強烈不滿。1957年12月，9名軍官涉嫌反對政府，在伊斯坦堡遭到逮捕，民主黨政府與軍方之間的關係開始出現惡化的徵兆。“1959—1960年政府針對反對派所採取的鎮壓性手段，僅僅是企圖遏止要求變革的不斷高漲的潮流的絕望掙扎”。[2]
1958年10月，農民黨與共和民族黨宣布合併。同年11月，自由黨與共和人民黨宣布合併。1959年1月，共和人民黨舉行反對派民主論壇，呼籲大國民議會實行兩院制、成立憲法法院、承認大學的自治地位、保障新聞自由。1959年4月，包括伊斯梅特和46名議員在內的反對派在烏薩克（Usak）舉行政治集會，其間遭到民主黨政府的干擾。伊斯梅特在隨後從伊茲密爾返回伊斯坦堡的途中，險遭暗殺。同年5月，共和人民黨議員與民主黨議員在大國民議會發生激烈的肢體衝突。
1960年4月，民主黨控制的大國民議會決定成立專門委員會，調查政治反對派，共和人民黨議員旋即退出議會，以示抗議。隨後，伊斯梅特發表演講，指出土耳其人經過長期的努力才結束共和人民黨的一黨獨裁，建立多黨制的民主體制，如果民主黨繼續排斥和迫害反對派政黨，勢必引發新的政治革命。與此同時，在伊斯坦堡和安卡拉，學生舉行示威，反對民主黨的獨裁專制，民主黨政府隨後宣布在這兩座城市實行軍事管制。
1960年5月，軍方發動政變，接管安卡拉和伊斯坦堡的政府機構，解散議會，逮捕包括阿德南·門德列斯在內的民主黨官員，宣布成立由38名軍官組成的民族團結委員會（National Unity Committee）作為行使立法權和行政權的最高機構，推舉前陸軍司令傑馬爾·古爾賽勒出任國家元首、內閣總理兼國防部長。軍方政變受到共和人民黨支持者的歡迎，許多城市舉行了盛大的慶祝活動。然而，在安納托利亞內陸的廣大鄉村，下層民眾對於軍方政變和民主黨政府垮台的反應相對平淡。
傑馬爾·古爾賽勒
軍方將被捕的民主黨官員關押在馬爾馬拉海的一個戒備森嚴的島嶼， 任命9人組成的特別法庭負責審理。1961年9月，特別法庭作出判決，裁定123人無罪釋放，判處31人終身監禁，判處418人有期徒刑，前總理阿德南·門德列斯以及前外交部長祖爾魯和前財政部長波拉克坦被執行死刑，前總統凱拉勒·拜亞爾由於年事已高和健康原因而免予執行死刑，1966年獲釋。判決結果宣布後，許多外國政府首腦和共和人民黨領導人伊斯梅特曾經表示希望赦免阿德南·門德列斯、祖爾魯和波拉克坦的死刑判決，遭到民族團結委員會的拒絕。1990年9月，土耳其政府在伊斯坦堡為阿德南·門德列斯、祖爾魯和波拉克坦舉行國葬，恢復3人的政治名譽。
軍方在政變後發表的聲明中宣布：“把這次軍隊接管政權視為普通的政變是不對的……政府應該保護公民權，應該體現國家、法律、公正、道德和公共利益的原則，而公共服務已經變成了受個人野心以及階級特權影響的物質力量代表……國家已經變成了謀求個人利益和實現個人野心的工具……因此政權失去了與其真正的權力來源的所有精神聯繫，所以要結束這個政權……這個政權現在實際上已經違背真正國家的基本的核心制度，也違背阿塔蒂爾克的改革……從合法性的角度來看，現在的狀況也是一樣。一個合法的政府應該源於其依法行政的能力。政府及其權力機構不斷炮製違反憲法的新的法律，然後將這些法律作為破壞憲法的工具。政府還做出了一些沒有任何法律依據的事情……我們的目標在於重建法律秩序……以上就是今天擺在我們面前的一些理由，這些理由說明何以必須重新組織和重建我們的國家機構和社會機構、政治權力和合法政府。我們把民族團結委員會安排國家部隊和機構接管政府的行動看作是為了重建合法統治而採取的手段，目的在於改變這樣一種情況：社會機構實際陷於癱瘓、人民被唆使相互殘殺，及其導致的無政府狀態。”[3]
1960年5月，在發動政變的次日，軍方召集來自伊斯坦堡大學的5名法學教授在首都安卡拉發表聲明，認同軍事政變的合法性和法理依據。6月，由發動政變的軍官控制的民族團結委員會指定法學教授擬定臨時憲法，闡述軍事政變和政權更替的法律基礎，宣布民主黨政府違背憲法。8月，民族團結委員會清洗持不同政見的軍官，包括總參謀長拉吉卜·古姆斯帕拉和200餘名將軍在內的約5 000名軍官被解除職務。9月，民族團結委員會宣布取締民主黨。
在民族團結委員會內部，傑馬爾·古爾賽勒（Cemal Gürsel，1895—1966年）為首的多數成員持相對溫和的政治立場，主張恢復憲政體制、舉行大選和還權於民選政府。阿爾帕斯蘭·圖爾克斯（Alparslan Türkeş，1917—1997年）上校是1960年軍方政變的重要組織者，也是民族團結委員會的核心人物之一，代表軍方內部的激進政治勢力，主張延續軍人政權和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舉措。1960年11月，民族團結委員會的14名激進派軍官成員，包括阿爾帕斯蘭·圖爾克斯上校，由於涉嫌反對恢復文官政治和試圖建立軍人獨裁而遭到傑馬爾·古爾塞勒的清洗。1961年1月，民族團結委員會解除政治活動禁令，允許政黨參與選舉，進而召開272人組成的制憲會議，邀請除民主黨以外的其他政黨和社會各界的代表，與民族團結委員會成員共同參加制憲會議，討論由伊斯坦堡大學校長希迪克·薩米·奧納爾和安卡拉大學法學教授亞烏茲·阿德南分別主持擬定的兩部新憲法草案，最後確定將亞烏茲·阿德南主持擬定的新憲法草案交由全民公決。1961年7月，土耳其舉行新憲法草案的全民公決，635萬人支持，支持率為61.7%，393萬人反對，反對率為38.3%，另有241萬人棄權，新憲法獲得通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