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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迅速而便利地取得現金的迴轉，蘇丹沒有直接去管理這類土地的賦稅，而是採取按照不同的租約和轉讓方式，把賦稅放給別人的辦法”。[4]於是，包稅制逐漸取代封邑制，成為奧斯曼帝國開闢財源和聚斂財富進而保證軍餉支出的有效手段。包稅者大都出自商人階層，構成連接中央政府與鄉村民眾的重要紐帶。最初，包稅者僅僅充當非官方的徵稅人，徵稅期限通常為3年，徵稅標準由中央政府規定。久而久之，包稅權逐漸世代相襲，包稅者權力範圍擴大，控制鄉村民眾，形成廣泛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影響，進而構成否定國家土地所有制直至挑戰蘇丹和帝國政府的潛在隱患。
封邑制的衰落明顯削弱蘇丹政府對於行省和桑賈克的直接控制，助長奧斯曼帝國地方勢力的離心傾向。另一方面，包稅制的推行切斷了國家與農民之間的聯繫，農民失去政府提供的保護，逐漸依附於包稅人；與此同時，包稅人不斷擴大其對於土地的支配權和控制權，進而演變為大地產主和鄉村的統治者。“在理論上，他們只是作為租約人和租稅包收人而占有地產的，但是，日益變得軟弱的政府失去對各省的控制權，這些新土地所有者因而能夠增多他們占有的土地，並且增強了這種占有的可靠性。在17、18世紀，他們甚至開始篡奪政府的一些職權”。[5]
三、商路轉移與價格革命
儘管奧斯曼帝國的崛起並非導致新航路開闢的主要原因，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導致新航路開闢的觀點具有誇大和虛構的成分，然而新航路的開闢對於奧斯曼帝國無疑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奧斯曼帝國橫跨亞非歐大陸的中央地帶，扼守東西方之間傳統貿易的十字路口。中國、印度、波斯與基督教歐洲之間的陸路貿易，以及紅海、黑海和地中海東部的海上貿易，無不處於奧斯曼帝國的控制之下。伊斯坦堡、布爾薩、杜布羅夫斯克、阿勒頗和亞歷山大港，構成奧斯曼帝國貿易網絡的重要樞紐。幅員遼闊的奧斯曼帝國具有巨大的市場需求，東西方之間的過境貿易尤其構成奧斯曼帝國的重要財源。奧斯曼帝國控制陸路貿易，長期採用商旅駝隊的販運方式。歐洲基督教諸國控制海路貿易，主要採用商船販運貨物。
新航路的開闢引起世界範圍內商路的轉移，大西洋成為東西方之間的主要貿易通道。自大西洋經好望角至印度洋的新興海上貿易，開始挑戰奧斯曼帝國控制的傳統陸路貿易。17世紀的一位奧斯曼學者曾經這樣寫道：“現在歐洲人已經學會認識整個世界；他們的船隻派往世界各地，並奪取了重要港口。在過去，印度、信德和中國的貨物照例都是首先來到蘇伊士，然後經穆斯林的手分發到世界各地。但是，如今這些貨物都已改由葡萄牙、荷蘭和英國等國船隻載運前往法蘭基斯坦，再由那裡分運到世界各地。凡是他們自己不需要的東西，便運來伊斯坦堡和其他伊斯蘭的地方，並以五倍的高價出售，從而大發其財。伊斯蘭各地因此越來越感到金銀的缺乏。奧斯曼帝國必須設法取得葉門沿海各地，以及通過那些地方的貿易，否則，在不久的將來，歐洲人便將控制伊斯蘭各地。”[6]然而，基督教歐洲商人經營的海上貿易此時並未完全取代途經奧斯曼帝國的陸路貿易。“1630年後，歐洲消費的香料和胡椒肯定已改經大西洋運輸，但是絲綢，不久以後的咖啡和藥材，再往後的棉花以及印花布或單色布，仍由近東運往歐洲”。[7]
奧斯曼帝國長期實行銀本位的貨幣制度，銀幣阿克切構成奧斯曼帝國的基本貨幣形式。新航路開闢後，美洲的貴金屬特別是廉價的白銀，經歐洲大量流入中東，導致奧斯曼帝國的所謂價格革命。奧斯曼帝國自16世紀末開始出現明顯的貨幣貶值。金幣與銀幣的兌換比例，1580年是1∶60，1590年為1∶120，1640年為1∶250。貨幣貶值導致奧斯曼帝國政府歲入銳減，從1534年的500萬金幣下降為1591年的250萬金幣。與此同時，小麥的價格在16世紀上漲20倍。儘管如此，也不應過分強調價格革命與奧斯曼帝國衰落之間的必然聯繫，不應將奧斯曼帝國的衰落簡單歸結為價格革命的結果。所謂的價格革命緣起於新航路的開闢，價格革命首先影響西歐諸國，繼而波及奧斯曼帝國境內，後者所受影響的程度遠不及前者，價格革命在西歐諸國和奧斯曼帝國所導致的後果也迥然不同，進而形成西歐諸國與奧斯曼帝國之間日趨明顯的歷史落差。
四、對外戰爭的敗績
伊斯蘭教的傳統理論強調社會成員的信仰差異，明確區分穆斯林統治的伊斯蘭領土與異教徒統治的戰爭區域，進而將征服異教徒統治的戰爭區域視作伊斯蘭國家的終極目標。奧斯曼土耳其人興起於伊斯蘭世界與基督教世界接壤的邊疆地帶，奧斯曼帝國賴以存在的歷史基礎在於穆斯林對基督徒發動的聖戰和伊斯蘭世界的領土擴張，而奧斯曼帝國的衰落直接表現為對外戰爭的失利與領土的喪失。
17世紀中葉，奧斯曼帝國在東南歐領有的疆域超過法國和西班牙面積的總和，奧斯曼帝國的軍隊駐紮在波蘭南部的布格河、俄羅斯南部的頓河和第涅伯河沿岸。奧斯曼帝國在亞洲領有的疆域，西起紅海，東至扎格羅斯山，北起高加索山區，南至波斯灣。在非洲，埃及和馬格里布的穆斯林祝福著伊斯坦堡的蘇丹。在東地中海水域，羅德島、克里特島和賽普勒斯的基督徒向奧斯曼帝國稱臣納貢。17世紀後期，奧斯曼帝國在與歐洲基督教諸國的戰爭中屢遭敗績。1683年，奧斯曼帝國軍隊攻勢受挫，兵敗維也納城下，匈牙利和貝爾格勒脫離奧斯曼帝國，伊斯坦堡的蘇丹在多瑙河以北地區的統治權力喪失殆盡。與此同時，威尼斯人奪取希臘諸地，俄國軍隊攻占黑海北岸的亞速。1699年，奧斯曼帝國蘇丹穆斯塔法二世（Mustafa II，1695—1703年在位）被迫簽訂《卡羅維茲和約》，承認波蘭對於烏克蘭南部的統治權、奧地利對於特蘭西瓦尼亞和匈牙利的統治權、威尼斯對於希臘南部的統治權、俄羅斯對於德涅斯特河以北地區的統治權。《卡羅維茲和約》（Treaty of Karlowitz，又譯《卡爾洛夫奇條約》）的簽署，標誌著奧斯曼帝國與基督教歐洲之間的關係開始出現明顯的變化，奧斯曼帝國對於基督教歐洲的軍事態勢由主動性的戰略進攻轉變為被動性的戰略防禦。