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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化無疑是土耳其共和國歷史發展的基本方向，凱末爾時代諸多改革舉措的宗旨在於推動土耳其共和國的現代化進程，而極權政治則是特定歷史條件下土耳其現代化改革的客觀需要和推動土耳其現代化進程的有力槓桿。凱末爾之作為土耳其國父的個人魅力和絕對權威，構成極權政治得以實踐的重要條件。凱末爾作為共和人民黨的領袖和克里斯瑪式的統治者，具有不可替代的絕對權力。凱末爾主義之官方意識形態的地位，則是凱末爾時代極權政治的產物和表現。蘇丹制度的廢除和哈里發制度的終結以及其後的一系列世俗化舉措，無疑包含著宗教政治衰落和世俗政治強化抑或從神權向俗權轉變的歷史內容。然而，土耳其共和國的世俗化進程與政治民主化進程並未表現為同步的趨向。凱末爾主義的世俗化政策，不僅損害了傳統教界的既得利益，而且導致官方思想與民間信仰的嚴重對立，進而在意識形態方面切斷了連接國家與民眾的重要紐帶。所謂的世俗主義和國家主義旨在服務於民族主義和極權主義的政治需要，而革命主義則集中體現凱末爾時代土耳其共和國的劇烈政治變革。政府、共和人民黨與凱末爾的三位一體，構成凱末爾時代土耳其共和國的政治模式。凱末爾時代一黨制的政治實踐與共和主義之主權在民的政治理念大相逕庭，所謂的共和主義和民眾主義可以說徒具虛名，只是凱末爾美化個人的政治口號抑或土耳其共和國政治生活的發展方向，並非“凱末爾主義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在各地視察的凱末爾
作者點評：
土耳其共和國誕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風雨飄搖和戰火紛飛的民族危亡之際，西方列強的凌辱和希臘軍隊的入侵激發了土耳其人的民族情感。凱末爾主義作為土耳其共和國早期的主流思想和官方意識形態，根源於凱末爾時代的特定歷史環境。民族主義無疑是凱末爾主義的核心內容，異常尖銳的民族矛盾賦予凱末爾主義之民族主義的鮮明色彩。共和主義、平民主義、世俗主義、國家主義和革命主義作為民族主義的邏輯延伸，則是新興的土耳其共和國擺脫奧斯曼帝國遺留的傳統陰影進而實現土耳其民族復興和推動土耳其共和國現代化進程的歷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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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卡爾帕特：《當代中東的政治和社會思想》，陳和豐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470頁。
[2] 路易斯：《現代土耳其的興起》，第371—372頁。
[3] Aksan， A.， Quotations from Mustafa Kemal， Ankala1982， p.33， p.37， p.39.
[4] 路易斯：《現代土耳其的興起》，第491頁。
[5] Aksan， A.， Quotations from Mustafa Kemal， p.34.
[6] 路易斯：《現代土耳其的興起》，第267頁，第490頁，第492頁。
[7] Ozbudun， 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come Distribution in Turkey， New York 1979， p.38.
[8] Shaw， S. J. ＆ Shaw， E. K.，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vol.1， p.347.
[9] 路易斯：《現代土耳其的興起》，第434頁。
[10] 路易斯：《現代土耳其的興起》，第276頁。
[11] 路易斯：《現代土耳其的興起》，第431頁。
[12] Atasoy， Y.， Turkey， Islamists and Democracy， London 2005， p.38.
[13] 路易斯：《現代土耳其的興起》，第301頁。
[14] 路易斯：《現代土耳其的興起》，第496頁。
[15] 卡爾帕特：《當代中東的政治和社會思想》，第511頁。
[16] 卡爾帕特：《當代中東的政治和社會思想》，第462頁。
[17] 路易斯：《現代土耳其的興起》，第508頁，第391頁。
第十三章 威權政治的終結
一、伊斯梅特與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
伊斯梅特（İsmet İnönü）1884年出生於伊茲密爾，畢業於伊斯坦堡軍官學校，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曾任奧斯曼帝國軍隊的軍團司令。土耳其獨立戰爭期間，伊斯梅特出任安卡拉軍隊的參謀總長，於1921年兩次率軍在伊納尼擊潰入侵安納托利亞的希臘軍隊，取得了輝煌的戰績。1934年，土耳其政府推行新的姓氏制度，議會將伊諾努作為伊斯梅特的專用姓氏，以表彰其在土耳其獨立戰爭期間特別是在兩次伊納尼戰役中的卓越貢獻。1923年，伊斯梅特作為外交部部長，代表土耳其政府與協約國簽署《洛桑條約》。土耳其共和國成立後，伊斯梅特長期擔任內閣總理。1938年11月10日，凱末爾在伊斯坦堡病逝。次日，大國民議會選舉伊斯梅特繼任總統，他成為土耳其共和國的第二任總統。伊斯梅特於1938—1950年擔任總統期間，土耳其共和國經歷了威權體制衰落和民主化進程啟動的深刻變革。如果說凱末爾是土耳其共和國的締造者，那麼伊斯梅特可謂土耳其共和國民主化進程的開創者。
伊斯梅特
凱末爾時代是土耳其共和國威權政治的典型階段，共和人民黨作為唯一合法政黨壟斷了國家權力，議會選舉流於形式，民眾的合法參與缺乏必要的政治空間，反對派政黨在政治舞台上銷聲匿跡，安納托利亞東南部山區的庫德人武裝組織成為僅存的反政府勢力，持不同政見的保皇派、自由主義者、伊斯蘭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只限於在遙遠的巴黎、索菲亞、大馬士革和開羅發出微弱的聲音。1939年6月，共和人民黨召開第五次大會，實行政黨組織與政府機構的分離，嘗試推動執政黨內部的改革進程。然而，土耳其共和國的政治生活依舊沿襲凱末爾時代自上而下的威權模式，總統凌駕於社會之上，操縱共和人民黨和大國民議會，控制內閣政府，共和人民黨、大國民議會和內閣政府構成威權政治的御用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